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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三个人，邓圮并不认识，不过其中一个穿的是京营指挥佥事袍服，想来应是林建泰的部下。另两人穿得都是便服，身形都很高大，一就是戎马之人，其中一个更是戴着一幅面具，不知其真面目长何样。
那三人对进帐的邓圮并没有什么反应，只斜过眼来瞄了邓圮一眼，随后便又转过头去林建泰。这三人自然就是施大勇和蒋万里了，另外那个却是裴少宽。
林建泰起身很是热情的招呼邓圮过来坐，朝帐外吩咐亲兵上茶，尔后有些感慨道：“上次见邓总兵，还是“己巳之变”京城危急，你率兵来京勤王之时，这一算，也是有两年多了吧？”
“是有两年多了，当日在通州，若不是大人接济，末将怕早就饿死了，大人的活命之恩，末将可一直记在心中的，一直寻思要报大人这个恩情，可是朝廷这两年把末将调来调去，没个安定，想见大人一面都不能。”
邓圮是正二品的重庆总兵官，林建泰这个京营指挥使却不过是正三品，但邓圮依然自称末将，却是因为林建泰不仅是京营指挥使，同时也是神枢营的总兵，另外他还有一个身份，便是五军都督府的都指挥同知，这是一个二品衔的官职。
也就是说，林建泰一人身兼三职，二品的都督府同知，三品的京营指挥使，另外还有一个并实际明确品级的神枢营总兵。
前二者实际是散官，并不实授，只是一个荣耀，神枢营总兵才是林建泰的真实职务。但三者相加，足以让邓圮这个杂印四川总兵官以下官自居了。
其实大明开国以来，这总兵向来是不定品级的，明初时都是以开国勋戚或子弟充总兵官出征，如建文二年，命李景隆为平燕将军，充总兵官。成祖即位，命何福佩征虏将军印，充总兵官。洪熙元年二月，始颁将军印于诸边将，但能挂将军印的总兵却是聊聊无几，大多都是卫所的指挥暂充总兵官负责指挥方面作战。
万历以后，战事频发，朝廷才确认了总兵官的正式品级，多定为二品，但也有特例，如不那么重要的地区，如福建两广的总兵官一般都只三品，而辽镇、宣大等地有时却会出现一品的总兵官，甚至还有佩将军印的总兵官。本朝便有一人，就是祖大寿，当日他在辽东是挂前锋将军印的，实实在在的一品大员，便是尊贵如五军都督府的左右都督见了他，也是平级而论，不敢称大的。
如此一来，这总兵管的兵马就各不相同了，有管十几万大军的，也有只管几千人马的。而且自万历以后，京营渐渐失去战斗力，卫所又变得糜烂，导致边军成了明军的主力，而京营、卫所、边军的体系各有不同，自然便造成了明军指挥系统出现问题，说白了就是谁听谁的问题。
如果都是总兵官，那自然就谁是挂将军印的，谁挂将军印，谁就最大。但若是大家都不挂将军印，那麻烦就来了。你是总兵，我也是总兵，到底是你听我的，还是我听你的？虽说总兵上面还有巡抚、总督负责总指挥，但在实际作战过程中，却往往是各总兵直接负责，若是因为你不服我，我不服你而导致失败，那自然是最冤枉的。因此，慢慢的便有了另一个可以明确谁大谁小，谁听谁的号令依据出来，这个依据便是各人的军衔（军爵）。
此军衔并非后世的将官、校官、尉官，但却与其大同小异，即指挥使等同总兵，指挥同知等同副将，指挥佥事等同参将，以此类推，各自对照，一目了然。这与后世少将军长、大校师长、中校团长的指挥系统实际是一个意思。
祖大寿挂前锋将军印时，他的军衔是都指挥使（正二品），另有一个昭武将军的三品散阶勋位，因此他便有了开府称帅的资格，“祖帅”一称即由此而来。
有了军衔可以参照，自然就能分出谁大谁小了，但这军衔却是非常难得的，卫所的指挥官都是开国以来世代传下来，除此以外就是祖辈拼杀赚得军功换来，很少有直接任命的。
邓圮虽为重庆总兵官，但他的军衔却只是指挥佥事，虽可以世代相传下去，但在林建泰这一个二品指挥使的面前，他却是万万不敢直起腰板和他平起平坐的。即便双方军衔相同，他也仍是不敢自持平级，因为对方是京营，他却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重庆总兵官，加上此来是有请人家，又如何敢持平等的态度。
帐中的施大勇算起来其实也微不足道得很，名面上他这个参将是从三品，但他的军衔实际上只是个从五品的副千户，这还是当日升任松山守备时，丘禾嘉为了让他能够兼管松山周围的卫所替他向朝廷求来的。
大凌河初战获捷时，朝廷给他的封赏是从守备一跃提为参将，另外赐金银各五十两，另赐御刀一柄，御酒十坛，并没有授予军爵。锦州大捷进京献俘什么都没有得到就匆匆南下平叛，一应封赏尚记着空帐，并没有实际赏下来，所以不管施大勇愿不愿意，明面上说，在这小官屯中，他这参将其实位卑职小得很，随便一个千户出来，都可以压他一压。即便是在香河被他“欺负”了一下的裴少宽，在官面上都是足以压倒他的。
当然，这个军衔的划分并没有明文规定，在实际行事过程中，很多时候还是谁的实力更大一些。你一个只带三千人的总兵如何能要人家带一万兵的指挥佥事听命于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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