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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元帝（前四十八年至前三十三年）时，博士弟子达千人，汉成帝（前三十二年至前八年）时增至三千人。考虑到公元前的那个时代，招生三千人的规模也是蔚为可观了。
国子监是中国古代隋朝以后的中央官学，为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府，又称国子学或国子寺。
明朝时期行使双京制，在南京和北京分别都设有国子监，设在南京的国子监被称为“南监”或“南雍”，而设在北京的国子监则被称为“北监”或“北雍”。
南京国子监始建于东吴永安元年，到明永乐年间，规模宏大，延袤十里，灯火相辉，盛况空前，当时邻邦高丽、日本、琉球、暹罗等国“向慕文教”，不断派留学生到南京国子监学习。
但是，不论是太学，还是国子监，所教授的都是古代先贤的思想学说，学生所学的是“经”，而且不容置疑，不容辩驳，否则就是异端，就要被扫地出门，甚至要被批倒批臭。
关于这一点，做为后世的人，是很难理解到、或者是根本想象不到的。
有明一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的王守仁的阳明先生，继承陆九渊强调“心即是理”之思想，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
因为他认为事理无穷无尽，格之则未免烦累，故提倡“致良知”，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
在知与行的关系上，强调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所谓“知行合一”，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则不能算真知。
也有人认为，王守仁并没有将“行”（实践）的重要性置于更高的地位，实在是一大遗憾。若不然，华夏的古代文明又可繁荣昌盛个三五千年，那就跟玩儿似的。
可若是他大力推崇“行”，甚至将其高高地凌驾于“知”之上，那他所受到的打击恐怕让他无法承受。
但是，尽管如此，尽管只是“知行合一，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也已经让他有资格在历史长河中牢牢占据一个位置了——王守仁（心学集大成者）与孔子（儒学创始人）、孟子（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理学集大成者）并称为孔、孟、朱、王。其学术思想传至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立德、立言于一身，成就冠绝有明一代。
别的不说，能够与孔孟并列，上下五千年以降，不也就是总共那么一二位而已嘛。
皇帝陛下也知道，在这种大环境下，若想一步到位，建立类似于后世那种传播新思想、新精神为主旨的高等学府，根本是不可能的。即便有他这个拥有着至高无上权利的皇帝陛下，施行起来恐怕也是阻力重重，成功的几率基本等于零。
况且目前大明朝野和民间这种尚算是安详的局面，实在也是得之不易，他还要趁着稍微肃静的环境，扎扎实实地做上几件事情，因此也真的不愿意因为一些事情，就打乱了眼下的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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