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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说到拓跋嗣在宗室的支持下，杀死弑父元凶拓跋绍，夺得皇位。拓跋嗣是个明君，当他登上皇位之后，采取了许多与民休息的政策，比如派老臣安同（拓跋珪时代的外交家）代表皇帝出巡各州，询问民意，纠察举奏不守法的郡守县令。拓跋嗣还释放宫中没有临幸的女子和大批女艺人出宫，婚配给没有没有妻子的人。尽管如此，由于北魏政权在拓跋珪时代突然吞并后燕，从而统治了和以前游牧时代完全不一样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区域，官僚阶层和各个民族的老百姓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的被激化。
当出现民众叛乱时，拓跋嗣通常采取怀柔手段来处理，只诛首恶，而赦免大部分民众。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天下大乱，战争频繁，老百姓通常会自发选出本乡有威望的人作为领头人结寨自保，当时称为坞堡或坞壁，形成了一种自给自足的准军事组织，小股盗匪来袭，就武装自保，大的政权到来就投降依附，提供粮食补给，兵员徭役等等。现在的福建土楼，应该依稀能看到当年坞堡的样子。
拓跋嗣为了控制这些坞堡组织，小的坞堡一般会直接取缔，让坞堡主（地方豪强）举家搬到首都平城，便于控制管理。对于大的坞堡组织，就强制他们送人质给中央，从而加强对这些坞堡的控制。
有的坞堡不愿服从，在地方官员的压迫下就不断反叛，拓跋嗣于是跟大臣们讨论道：“现在叛乱犯法的人众多，又不能全部诛杀，我想下令大赦，以安抚民心，如何？”
大臣拓跋屈说：“百姓做了盗贼，不诛杀反而赦免，这是示弱的表现，不如攻取这些聚众的盗贼，但只杀首恶，然后再赦免党羽。”
尚书令崔宏建议说：“圣上统御万民，目的是使他们安定，而不是和他们比较胜负，大赦虽然不是最好的办法，但也可通达权变，大赦之后，如果还有不从者，再诛杀也不晚啊。”
拓跋嗣接受崔宏建议，派军队讨伐不接受大赦继续叛乱的豪强，全部平定。俗话说的好，“上行下效”，从平定叛乱前大臣的建议就可以看出讨论的焦点只是“先杀后赦”还是“先赦后杀”，可见拓跋嗣不像拓跋珪那样残忍好杀，对于叛乱还是采取相对宽容态度，致使朝堂之上怀柔成风，这相当大程度上利于各种文化的融合，利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树欲静而风不止，在北魏入主中原正忙于内政之时，北方草原上又崛起一个新的部族—柔然。
据魏书“蠕蠕传”记载，柔然出自东胡，和鲜卑族有很近的血缘关系。神元皇帝拓跋力微末年，抓获一个奴隶，头发只有齐眉那么长，主人给他起名“木骨闾”，就是“秃头”的意思。拓跋猗盧时期这个木骨闾犯了军法，远远逃亡到草原深处，成立自己的部族，自称为“柔然”，由于木骨闾和郁久闾谐音，所以他的子孙就以郁久闾为姓氏。
就在北魏南下扩张之时，柔然先后击败众多高车、匈奴等部族，在广大草原上北魏留下的政治真空中大力发展起来。从太祖拓跋珪年代，柔然汗国就开始不断侵扰抢掠北魏边疆，最终成为北魏在北方的大患。
拓跋嗣刚刚即位不久，柔然趁北魏国中混乱，南下袭扰，拓跋嗣派大将长孙嵩出击，反被柔然包围在牛川（拓跋珪被拥立为代王之地），拓跋嗣出动大军解救，柔然这才撤围而去。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农耕民族的袭扰基本上贯穿整个中国历史，从秦汉的匈奴，到魏晋的鲜卑，到南北朝的柔然，然后是隋唐的突厥，北宋的契丹、女真，南宋、明朝的蒙古。一旦草原上原有政治势力消失而形成了政治真空，一是被击溃例如汉对匈奴，二是南下建立中原王朝例如拓跋鲜卑，草原上的游牧文化区必然崛起一个新的政治势力取代之。
由于草原面积是固定的，在生产力没有发生大的提升时，草原对于游牧民族的人口和游牧经济的承载力是个定值，当游牧民族经历一段和平时期而人口膨胀并超出草原的承载力时，游牧民族必然南下抢掠中原农耕民族，战争不可避免。
战争取胜，则游牧民族南下建立中原王朝，生产也从游牧经济转变为人口承载力更大的农耕经济；
战争失败，则统治崩溃，人口大量减少。无论结果如何，草原上人口减少，承载力归于平衡，随着新势力的崛起，又进入下一个循环。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当中原农耕文化的影响力无法达到并同化游牧文化区域时，汉武帝的锐意北伐和宋太宗的求和纳贡似乎都不是对付游牧民族的上上策，而隋文帝的分而治之，挑拨突厥内斗，从而达到中原长治久安，似乎更加老谋深算。
但“攘外必先安内”，如果不勤修内政，加强自身国力，一切国策都是纸上谈兵。习大大的“打铁还需自身硬”就是这样一个铁打的道理。中国要崛起，首先要增强自身国力，西方世界也不是铁板一块，更何况还有**和基督教世界的矛盾，俄罗斯东正教和西方基督新教的矛盾，只要我们多加利用，借力使力，恢复大国荣光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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