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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百年0000铁屋里的大国突围一、一种现实，一个主题，一条主线鲁迅关于铁屋子的寓言，脍炙人口，凡喝过点墨水的人都知道，这个铁屋子暗喻当时的中国环境，铁屋子里昏睡的人喻指当时愚昧的中国人。对于这个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里面的人很快就会被憋死，这样死了可以少一些痛苦，但是鲁迅觉得，与其这样死去，还不如叫醒他们，一起来打破这个铁屋子，这样还有活着出去的希望。鲁迅这个寓言不只适用于鲁迅所处的“当时”，用来概括整个近代中国也是恰如其分的，它极其形象深刻地揭示了近代史上中国的一种现实、一个主题和一条主线：一种现实，就是中国日益被关在黑暗的铁屋子里，这是专制主义与殖民主义两层“铁皮”加固的铁屋子，中国人遭受着专制独裁和列强侵略的双重压迫，这是令人窒息的中国现实，如果不唤醒民众，做殊死的抗争，破冲铁屋，获得生的希望，就只有被侵犯奴役的份；一个主题，就是突围，打破铁屋的围困，反对专制主义和殖民主义，救亡图存，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条主线，就是探索突围的方式方法，一个个失败之后，最终落脚在以民主主义来打破专制主义和殖民主义。一个被关在铁屋子里的国家，应该是一个羸弱的国家，羸弱的国民，我为什么还要说它是大国，并把反对专制主义和殖民主义，救亡图存，追求中华民族的复兴，喻为大国突围呢？这是有依据的，那时的中国虽然处于内受独裁，外受欺凌的状态，整个像铁屋般黑暗，但仍然是一个大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十分了得。鸦片战争前，中国经济实力世界第一，占全世界的287%。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经济实力仍领先世界，在占全世界的173%。到清朝灭亡前，中国仍然是一个数一数二的经济大国，占全世界的11%。我们现在的GDP总量超过了日本，排世界第二，与当时的晚清垮台之前基本上相当，国际地位不可同日而语，世界话语权也不可同日而语。晚清这么一个大国被困在铁屋子里，任由列强欺负，想突围却不出来，不光我们现在觉得纳闷，更是自1840年以来，类似鲁迅这样的中国精英分子所冥思苦想、探索追求的。在这一路的冥思苦想、探索追求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被唤醒，突围的方向越来越清晰，那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器物救国行不通，中体西用的及表不及里的救国之路行不通，最后终于发现，必须以民主利器来打破铁屋，突围之后仍然奔向民主宝殿，才能救亡和复兴，才能完成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有学者将这种受西方暴力威胁转而效法民主的方式称为“外生型民主化”，对此我颇为认同，我曾经有一句玩笑话，说中国近代史，简而言之，就是一位养在深闺的女性被强暴而成为女人。按常理，一位女性应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成为一个女人，即民主应该是人民内在的、自觉要求的结果，而不是一种被动反应，但近代中国民主最初确实是一种被动反应，是作为舶来品而被接受的，被迫从一个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在这个外加给中国人的铁屋子里，所有绝望、抗争、痛苦、救亡和复兴，直至打破铁屋子，最后都落脚到对政治制度的变革之上，亦即对民主的追求和实践上。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打败专制主义，摆脱殖民主义，走出传统，融入现代，争取人民富裕、民族独立和国家强大。近代中国时局图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从本质上说，大清王朝与西方列强的对抗，是一次次君主专制与西方民主的对抗，是一次次先进制度与落后制度的对抗，是一次次先进文化与保守文化的对抗。从世界历史看，两种制度的较量彼此都有胜有负，但从总体而言，先进制度多数战胜了落后制度，民主在世界政治版图上攻城略地，其势难当。可是在晚清时代，中国的专制制度一次也没能战胜民主制度，其被摧枯拉朽地打败，尤其显示了中国专制的腐朽性、顽固性。专制压制了社会的活力，闭塞了人们的视听，钳制了人们的思想和创造力，培养了一眼望不到边的奴隶，致使整个社会因循守旧，日趋衰弱；专制造就了绝对的权力，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绝对的腐败必然导致绝对的灭亡。专制下的泱泱中国尤甚，此时已是步履蹒跚，就像一个病老头，跟不上时代的脚步，碰到一个身强力壮的汉子，一个拳头过来，就差点倒掉了。那所谓的经济强大，更像是浮肿而非强大，甚至只是辉煌的夕阳景象，毕竟快要日落西山。我们反观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的崛起会发现一个惊人的共性：国家崛起得益于政治制度创新。英国只是一个有24万平方公里的“小国”，它之所以迅速成为超级大国，号称日不落的帝国主义国家，就是因为它较早地建立了民主政治。1688年，英国爆发“光荣革命”，以十分低廉的成本，废除了君权专制，开启了君主立宪的民主政体，逐步建设成一个实行法治、民主、宪政的现代国家。而这正是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的至为坚实的基础，因为民主宪政的确立，营造了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解放了人、解放了思想、解放了生产力，社会活力迸发，一切由此改变。工业革命表面上看是一场伟大的技术革命，实际上是政治变革的必然结果。英国因实行民主政治而率先崛起，充分说明政治制度变革之于国家强大的重要性，是“制度比人强”极为鲜活的实例。而这样的道理，早就被卢梭道出：“我已看出一切都归源于政治，而且，无论我们作什么样的解释，一个民族的面貌完全是由它的政府的性质决定的。”这不光是英国的崛起在例证着卢梭的话，之后，法国、美国和日本相继成为世界强国，也是因为他们创试了民主政治制度，激活了国家潜力。对于习惯了千年专制传统的中国人来说，民主是一个陌生的东西，或者说只是一个上至远古三代的遥远记忆，对民主政治重要性的清晰认识和急迫追求是从国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洞开之后开始的。鸦片战争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人最早朦朦胧胧地认识民主的，是魏源、徐继畲、林则徐这样一些先进分子，他们从西方人的记载中大概地了解到西方民主政治的情形。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描写到英、美国家的民主制度，说英国“巴厘满”（议院）是“大众可则可之，大众否则否之”，但他们囿于自己根深蒂固的专制背景，并没有从思想上积极接受民主制度。此后应该说一直到甲午战争爆发前，中国人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介绍和认同都是缓慢的，因为，时人觉得救国的首要是师夷长技，热衷于技术、经济方面的洋务运动，以为技术好了，经济强大了，国家就自然强大了，还没有有意识地从政治上去思考救亡之术，这是试图在经济、技术上谋求大国突围。这一时期的维新派和有世界眼光的官员有机会进一步关注西方民主政治的内涵，“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和“一国之人，无论贵贱，皆当视为平等”等思想观念也有所传播，但没有“触及灵魂”，也就不会身体力行地付诸行动。转折点发生在甲午战败，一向自视为天朝上国的中国，虽经洋务运动苦心经营，完全没有想到败在“蕞尔小国”的日本手里，而且败得那么惨，毫无颜面，蒙受空前的奇耻大辱。“仅仅几个月的工夫，它(中国)就不得不从傲慢的梦中惊醒。”洋务运动刚刚积累起来的一点自信被摧毁殆尽，洋务运动所代表的经济、技术突围路径也因之宣告失败。一时间朝野皆困惑，重觅突围之路充盈国人之心。康有为说：“夫以中国二万里之地，四万万之民，比于日本，过之十倍，而小夷嫚侮侵削，若刲羊缚豕，坐受剥割，耻既甚矣，理亦难解。”这大概代表了当时很多人的切身感受。理亦难解，也要去强解。虽然时人认为这次战败有决策和指挥失误等原因，但更多的反思指向了旧体制，意识到洋务运动只治其表，不治其本，不足以救中国，必须放弃旧有的一切，涤荡旧俗，冲决重围，建立新的制度与模式，以期重振雄威。人们开始逐渐认清西方民主对西方国家兴盛的意义，接受西方民主，先进分子还试图去身体力行去实践。此后的维新变法，康有为明确主张效法西方进行政治改革，实行君主立宪，但在强大的旧势力阻挠下变法匆忙收场，这一次突破以失败告终。但维新派通过公车上书、办学、办报等方式宣传维新变法，宣扬民主宪政，对社会民众进行了一次广泛的民主思想启蒙，为以后的改革和革命准备了思想与人才，为大国的突围进行“试错实验”。1904年，在中国领土上爆发了日俄战争，日本又以蕞尔小国打败世界公认的强国沙皇俄国，国人彻底相信，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绝非偶然，因为日本是君主立宪国，而中国与俄国是君主专制国之故，中日、日俄之战是立宪与专制两种政体的对决，事实证明，立宪国必胜，专制国必败。两次战争血与铁的事实给国人以强烈刺激，让国人猛醒，“此非日俄之战，而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也”；“以小克大，以亚挫欧，赫然违历史之公例，非以立宪不立宪之义解释之，殆为无因之果”。国人警醒地认识到，国家之强大不在于地域之大、人口之众、种族之优，关键在制度，有没有实行宪政。一时间，要求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呼声空前高涨，掀起了一股立宪风潮，连一些反对立宪的守旧派也站到了立宪派这边，力量呈现十分有利。清政府出于内外压力，姿态上不能不有所回应，提出要立宪，试图采用西方民主政治，中国民主政治迎来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可惜很遗憾，清政府主导的这次立宪因为自己缺乏诚意而导致失败。但是，在此过程中，经历了立宪派与革命党关于中国适用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的大论战，这场论战促使双方都进行民主扫盲，去读点关于民主的入门书，观察西方民主制度的运行，思考在中国如何建立民主制度。比如孙中山提出民主宪政分三步走的思想，梁启超关于施行国会制度与责任政府的构想，都涉及民主制度中人民权利、权力制衡、选举、地方自治等基本问题。其间还经历了清政府主导的关于民主政治是不是一个好政治，能不能在中国搞，以及怎么搞的内部大讨论，具体的民主政治机构的设置，比如咨议局、资政院等的创试，地方自治、法律改革的推行等。不管是革命党把民主制度看得太简单，还是立宪派把民主制度看得太复杂，还是清政府对民主制度持“怀疑态度”、“缓行态度”，社会其他阶层对民主制度理解得太肤浅，这次长时间的论战，都极大地普及了国人的民主知识、民主意识，并在短暂的立宪运动尝试中发展了民主力量，积累了一些民主政治的经验。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当时的精英分子仿效美国民主制度来设计中国的民主制度，实行总统制，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宪法性文件，建立起民意机构临时参议院。临时政府北迁之后，议决了国会组织法以及选举法等基本法律，组织了国会选举，召集了第一届国会，政治活跃，结社风行，一派新气象。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壮举，前所未有的民主实验，不管成败得失，都是对铁屋子最有力的一击，是极其宝贵的。从中华民国成立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其间民主试验几番沉浮，困境重重，突围一次次失败。现在盘点，至少经历过几次强有力的突围，一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和民主大旗，力图清算根深蒂固的专制主义传统。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为了联合一切力量一致对外，各党派各阶层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实行宪政，这次民主努力间接促成“五五宪草”。一次是1945年抗战胜利，各党派各阶层要求国民党放弃一党专制，成立联合政府，实行民主政治，走和平建国道路，但蒋介石坚持独裁，压制或解散民主党派，发动内战，建立民主政治的希望又一次破灭。一个简单的线条画下来可以看出，打破铁屋，大国突围，追求国家民主化，实行宪政，实现社会转型，是贯穿中国近代的使命，辛亥革命只是这个线条上的一环，却又是极为耀眼的一环。二、辛亥革命：关于打破铁屋子的三个比喻在此，重点说一说辛亥革命与打破铁屋子这档事。因为马上就是辛亥百年纪念了，这本书也是为辛亥革命百年而写的。站在百年这个门槛上回望那场轰轰烈烈的革命，除了怀念敬礼，我们能够看到什么？能够言说什么？能够启发什么？能够收获什么？这是值得好好梳理的。我们现在当然能倒背如流：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它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年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是的，辛亥革命是对铁屋子冲击最为勇敢、最为坚决、最为沉重的一次，因而注定是中国近代民主化最为决绝、最为艰难、最为成功、最为有影响力的一次。它是近代中国从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型的一次重要跳跃，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形态，好听的话在梁启超、胡适等大家的纪念讲演以及文章里都有说过。虽然在袁世凯复辟、北洋军阀独裁统治以及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反复专制倒腾下，辛亥革命的成果几乎荡然无存，但没有人可以否定辛亥革命之前、之中、之后播撒下的民主思想种子，它所构建的民主理念、制度框架，留下的民主政治遗产，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进程，有太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或可用三个比喻来分析说明。应该说，打破黑暗的、不透气的铁屋子不是革命的终极目标，建立适宜于人居的新房子才是革命的最终目的。辛亥革命或许打破了那个黑暗的、不透气的铁屋子，但是建立的新房子在时人看来很难说适宜于人居。这样，人们很可能从一个黑铁屋转到了一个黑土房，铁屋虽换成了土房，但本质没有变，仍然是禁锢窒息的所在，中国民主政治的失败就在所难免。这个比喻可以这样来解读。辛亥革命只是赶走了一个皇帝，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专制主义，甚至专制势力太过强大，反而压倒民主力量，引来一再的复辟。即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复辟没有机会，仍然可能促成假民主之名、假自治之名的独裁统治。确实，在中国，专制主义的传统太深了，深到即便流血革命都难以撼动，深到自诩民主先驱的人会流着专制主义的血液。要说创建民国的那些人，应该是最具民主思想和理想的人，但他们身上何尝不浸染了太多的专制思想？比如长期旅居国外的孙中山，口口声声讲民主平等，仍不免带有很强的实用主义色彩，自己当总统就用总统制，总统的权力很大；袁世凯当总统就要求用内阁制，削弱总统的权力。等到辛亥革命成果被袁世凯夺走了之后，反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成立中华革命党，大搞个人权威和个人独裁。革命的先行者都如此迷恋专制，更不要说袁世凯那种半新半旧的人，只要有条件，不搞专制才怪。当然，我们不能说他们头脑里丝毫没有民主这个价值，而是，他们经常地将民主放在救亡、革命里面，救亡、革命大于民主，对民主缺乏独立的价值观，民主变成了一个附带产品，甚至一个夜壶，想用则拿过来，不想用就放到一边，这样，一有机会，专制主义就会滋长。专制主义是一体两面，一面是专制主义，一面是奴隶主义，没有专制主义就无所谓奴隶主义，没有奴隶主义也成就不了专制主义。我们试想，袁世凯想要复辟称帝，孙中山要搞党内独裁，这固然是专制主义作祟，但如果没有那么多人去“抬庄”，心甘情愿地“做稳了奴隶”，那些违反民主的事情还会发生吗？至少不会那么顺利吧。既然民主先驱都还没有彻底摆脱传统，那么，他们依葫芦画瓢弄出来的民主，多少会掺杂进一些专制的私货，变成很不专业的东西。因此，你说他们打破了铁屋子，建起的新房子，又有多少新意？难怪哥伦比亚大学教授N佩弗说中国的共和政体是个粗糙仿制品：“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据地，它是外国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国之上的。它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画，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的漫画。”专制主义比专制本身有更强大的生命力，是专制者得以专制的土壤。用胡适的话说，大清王朝早就该命绝黄泉了，在曾国藩那个时代就该绝了，维系这个该绝不绝的政权的就是专制主义，因为“那七百年理学余威还在那时支持一个尊君的局面，使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诸人不敢做进一步取而代之的革命”。别说那些老古董，就是袁世凯这样的新派人物，当了权也不敢造次，直截了当地取而代之，而是假革命党之手来劝诱皇帝退位，怕落个不好的名声，等到自己有机会了，也想爬到龙椅上去坐坐。不能不引起注意的是，铁屋子虽是专制主义和帝国主义双层铁皮打造的，两者好像一丘之貉，但帝国主义往往被专制主义所利用，进而加固了专制主义。专制独裁者往往利用国家民族危机来激起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将民众的怒火引导向列强，而不是引到自身，在这种引导的作用下，民众尤其懂得爱国，但就是不懂得爱民主，甚至为了所谓的爱国而践踏民主。难怪李慎之先生说：“中国人民历来是讲究‘夷夏之辨’的，可又是历来不讲究专制与民主的区别的。他们对爱国还是卖国的敏感程度要比对专制还是民主的敏感程度高出万倍。”这是专制主义操弄的后果，也是专制主义得以长期生存的土壤，而晚清民国时期，中国正好处在民族危机重重的时代，正好被专制独裁者拿危机来压倒民众对民主的要求，这就是“危机压倒一切”，“救亡压倒一切”，以至于长期跳不出“救亡压倒启蒙”的怪圈。因此，“攘外必先安内”，在和平时期，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反专制主义，专制主义被连根拔掉了，国家强大，还怕什么危机袭来呢？第二个比喻，辛亥革命是这么一回事，先知先觉者唤醒了几个浅睡的后知后觉者，从铁屋身上撬开一个仅够容身的出口，一起跑了出来，然后自称打破了铁屋子，而实际上，铁屋子里的大部分人并没有被叫醒，还在呼呼大睡，没有跟随他们一起逃出去建造新房子。而那些精英分子动手建起的新房子由于缺乏民众的参与和保护，很快就被“拆迁队”的人赶过来拆得精光，反过来又把那个铁屋子修复加固起来。这个比喻可以这样来解读。辛亥革命是一次中国精英分子（革命党人与立宪派）领导，利用旧官僚、新军力量，缺乏底层民众广泛参与的革命，其民主政治模式是按照少数精英分子的意志建立起来的，准确地说是精英分子依西方民主政治那个葫芦，画中国民主政治这个瓢，贩卖他们从书本上学来的关于民主政治的ABC，其建立的民主政治只能被称为“精英政治”。这是没有办法的事，20世纪的中国，中国民主启蒙的任务远没有完成，认识民主的是极少数精英分子，而真正懂民主的更是少之又少，像梁启超、严复、胡适这些人真是凤毛麟角。从数量上说，少数精英分子与四万万中国人相比，真是连个零头都算不上。依靠零头一样的人来推进有千年专制根基的中国民主政治，真的有点蚍蜉撼大树。须知，民主化的过程其实是力量对比变化的过程，即民主力量壮大并压倒专制力量的过程，期望强大的专制独裁者良心发现，将自己的权力拱手交出来给民众，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辛亥革命的胜利来得太突然，只能由这些稍通民主政治的少数精英来描画设计中国的政治蓝图。而且这些精英分子大都有“治国平天下”的使命感，以天下为己任，喜欢为民请命，代民行为，自认为代表着“天下”的利益，较少考虑民众的意愿，他们的思维模式本身就带有非民主的特性。其实呢，在民主代议制中，人人有选票，除非授权，不需要别人来代劳，精英分子也只能代表自己的利益诉求。但长期处在专制统治之下的普通民众，限于知识和生活水平，无力也无暇提出自己的民主诉求，主张自己的政治权利，构成平民政治生态，这就是精英民主冒出来的原因。可是精英分子很快就发现，精英民主看上去很美，实际上是不太靠得住的，也经不起独裁者的打击。辛亥革命之后，用许多革命志士的鲜血换来的民主共和制度，在袁世凯的一步一步摧毁之下，最后连个空架子都难以为继。这实在是因为精英民主只是少数精英分子包办的民主，缺乏民众的广泛支持和认同，不能在整个社会形成共识而变得曲高和寡，不论精英们如何嘴不离民主，说得滔滔不绝，民众都有点事不关己的味道。精英替民众包办民主，像家长替儿女包办婚姻，不管儿女喜不喜欢对方，甚至儿女连对方长得什么样，是否缺胳膊少腿都不知道，都被一句“为了你好”打发掉了，被塞给了你，过不过得好，那就是你们的命的问题了。于是精英分子还发现，民众没有觉醒没有参与，民众非但没有变成国家的主人，非但没有获得民主政治的幸福，甚至还会成为专制复辟的重要支持力量，就像很多民众“劝进”袁世凯称帝一样，这样，精英民主就很难搞下去了。所以讲，在专制势力非常强大的情况下，搞精英民主是很艰难的，只能搞平民政治，政治为了人民，属于人民；只能搞平民民主，让人民从民主中获益，让民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成为他们不能或缺的大米、水和空气，只有这样，真正的民主政治才能在中国落地生根。00第三个比喻，辛亥革命或许没有完全打破那个铁屋子，但确实让不少人逃出了铁屋子，并建立了新房子，只不过这新房子很难说适合于人居，但绝对比令人窒息的铁屋子好，并非是一个禁锢的黑土房，只是，人们因为不满意而将其视同铁屋子一样的东西，大有错杀之嫌。这个比喻可以这样来解读。由于中国人对民主缺乏经验，却又对民主抱有十分美好的幻想，以为一民主一宪政，国家马上焕然一新，就像阿Q幻想革命成功之后，要什么就有什么，喜欢谁就是谁。在专制主义已成国民思维定式的国家，这种想法太过于单纯了，太过于理想了。事实上，民主政治只是迄今为止比较不坏的制度，并非十全十美，民主政治像其他任何政治形式一样，不可避免地有某些弱点和弊端，这也反证了为什么其他的政治形态能够反复存在，就因为它总是或多或少有一些优点，而这些优点被统治者需要着，也可能被民众自觉或被动地需要着，否则就毫无存在的必要了。但民主却可能变成最好的制度，因为，民主的核心无非两点，一是对公权限权，保证了公权力不能为所欲为；二是对民众放权，保障了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做到了这两点，执政者就不大可能往专制独裁上滑，即便滑过去了，也能够及时发现和纠正，大不了不让执政者再为民众打工而已。民初的民主共和办得确实没有人们最初期盼的那么好，有阴谋杀人的，有议会打架的，有府院之争的，有政党扯皮的……这毕竟是初试民主，就像小孩子学走路，哪有不摔跤的道理，只有让他不断地摔跤，然后才走得稳走得快走得好。民主的理想主义者容不得这些，他们想孩子一学走就会，一走不好就不让学，那就只能回到专制里去打转，永远也走不出来。现在，我们必须要清楚几点：一、民主不是十全十美的；二、独裁也会披着民主的外衣招摇过市；三、只有在民主中学会民主；四、要相信人民能学好这个与他们利益攸关的东西；五、民主有初级班与高级班，不可能一口气吃出个大胖子来。这几点看似平常，但十分重要，我相信，如果能够得到理解和执行，经过思想启蒙和制度改革，中国的民主是可以建立起来的，中国人不比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愚笨，何况民主本就是最适合于笨人的政治，最怕的，“是有不少的人自以为眼界变高了，瞧不起人权与自由了，情愿歌颂专制，梦想做独裁下的新奴隶！这是我们在今日不能不感觉惭愧的”。（胡适《双十节的感想》）在回望辛亥革命时，细想这三个比喻，真是不好用突围成功还是不失败来界定这场革命，我更愿意说这是突围的又一次伟大尝试，留给后人太多的经验教训。晚清社会的最大危机是什么丧失文化自信力是晚清社会的最大危机晚清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特别的时期，李鸿章说这个时代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与“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确实，晚清社会遭遇了任何一个朝代所未曾有过的危机。这个危机往往被描述成“亡国灭种”，但不全然如此。纵观晚清，中国虽然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既未“亡国”也未“灭种”，相比起历史上的起义政变，改朝换代，血腥屠杀，极度腐败，不晓得平和多少倍。那么，晚清社会的最大危机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就提纲挈领地抓住了晚清社会转型的根本原因所在，晚清社会的诸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晚清社会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社会，有西方列强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侵犯主权的战争危机；有西方列强殖民掠夺的贸易危机；有周边国家虎视眈眈侵吞领土的边疆危机；有外国银行向清政府放贷致使金融市场被控制的金融危机；有海关、税收被列强把持的财政危机；有革命党暗杀、起义不断的革命危机；有藩国不断“独立”、中国的宗主国不断丧失的外交危机……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试问，上面哪一个（些）危机是晚清社会的最大危机？是战争危机吗？我认为不是。应该说，中国历史上绝大部分的改朝换代，都是中原的王朝被打败推翻的结果，既有败于“自己人”的，也有败于外民族的，比如宋朝败于蒙古族，明朝败于满族，而且有败得十分惨烈的，比如明朝败于满族，屠城的事都发生过。相对历史上中原王朝被外民族整个地推翻侵占，晚清被西方列强打败几次，虽然也很惨，但无非是被割让了一些领土，侵占了一些主权，一些城市被开为商埠，八国联军即便攻破了北京，也没有将清政权颠覆掉，然后自己来称王称帝。如果仅以战争危机来作为最大的危机，则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战争，比起过去那些屠城式的战争，从规模、惨烈、结局来看，都算不得是最大、最严重，用“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来形容就显得太过。如果外敌入侵这样的战争危机都算不得是最大的危机，我想其他的危机，至少在晚清是等而次之了，就算是以推翻满清为目的的革命危机，跟列强入侵相比，也只能算是“内部矛盾”，它确实是清政权的最大危机，未必是晚清社会的最大危机。那么，晚清社会最大的危机是什么？我认为，是文化危机，即中国人丧失了文化自信力。前面我讲过，无论是蒙古人还是满人把中原王朝一锅端了，我们仍然自信满满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虽然在军事上失败了，但我们在文化上有足够的自信力：军事上败阵并不可怕，文化上完全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能够战胜征服者，同化征服者，最后，征服者还得乖乖学我们一套，按我们那一套来搞，最后政权也还会回到我们手里。我们文化上那一套无非孔孟之道，千年而下的秦制，耕读为业等，无论剽悍如蒙古，野蛮如满清，入主中原就会兴起学习华夏文化的热潮，最终都会被华夏文化征服同化掉，外民族变成了“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所以，我们虽然被外敌征服打败，只要自己的文化自信力还在，就可以把一切慢慢地再捞回来，甚至由于在文化上怀有优越感而对征服者报以鄙夷的眼光。历史不是一再地证明了吗？然而历史发展到晚清，这一套似乎不灵了，我们不光在军事上、贸易上、金融上、财政上、外交上遭到了打击，最为重要的是在文化上也面临了从未有过的打击，而且是致命的打击。事实上，晚清社会没有我们现在想象的那样不堪，虽说比起“康乾盛世”确实要衰落不少，但当时的中国仍然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即便这样，中国人在他们原来所鄙称的“夷人”面前，再也难以挺起骄傲的胸膛，尤其是士大夫动摇了对传统文化的信仰，极力主张学习吸纳西方文化，自身的文化自信力和优越感荡然无存，这就是晚清社会的最大危机。这场深刻的文化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华夷之辨”的世界秩序观的崩溃，一是传统儒学中心地位的丧失。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以华夏民族为主体的文化，自汉以降，是以儒学为中心的物质—制度—精神三位一体的文化架构，一直被我们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文化，优于其他少数民族或世界民族，并由此产生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和文化自信力。那些在文化上尚未开化的落后野蛮民族，都应该来向我们学习，定期朝拜，作为一种恩典，我们可以将它们当做属国予以关照。正是这样一种文化自信，我们把自己视为文明之地、中央之国，并据此形成了“华夷之辨”的世界秩序观，即中华帝国是世界的中心，向四面辐射开来，周边的或是更远的“夷狄”对中华文明怀有向化之心，“慕圣德而率来”，而我们则负有抚驭万邦，以优秀的文明来开化训导他们的义务，使他们纳入中华文化的范畴里来，分享高度发达的文化福音。与“华夷之辨”世界秩序观相对应的，是中华帝国与周边国家在关系上形成的“朝贡制度”，中国是临驾其上的宗主国，而被圣泽的国家是藩属国。藩属国必须定期遣使来朝贡，像写表决书一样称颂中华帝国如何如何文明，君主如何如何圣贤，自己如何如何向往和追求中华文化，甘愿做中华帝国的属国。这就是中国人的“世界观”，万国仰望圣明，皆来朝进贡，而我们则一统华夷，抚慰万民。这是何其居高临下，凌驾一切的文化自豪感和优越感！可是，这样的世界秩序在晚清遭到了彻底的挑战，西方崛起的资本主义需要资本扩张，需要建立起世界大市场，进行全球贸易流通，就需要打破政治壁垒，构建新的资本主义国际秩序，可以比拟地称为“资本之辨”。在这两种秩序的冲突争夺中，“华夷之辨”显然不是“资本之辨”的对手，旧的世界秩序必然被新的世界秩序所替代。1883年中法战争，越南脱离中国的“抚驭”；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廷被迫承认朝鲜“独立”，华夷秩序中最后一名成员被划出，历经近两千年的华夷秩序寿终正寝。不久，随着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与《辛丑条约》的签订，中华帝国不仅丢掉了属国，自己也部分地沦为列强的殖民地，意思是部分地成了列强的属国。中国人头脑中一种根深蒂固的“世界秩序观”被摧毁颠覆，世界再不是“四夷率士归王命”了，中国再不是中央之国，中华文化不仅不再担负着对少数民族或世界民族导以礼义、变其“夷”习的重任，而且自己还有被扫地出门的危险。那翻译《天演论》宣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学者严复不是说了吗：中国弄不好，有一天会被开除球籍。这就不仅仅是“华夷之辨”的崩溃那么简单了，而是整个民族文化还有没有立锥之地的问题，可以想象那种危机感是何其震惊，何其强烈，何其沉痛！这样的文化危机一直深远地纠缠着中国人，直到胡适、鲁迅这一代人，甚至我们这一代人。胡适的原名叫胡洪骍，因为特别推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才改名为胡适。也正是因为中国人在西方文化面前失去了自信力，鲁迅才写文章《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来回应这个时代问题，想要重新唤起人们的文化自信力。再有就是儒学（中学）衰落，西学兴盛。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不再像过去那样对知识精英具有吸引力，给人以优越感和自信力，被奉若神明，为之托付终身，皓首穷经也觉得值。当他们接触了西方文化后，便被吸引并大谈“西洋国政民风之美”，纷纷成为儒学的叛逆者。从徐继畬、王韬、冯桂芬、马建忠、郑观应、郭嵩焘、张树声、薛福成到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都表现出对儒学的反叛和对西学的学习和汲取。徐继畬对西方文化赞美有加，尤其是对西方的政治制度向往不已，认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得三代之遗意焉”。就是说远古的三代，我们的政治就是这样的，哪个有德望就推选他来掌权，这跟西方的民主政治十分相似。虽然在这个时候，很多知识精英对民主政治还没有深切的理解，但他们已经初步认识到民主是个好东西。出使英国的中国首任外交家郭嵩焘因为对英国社会有亲身的感知和体会，更是觉得西方文化好得不得了。他说英国这个国家，“彬彬然见礼让之行焉，足知彼土富强之基之非苟然也”，他甚至还说，英国由于“仁爱兼至”，是个礼仪之邦，赢得了“环海归心”，如此羡慕得流涎，哪里还像一个饱读孔孟的士大夫，分明就是一个文化逆子嘛。正是对西方有亲历的缘故，郭嵩焘说起西方的政治，比起徐继畬要系统得多，他说西洋有“乡绅房”（议会），议员受百姓之托公议政事；说那里有民主选举，“所用必皆贤能”；说那里的国家不是私人的，统治者因民众的满意与否不断更换；说那里有政党，“各以所见相持争胜，而因济之以平”；说那里有言论自由，“直言极论，无所忌讳，庶人上书，皆与酬答”……与此对应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些知识精英看来丑陋不堪，用谭嗣同的话说:“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就是说，两千年来，被我们鼓吹得尽善尽美，足以开化异族的文化，不过是暴政加强盗的文化，我们号称讲仁义道德，其实一肚子男盗女娼，真正的讲仁义道德在西方，是西方文化。康有为早年所学为传统儒学，是一个标准的士大夫，后来对西方有了了解，又到香港游历，思想发生根本转变，认为西方人并非“夷狄”，治理国家很有法度，从此立志讲求西学。他自己编写《康子内外篇》，预言世界将发生三个变化：其一，君不专，臣不卑；其二，男女轻重同；其三，良贱齐。认为天地生人，根本平等，君臣、男女、地位都应平等相待。这等于完全把传统儒家文化里最基本的东西“君君臣臣”的等级制否定掉了，哪里还能以此文化为自豪。三个层面的文化危机自救实验有危机就要拯救，文化自信心被摧毁，就需要进行文化自信心的重建。摧毁需要时间，重建更需要时间。可以这样讲，从晚清到现在，在这170年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就是一个不断重建文化自信心的过程。当然，广义的文化分为三种：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因此，文化自信心的建设包括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三者由浅入深，由表及里，贯穿始终。这三个层面的建设与晚清至五四运动，中国近代史三个阶段相吻合，也与中国文化的三次危机拯救相吻合：第一阶段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1840—1894)，这属于物质层面的危机拯救。部分觉醒的知识分子主张通过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铁路轮机和声光化电来维护中华传统文化，即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第二阶段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1898—1911)，这属于制度层面的危机拯救。其间，无论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张謇、汤化龙为首的立宪派，还是孙中山、黄兴为首的革命派，都认为改造中国首先要学习西方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等深层次的东西；第三阶段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这属于精神层面的危机拯救。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开始了改造国民性和开启民智的思想意识上的反思。最开始，清政府或中国人以为自己的文化自信心是被西方的坚船利炮这样的物质层面上的东西所威胁所打垮，文化自信的维护只需要做一些“技术处理”，“修补工作”，也就是说，我们从骨子里仍然承认自己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是优越的，迟早会把西方也同化掉，最少不会被西方文化所侵占，这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提法的根本原因所在。中体西用是要清晰地表明，我们保留什么，学习什么，我们要保留的核心是我们的制度和精神，要学的只是西方的兵器、化工之类的技术，甚至自视甚高的某些中国人连这个都不想学，认为那是奇技淫巧罢了，这是跟“玩物丧志”、“不务正业”有一拼的东西，正是这种藐视的心态致使中国科技停滞不前，落后于列强。这一时期、这一层面上的文化危机拯救活动，就是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特点是在政治上、精神上拒绝西方文化的影响，认为中国的文武制度样样都好，只是武器装备不如人，只需要修炼武器就可以了。所以这是一次仅限于器物层面的改革，奉行的是“中体西用”的原则。北洋大臣、洋务运动领头人李鸿章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开放”：打开国门，引进外资，鼓励民办企业，开放通商口岸等，一切努力旨在学“技”，以便“师夷长技以制夷”。不能不说洋务运动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现代文明在这个古老的帝国显出璀璨之光，电灯、电报、电话、火车、汽车、枪炮、船舰、采矿、纺织、机器……这些西方的物质文明成果纷纷落地中华大地，中国人像看万花筒一样看这些神异之器在翻江倒海，日新月异，发挥着他们从未想过的奇异功能。中国人以为用技术的奇力修补一下物质层面的不足，又可以重拾中华文化自信力，然而，事情远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简单。持续了30年的洋务运动即便在物质层面上的成就也是难以拎得上筷子的，甚至可以说30年的心血最终以梦想破灭而告终，李鸿章终究是衰败的大清王朝的一个裱糊匠而非建筑师。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一向被中国人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一举击垮了当时世界上装备最先进的海军之一北洋水师，1895年李鸿章忍辱负重去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背负一生的卖国贼恶名。接着，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强占大连湾。一系列事件将洋务运动的成果打得落花流水，慢慢滋长的自信力再度被打回原形。尤其是甲午战败大大出乎国人的意料，国人稍稍重建起来的一点点自信一下子被摧毁得精光，因为这一回，打击我们的不是西方列强，而就是周边的一个小岛国，一个曾经被纳入华夷秩序，对中国俯首帖耳的小日本。这种心理的打击是致命的，宣告了物质层面的文化自救运动彻底破产。物质层面的文化自救运动的彻底破产让中国人彻底清醒，光是进行物质层面的文化自救是不行的，关键要靠国家的政治制度的改革。日俄战败后，先进的中国人就发现，俄国不是败在兵力，而是败在政治制度上——“此战诚为创举，不知日立宪国也，俄专制国也，专制国与立宪国战，立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为了探索政治制度上的文化自救之路，于是就有了戊戌变法，有了立宪运动，有了辛亥革命，这三个历史事件看似孤立，其实有一个内在的线索，那就是从政治制度上进行文化自信力的重建。作为这一系列政治文化自救运动的开端就是戊戌变法。1898年1月，康有为上书光绪皇帝，提出了三条变法纲领，说是再不实行变法的话，不但要亡国，到时皇帝你老人家想做普通老百姓都没有机会，光绪皇帝听了很是震动，决心变法，亦希望利用变法给自己揽权，走出慈禧专权的阴影。当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与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帝党虽然存在矛盾（是否该用“党”来称谓是值得商榷的），但在借改革以巩固大清统治，维护共同利益这点上是一致的，慈禧太后对变法一度表示默认。得到太后的支持，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书和谕令。主要内容有：经济上，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裁汰绿营，编练新军。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遣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等。改革是一次利益的重新分配，戊戌变法触动了一部分旧势力的利益，遭到了他们的极力反对。比如光绪皇帝要裁汰绿营，编练新军，这是要拿掉绿营官兵的饭碗，却没有给他们适当的出路，他们当然不干，于是成千上万的官僚、军官就跑到慈禧太后住的颐和园外又哭又闹。最要紧的是，这次改革触动了慈禧太后的权柄，这是她绝不能容忍的，由她点头开始的变法又在她的摇头之下草草收场，力倡变法的六君子亡命菜市口，一些变法维新人士遭通缉，被迫流亡海外。中国人第一次企图从政治制度上进行文化自救的行动以失败告终，留下的是血的教训和无限的反思。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政治改革的时代要求没有消除，中国人重建自信力的内在要求始终没有放弃，并越来越成为执政当局的一种压力。在这样的内在吁求尚未得到满足之时，外在的打击接踵而来。1900年，穷途末路的清政府打算利用义和团“扶清灭洋”，可是，义和团既不能扶清也不能灭洋，八国联军借机侵占北京，慈禧本人仓皇逃往西安，满清王朝走到了危险的关口，中国人的自信心走入了谷底，时势再次把清政府拉到政治改革的轨道上来。没有选择的选择，清廷为了稳固自己的江山，中国人为了挽救文化自信力，又回到了曾经失败的变法上来。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颁布“变法上谕”，称“世有万古不变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成法……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月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从此开始了晚清新政。这道上谕十分有意思，它虽然承认必须要进行政治制度层面的改革，却又强调“不易者三纲五常”，就是说，这是一次有妥协的改革，“一手欲取新器，一手仍握旧物”，它仍然坚持自己的文化本位主义，其他的东西都可以改。不过，这毕竟是一次大让步，不再固守祖宗之法不可变。无论是假改革还是真改革，一旦改革，一项改革本身会推动着更多的改革，当主要着眼于经济改革的新政深入下去，政治改革的要求重新冒出来。为顺应政治改革的呼声，1905年，慈禧派镇国公载泽等五大臣赴欧美各国考察宪政。考察团的行程遍布日、美、 英、法、比、德、奥、丹麦、瑞典、挪威十国，以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和救国的办法。五人归国后向慈禧太后汇报：中国必须立宪，只有立宪，才能“皇权永固、外患渐轻，内战可弥”。无论是真愿意还是做样子，清政府总算主动地开始了制度层面改革。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仿行宪政”，两年后，宣布9年预备立宪期限。这次政治改革坚持了几项基本原则：“一曰君权不可侵损；二曰服制不可更改；三曰辫发不准剃；四曰典礼不可废。”但不能不说是历史上破天荒的改革，对君权进行了很大的制约，比如讲具有议会雏形的资政院可以对政府预算进行监管，这是君权至上时代不可想象的事，确实给人以无限的政治想象空间。清廷立宪，给中国人打了一剂强心针，宣布预备立宪后，全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庆，破涕为笑……额手相庆曰：中国立宪矣，转弱为强，萌芽于此”。所谓转弱为强，其实就是期望通过政治层面的改革，来重拾优越的文化自信心。然而，多灾多难的国民没有福气盼到立宪的到来，清廷没有呼应立宪派的要求，不但一再推迟，而且还不断集权，搞起皇族内阁，国民认为清廷立宪缺乏诚意，感觉被愚弄一般，对清廷越来越疏离，原先还把革命党视为乱臣贼子，后来却转向同情或支持革命。立宪运动被辛亥革命腰斩，中国人又错失一次重拾信心的绝好机会，真是国人之大不幸。此路不通，再换一条，经历了戊戌变法和立宪运动两次制度层面的文化自救失败后，中国人很自然地选择以革命暴力的方式来实现政治改革。这是一件很无奈的事情，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在中国哪怕挪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更何况要进行政治改革，守旧的势力实在太强了。以革命的方式固然可以办成事，但成本实在太高，后遗症也多，最可悲的是，鲜血换来的往往总是一些事与愿违的东西，而且一再被历史证明着。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帝制，在亚洲建立了第一个共和国，但是，中国人仍然没有因此获得想要的自信力，辛亥革命后，复辟倒退，军阀混战，反倒让国人生出了“民国不如大清”的感叹，苦苦追求的东西竟然并不是想要的东西，国民的迷茫困惑可想而知。鲁迅在1932年的一篇文章中回忆：“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这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可见中国传统专制政治根深蒂固，很难摧毁，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是仿效西方政治制度，是邯郸学步，尤其是辛亥革命步子又迈得很大（一步到共和），结果出现踉跄、复辟倒退，以及军阀混战，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事。二是证明文化自信的建立绝非搬一套制度来操作就大功告成，政治文化层面的信心重建的一波三折表明，它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必须要在人的精神层面上得到潜移默化，形成精神信仰，坚定的民族意志，这就上升到了精神文化层面的构建。确实，一系列政治层面的文化自救失败让人失望也让人思考，西方好的政治制度为什么拿到我们这里就不行了呢？就“南橘北枳”了呢？不是说人家的东西不好，而是因为中国旧的文化传统不适宜这种制度的生长，建立民主共和政治体制，必须铲除旧的土壤，彻底打碎旧的文化传统，在精神层面上除旧布新，这就是五四运动到来的根本原因。事实上，从戊戌变法到立宪运动，再到辛亥革命，政治改革虽经一波三折，还是终结了君主专制，可是，在社会的更深广处，由中国传统文化所奠定的社会基本结构和中国人的基本思想方式并没有根本改变，五四运动就是要从精神层面上去彻底反思中国的传统文化，激进者甚至期望通过反思甚至彻底否定传统，实行全盘西化，以此来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提供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很遗憾，五四运动所带来的思想启蒙运动并没有完成就结束了，这不能不说是一次烂尾楼工程，而让中国人的又一次文化自救破产。落后的文化难树自信力从根本上讲，晚清社会之所以出现千年未有之文化危机，是因为那些一直被我们视为世界上最先进的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对比起来，显得落后了，落后者是很难找到自信力的。而在此之前，我们没有这样的遭遇，我们的文化傲视夷狄，无论哪个外来民族入侵我们，甚至江山都换了外族做主人，唯一不换的是那生生不息的文化，中华文化与入侵民族的文化比较起来，可谓高度发达，外来文化常常不免被同化，这正是我们的自信力的来源。可是在晚清，中国文化已经在很多方面落后于西方先进文化了，晚清文化在政治上是封建君主专制，而西方是民主政治（君主立宪或是民主共和）；经济上，晚清是封建小农为主的经济，而西方是机械化大生产的资本主义经济；文化上，晚清是“三纲五常”为主的封建等级文化，而西方是自由平等为核心的开放文化，后者是更高一个层级的文化，落后的文化怎么可能驾驭先进的文化，握控先进文明要素，并获得心理上的优越感？当落后的文化面对先进发达的文化并发生碰撞时，便摧枯拉朽般败下阵来。那么能不能用一种兼容的方式来处理呢？当然可以，除非落后者不愿进步，或者先进者对你毫无改造的兴趣，各安其是，否则就很难办。比如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事实证明不行。为什么？因为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相遇并冲突时，只会以先进文化为体，而不会以落后文化为体，就像汉文化与满洲文化相遇冲突时，肯定是汉文化为主体，尽管满洲人掌握着国家权力，也仍然不能阻止汉文化作为中国社会主体文化的位置。以落后的中学为体，以先进的西学为用，就像要水往高处流，人往低处走，很难。中国的传统文化发展到晚清，已经丧失了其本来的积极前进动力，因为专制禁止了自由思想，知识分子只能做一些炒剩饭的事，如注释、考据过去的经典，抹杀了人的创造力，造成了对现代化的阻碍，它必须要转型，以期获得新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再度展现迷人色彩。晚清社会的危机，就是中国社会转型在国人内心里造成的文化自信危机。这个转型，是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当然，我们讲转型是一个承接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丰富复杂的对话、对抗过程，具体到这个过程之中，充满了矛盾冲突。这个过程中的冲突，有学者归结为十个方面：一、重农抑商与现代商品经济的冲突；二、平均主义传统与各尽所能、按劳取酬原则的冲突；三、因循守旧的传统与现代革新创造精神的冲突；四、悠闲散漫传统与现代效率的冲突；五、“反求诸己”的认识方式与现代科学知识的冲突；六、泛道德主义传统与现代多元价值取向的冲突；七、家庭本位传统与现代个性自由的冲突；八、家长制传统与现代平等观察的冲突；九、遵官贵长的权威主义传统与现代民主精神的冲突；十、人治传统与现代精神的冲突。我认为这个归纳是确切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激烈却是一个漫长的拉锯战，会有反复，但总的结果，是传统文化让位于现代化，虽然可能存在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化，现代化吸收内化传统文化的色彩。预备立宪如同翻修老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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