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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都要弃胡服，穿汉服，可想而知，这种强制性的习惯上的改变会给社会带来多少不便，于是民间对于这项改革的抗拒也就十分巨大。
史载这项诏令颁布一年后，拓跋宏依然看见洛阳城中不少人穿着胡服，于是斥责官员们办事不利，还谆谆教诲道：“如果你们觉得我讲的不对，就可以当庭跟我争辩，为什么上朝时表示顺从，退朝后就不听从，阳奉阴违是何道理？”官员们都磕头谢罪。
数年过去，拓跋宏有一次南征归来，路过洛阳市井，发现市民居然还有人穿着胡服，于是十分生气，第二天就在朝堂上诘问留守京城的任城王拓跋澄：“朕离开京城后，风俗可有什么改变？”拓跋澄一看皇帝来者不善，用了比较中性的词句回答说：“在圣上的教化下，风俗在日日更新中。”拓跋宏一看这种万金油的回答，不禁大怒，斥责道：“我昨日入城，还见到许多人身穿胡服，怎能称之为日新？”拓跋澄说：“现在还是穿汉服的多，穿胡服的已经很少了啊。”拓跋宏心中不悦，揶揄到，“任城王啊，你的意思是想使洛阳全城尽着旧服么？”拓跋澄与留守百官面面相觑，只好一齐脱帽请罪。
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鲜卑贵族对于换服还是有不少意见，像拓跋澄这种铁杆改革派都觉得皇帝走的太急，于是对于朝野不愿换装的人抱有同情也就不难理解，所以这项政策推进的也就比较缓慢。其中，宗室老臣拓跋丕对换服的抗拒最强烈，到了朝中所有大臣都该穿汉服之后，朝堂之上一片红色官服，只有拓跋丕还穿着胡服处在其间。拓跋宏鉴于拓跋丕资格太老，也没有勉强他，只是不断加以诱导劝说。拓跋丕后来也可能自己感觉太过异类，于是就胡服汉服混穿，也算给了皇帝一个面子。
公元495年6月2日，拓跋宏再次下诏：“在政府中不准说鲜卑话，违反的免除官职。”拿现在打个比方，就是在正式场合要求人们说英语一样。
其实在颁布这项诏令之前，拓跋宏在朝堂上就和大家讨论过这个问题。拓跋宏说：“名义不正当的话，言辞就不顺；连礼仪、音乐、都不能创制。我现在打算禁止鲜卑语，完全使用纯正的声音—中华语。三十岁以上的人，鲜卑语已成习惯，或许不能马上改变，但三十岁以下青年，如在政府供职，就必须说汉语，如果还故意说鲜卑话，就必须罢黜官位。”
皇帝如此激进，连汉人李冲都看不下去，他说到：“四面八方人民的语言，并不相同，怎么知道谁的言语是纯正声音？皇帝使用什么言语，什么言语就是纯正声音。”拓跋宏斥责道：“你说这种话，就是罪大恶极，应该诛杀！”吓的李冲连忙脱下官帽，低头承认错误。
紧接着，6月19日，拓跋宏下诏要求跟随政府南迁到洛阳的鲜卑人，死后就地安葬，不可以把灵柩运回北方。古代人重祭祀先人，如果墓葬定在洛阳，那么按传统观念看，这些鲜卑人的后代就是正儿八经、如假包换的“洛阳人”了。
6月21日，拓跋宏又命令政府改变度量衡制度，采用长尺、大斗，完全按照《汉书.律历志》规格，重新制定。
其实拓跋宏6月份颁布这几项改革措施，并没有必要这样一刀切。语言、墓葬、度量衡这些和老百姓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东西，必然在运用中逐渐优化，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会逐步调解这些元素到最合理状态。比如满清时期，政府并未专门推进汉语，但最终满人因为生活便利需要，逐渐就放弃使用自己的语言，反而在后期，政府要强调满语重要性，尽力挽救不要使之消亡；像度量衡，只要不是太复杂太混乱，像我们现在许多地方，“公制”和“市制”并行，也不见得有什么不妥。
可拓跋宏却在这些地方强制性迅速改变，这就会在短时间内造成社会的不适，以及资源的浪费。
这些汉化改革其实才是初试牛刀而已，拓跋宏更加暴烈的改革还在后面，我们下次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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