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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从来没有对百姓执行过一次镇压任务，他们的任务就是针对百官。
而东厂的设立，可以说是明朝最具特色，也最具实用价值的一个创新。
为了防止锦衣卫受到朝臣的拉拢腐化，明成祖建立东厂，东厂的监察对象则是除了百官还有锦衣卫。
但东厂没有执法权，所以，行动时往往要锦衣卫配合，因此世人一直把二者联系在一起，统称为“厂卫”。
可以说，厂卫的存在是对于官员集团的压制，他们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震摄了官员集团，保证了百姓的利益，毫不夸大的说，厂卫实际是国之柱石，民之依靠之一！
一个王朝的存续在于，经济基础与政治基础，明朝民间很富，多少西方传教士记录都能证明，但是为什么民富却变成了明朝财政破产，民富却成了国穷，这就是政治基础出了问题。
政治最重要的在于权力的平衡，同时也要有监督反馈机制的到位，这两点是科学管理的基本要素。
而崇祯时期却在这两点上全面失衡，大臣可以擅杀节将，皇帝得不到实情，皇帝的命令也往往没人执行，具体事实可从袁崇焕擅杀毛文龙、崇祯与某首辅谈到：“我想做的你们不愿意做，你们想做的我认为不合适。”
包括遗诏中的：“百官误朕。”
这都明显的说明了崇祯朝的管理的两大要素，平衡与监督全面崩溃，李自成入京之后，崇祯朝官员的贡献就可出，这些官员贪污累积了大量钱财！这些财富是他们在完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大肆累积的，是在牺牲中央政府、逼反百姓的前提下贪婪堆积的！
崇祯很节俭，可是为什么官员会如此大量贪污呢？原因很简单——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
天下是崇祯的，崇祯当然不会贪污自已家的，但是官员就不同了！
他们眼中可没有天子，没有国家，他们眼中只有自己。
如果厂卫的权力还存在，这些官员们敢这样肆无顾忌的贪污吗？
答案，恐怕所有人都明白。
在大明长达两百年的时间里，厂卫忠实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也保证了明朝政府的顺利运行，历任厂公，就是名声极臭的刘谨和魏忠贤都在东厂提督太监任内搞反腐，惩治贪官。
但这一切在崇祯执政之后被打乱了，崇祯搞垮魏忠贤的同时也搞垮了厂卫。
这个后果放在后世，就如同检察院院长和反贪局局长也贪污了，中央在惩办他们的同时，竟然也取消了检察院和反贪局！
魏忠贤死后，在满朝东林党的“倡议歌颂”下，崇祯缩减了厂卫权力和职责，锦衣卫甚至直接退化成了皇帝的保镖，履行了自己最基本的职责——大汉将军，如同摆设一样立在庙堂之上。有时也被派去保护某位出巡(出镇）的文官，如张春出关，便有董开国等锦衣卫随身保护。
东厂更是被文官们压得只剩下一个破败的衙门，番子们甚至连京城也轻易出不得了。
失去厂卫的帮助，崇祯自然控制不了百官，自己的方针实行不下去，对此，他以不断更换首辅的方法试图摆脱困境，但是，立场决定行动，原来听话的官员，一放到内阁首辅上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于是崇祯不断更换首辅的行为最后必然是以失败告终。
没有了耳目和手脚的皇权根本无法控制百官，于是百官成了经商集团代言人，最富的人不用交税或缴很少的税，最穷的农民反倒要负担全国的主要税收，在这种情况下，大明的财政很自然的就破产了。
下智治事，上智治人，睿智治法。
厂卫的被削弱，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加快了大明灭亡的脚步。这一切，却是谁也不知，施大勇不知道，蒋万里、曹变蛟他们更不知道。
坦白讲，曹变蛟他们对东厂是憎恶的，东厂的垮台是他们喜而乐见的，因此，曹变蛟毫不客气的对待贾洪，只差将对方撵出去。
施大勇却是不知道东厂已经不是当年的东厂，怪就怪身体的主人实在是个屠狗辈，对朝堂发生的事太过愚钝，没有敏锐嗅觉，因此不能给后一个主人提供一些有参考性的意见。
除了疑惑，他还是疑惑，疑惑之下，他迫切想知道贾洪来访的目的，示意邵武安排人上茶后，他很是客气的请贾洪三人上座，赔笑的问道：“不知贾千户有何事找末将？”
打魏公公死后，贾洪还是头一次见到对东厂还这么恭敬的武将，他得出，对方是真的敬重他，一点也不做作，这心里不禁就暖和得多，朝曹变蛟他们了一眼后，轻咳一声，意思是人多，不好说话。
施大勇忙朝部下们挥了挥手，吩咐道：“你们都下去吧。”
曹变蛟嘴快，见施大勇对东厂的破落户还这么客气，有些气不过，嚷道：“将军，吃酒要紧”不待说完，便被蒋万里拉了一下，其余的话只好咽了下去。
蒋万里不像曹变蛟这么鲁莽，虽也不屑东厂，但对方来见将军，想是有要紧的事，还是让将军知道好。朝李大山他们打了个眼色，三拉两拉的便拽着曹变蛟出去。
待人都下去后，贾洪有些尴尬，朝施大勇了一眼，嘴角挤出点笑容，道：“不是咱家要找将军，是我家厂公有事相求将军。”
咱家？
听了这个称呼，施大勇又是一怔：怎么，这贾洪是个公公？
本能的就再次打量起对方来，这一细打量，借着灯光的照射，才发现对方竟然真的没有胡须，确是个公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