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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的主战场上却是大败亏输，最终非但没有击败红军，还在4月5日丢失了无锡，导致整个太湖水域完全变成了红军的内湖……
对此，挨了当头一棒的侵华日军“南支那派遣军”，自然咬牙切齿，悔恨不已，决心在准备充足之后，就要卷土重来，再次在太湖跟红军一较高下……遗憾的是，他们已经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因为，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最终审判，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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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上海苏维埃的“愚人节通牒”被发出几天之后，终于在全国各地得到了一些反响，可惜大多都是很坏的评价，充满了嘲笑和讽刺。甚至就连不知内情的贵州中央局，都发来了一份教训口吻的电报，认为上海苏维埃政府这种中二气息十足的宣传方式，简直是莫名其妙的乱弹琴：
“……我们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许多人常常以为自己写的讲的人家都看得很懂，听得很懂，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他写的和讲的是党八股，人家哪里会懂呢……”
对此，诸位“游戏异时空”的穿越者们，纷纷在语言上表示谦虚受教，但在行动上却是坚决不改。
而身在上海的鲁迅先生，也对上海红军的这番“放空话”表示不满，尖锐地批评说“你们光靠说大话是吓不死人的”……但鉴于他有着那么多的“日本友人”，诸位穿越者们实在是不敢在事前告诉他真相。
除此之外，胡适在北平广播电台发表的投降主义演讲，更是让上海苏维埃政府的众人跌破了眼镜——在另一个时空，这货虽然跟汪精卫、周佛海勾勾搭搭。组织了一个投降卖国的“低调俱乐部”，但好歹还守住了底线，没有跟汪精卫一起去当汉奸；可是在这个时空。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在日本的侵华战争中，看起来似乎跟日本穿一条裤子，结果这位亲美英的胡适先生在北平沦陷之后，就很自然地投靠日本当汉奸了。
在胡适的投降主义演讲之中，这家伙的主要观点是弱国不能与强国斗：“我们在战争中将毫无所获，剩下的只是一连串的毁灭、毁灭和再毁灭……我情愿亡国也不愿毁灭”。
因此，在帝国主义的进攻面前。一切抵抗都是徒劳的，都是有害于民族前途的，都是会招致毁灭的！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顺从投降！素质低劣的中国人就应该乖乖被殖民做牛做马才对。这样的话，兴许在几十年之后，就有可能享受到日本帝国主义赏赐的“文明”、“进步”和“自由”。
至于坚决抵抗日军入侵的工农红军，在胡适嘴里就是“给民族招致毁灭的罪魁祸首”。“反人类反自由反文明的社会毒瘤”。是要被他这种爱国爱民的士大夫踩在脚底下唾骂一万年的。
此外，胡适还阐述了自己的“洋奴观”。就是他认为中国的一切都不如外国，公然说：中国这个民族是“又愚又懒的民族，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的民族……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知识、文学、音乐、艺术、连身体都不如人。”不过，他认为就算中国亡了自己也不会当亡国奴。因为他可以去做美国人，并说这就叫做“去无道而就有道”！
……
这样一番堪称是不要脸到了极点的卖国言论。让众人在收音机前听得瞠目结舌。尤其是胡适曾经的上司和老朋友陈独秀同志，更是气得涨红了脸，准备写稿子跟他对喷……而王秋也是听得不胜唏嘘：
“……唉，记得在上高中的时候，我还挺崇拜周作人和胡适这些民国小资文人的，但随着年龄和阅历增长，就越来越反感他们了……一句话：‘文人无德’！这帮家伙不仅缺乏最起码的责任心和耐心，还大多不事生产。他们不仅满脑子都是浪漫主义的花言巧语，还喜欢站在道德的至高点上俯瞰众生，完全不顾自己的节操也是一屁股的狗屎。他们总喜欢打扮出一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臭屁模样，但却又打心眼里视他人为愚民！别看他们嘴上总是打着为百姓立命，为天下谋民主和自由的口号，但要是真让这些西装革履高贵冷艳的“文曲星”们，下到基层去和泥腿子在一起待几天，他们就马上要原型毕露了——那些口口声声喊着人权和自由的家伙，其实往往是最不把老百姓当人看的！真不知日后为啥还有那么多人追捧他们！”
“……这个我倒是有一点理解。毕竟，我跟如今胡适也算是同行。”金奇娜插嘴说，“……在我们那个时代怀念民国的文艺青年，并非不知道新中国远远强过民国，只不过是希望能过上民国文人那种高高在上的优越生活而已。而他们之所以厌恶新中国，硬是将其视之为炼狱，也是因为新中国破除了愚民政策，实行了全民教育，结果导致了文化贬值，使得文人们再也没有过去两千多年里那种高高在上的优越地位……说白了，就是一群头脑还活在封建年代的文艺青年，在新时代里发出的丧家之犬的哀嚎罢了！”
说到这里，她忍不住叹了一口气，“……未来的文人之所以没有民国时代的文人舒服，因为民国时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人都是文盲，他们这些霸占了知识的家伙说啥就是啥，哪怕是随口忽悠，老百姓也只能听着。哪怕是拿假文凭的半桶水，照样也能够做大师——到了二十一世纪，哪里还有那么便宜的事？那些公知和大v若是没有美国人的津贴和卖国反动势力的豢养，只怕是连糊口都困难吧！”
“……事实上，如今的胡适、周作人、宋美龄这些右派名流，根本就是各大帝国主义势力培植起来的在华代理人和代理人替补，不然以胡适区区一介学者的身份，又哪里能在国民政府里呼风唤雨？”
杨文理教授也补充说道，“……我们中国有着一百多年沦为半殖民地的历史，外国势力在中国培养投降主义代理人的行动，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即使到了我们的时代，像胡适那样崇洋媚外、鄙视同胞的‘卖国有理’思想，也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有人在继承、复活和发展……这充分证明了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啊！”
听了杨教授的这番感慨，王秋也是不由得心有戚戚然。
在王秋成长的时代里，一直活跃着这样一群人——他们披着慈善的外衣，打着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幌子，总是像斗士一样跟国家，民族和制度作斗争，仿佛完全就是劳苦大众的代言人。他们的这种光辉形象，就像病毒一样在国内肆虐蔓延，某些无脑粉丝们看见他们，就像在风雨飘摇之际看见自由女神。
在那个时代，他们的洋爹洋妈一旦出了事故，他们当真是比死了亲爹还难受。那一刻，他们全都是白种人。他们会以人权高于一切来号召中国人表现出人性的闪光点。
可是，当他们的祖国，他们自己的同胞真正的遭遇了灾难，他们的人性却一再的泯灭。他们仿佛变得只是旁观者，只是一再的表示幸灾乐祸，并且利用这些灾难事故来攻击他们的祖国。
我们可以叫他们精英，也可以叫他们公知，其实，他们还有一个更传统的名字：卖国贼。
“……无论中华是强盛还是积弱，只要有外国主子愿意出钱收买，那些没了良心的卖国贼总是层出不穷、没完没了的。想要彻底根除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买主给砍了。”
马彤学姐如此总结说，并且对王秋问道，“……对了，你那边的氢弹准备得怎么样了？”<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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