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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又用到哪里了呢？他的家人非但没有沾他什么光，还赔光了家产，这或许正是孙中山的股票信用度高，有那么多人热情投资的原因吧。比起孙眉，张静江才是名副其实的“现代吕不韦”。此人极具传奇色彩，他本是商人的后代，擅长经商。1902年，张静江以驻法使馆商务参赞的身份随驻法公使孙宝琦出使法国，并在巴黎经商获得成功。商业上成功的张静江并没有把自己局限于一个商人，而是把自己的触角伸向政治，扮演更为复杂的角色。他同情和向往革命，积极地投资革命，由此参与到中国近现代政治进程中去，成为孙中山、蒋介石等人都十分器重的人物。很显然，张静江不是一般的商人，而是有“政治头脑”的商人，他向往革命，更看好孙中山的“革命公司”，有心投资革命，直到机会降临。1905年8月，张静江与孙中山在赴法的轮船上相遇，张静江向孙中山抛出投资意向：“君非实行革命之孙君乎？闻名久矣，余亦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近数年在法国经商，获资数万，甚欲为君之助，君如有需，请随时电知。余当悉力以应。”商人就是商人，做生意没有那么多废话，多么直截了当。张静江与孙中山约定汇款的暗号：A、B、C、D、E，分别代表1、2、3、4、5万元。当时孙中山的革命公司并没有被太多人看好，两人萍水相逢，这个张静江就这么看好孙的公司前景，委实令孙中山有点狐疑。不过，两年后，当同盟会用度拮据之时，孙中山突然想起在轮船上碰到的那个口气极大的商人，抱着试一试的心理给张静江发了一封电报，写了一个“C”，当时很多人都不相信，“仅凭一个C字，能讨来三万法郎，岂非太阳从西边出？”(据说当时孙中山的生活费一天仅为一角五分。)但数日后真的收到三万法郎，孙中山大为惊奇，认为遇到了革命“奇人”。自此以后，每遇革命款项不济，孙中山便想到了张静江的汇款之约，而张每次均能按时如数将款寄到。甚至有一次由于款项不支，反清起义无法举行，张静江将他在巴黎通运公司所经营的一个茶店卖掉以资起义，令孙中山感动不已，他曾言：“自同盟会成立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名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为了感谢张静江的资助，孙中山曾让胡汉民回信以示谢意。张静江随即复信：“余深信君必能实行革命，故愿尽力助君成此大业。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实无报告事实之必要；若因报告事实而为敌人所知，殊于事实进行有所不利。君能努力猛进，即胜于作长信多多。”由此即可看出张静江确有一颗博大的爱国之心外，他正以一个老练的商人的眼光，认准了对于这桩革命爱国投资是必胜必赢的选择。张静江的投资后来可谓大获全胜，成为民国政坛元老，曾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代理国民政府主席，孙中山称他为中华第一奇人，毛泽东认为他是有“经济眼光的人”，陈果夫则称他为“党国理财”第一人，蒋介石更称他为“革命导师”。后人将张静江称为“现代吕不韦”，真是十分精准的概括。在商言商，当然可以创造商业奇迹，但是，商业永远不可能独立于政治之外，前面我们讲到孙眉在檀香山做成了“茂宜王”，但是，1904至1905年间，美国管辖下的夏威夷政府，颁布新的租地条例，对旧租地者孙眉所经营的农场造成重大损失，经营每况愈下，最后以破产收场。因此，我们固然主张在商言商，在政言政，政商不可搅为一体，但政商肯定会互相影响，不关心政治的商人，不是大商人，不以自己的商业力量来影响政治，改良政治，自己的商业帝国就有可能做不大做不长，甚至会被黑暗政治吞噬。张静江本是大清体制内的人，但他却通过投资革命，一下子从一个单纯的商人，进而参与到中国政治变革、社会转型中来，变成了时代的弄潮儿，以政闻名而非以商闻名，应该说张静江这样的商人是很值得研究的。辛亥革命：成也立宪派，败也立宪派四支政治力量的离合主导中国历史走向一直以来，辛亥革命的成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被视为最大的功臣。当然，革命党的功劳是怎么夸赞也不为过的。但是，革命党为什么能成功，尤其是为什么在起义九次之后，才在1911年10月10日由武昌首义成功？具体到历史的现场，我们才会发现，是因为这一次起义得到了立宪派几乎全国性的“襄赞革命”，才让革命成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立宪派的支持配合，辛亥革命不可能成功。然后，我们再来讲，为什么这场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攫取了？孙中山的抗争，包括二次革命为什么不能成功？具体到历史的现场，我们仍然会发现，是因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拒斥立宪派，把他们赶到了袁世凯一边，与革命党作对，最终让革命党处于孤立无援之地，痛失革命成果。我们必须认识到的一点是，在清末，存在这样几支政治力量，一支是清政府，当慈禧和光绪相继驾崩后，清廷已没有支撑危局的人，摄政王载沣并没有解除危机，在这个时候，只好请被自己下令革职归田的袁世凯重新出山。袁世凯想到自己此前差点就被清廷要了小命，怎么可能还为这个政府卖命？何况形势已是此一时彼一时，他打起了自己的算盘，他自成一派力量。因此，另一支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派，这是当时最强大的力量，既操纵清政府，又操纵枪杆子，加上袁世凯个人的政治操控能力，是凌驾于当时任何一种力量之上的政治力量。再有一支就是以梁启超为导师的立宪派，虽然梁启超不在国内活动，但国内的立宪派基本上以他的立宪思想为指导，以他马首是瞻，这也是一股不容小视的力量，甚至可以说，既有广泛的组织，又有广泛的社会基础的力量，既能通天，又能下地。这一股力量，我们从他们在立宪运动中的三次请愿和请愿之后的组党（宪友会）见出。再有一支力量就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主要以同盟会的主要成员为领导，以新军为资本，是实力相对较弱的一支。其中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袁世凯是清末立宪运动的中坚人物，袁世凯在任地方大员的时候就搞了许多新政，其中包括地方自治，倡导国家搞立宪等。当他进入清政府决策层之后，在是否立宪问题上，尽管有人怀疑他另有私心，但袁确实是出力最大的推动者之一，因此，把袁世凯归入立宪派也未尝不可，他跟立宪派高层，比如张謇等人关系非同寻常。我们看看这四支主导中国走向的政治力量，就可以看出，虽然清政府力量不算强大，但是无论是从正统性、统治根基来讲，都绝不容忽视。可以说这样来形容，那就是，袁世凯是凶悍的老虎，立宪派是温厚的大象，清政府是即将瘦死的骆驼，革命派是一匹斜刺里杀出的黑马。就个人能力而言，由于宣统皇帝太小，不能主持政务。慈禧太后为了继续把持朝政，并没有把年富力强而又有能力的皇戚，像溥伟这样的选为接班人。而宣统皇帝的父亲摄政王载沣又是一个庸碌之辈，他掌权后的一系列行动，如加强中央集权，搞“皇族内阁”，都是逆民心而行，受到立宪派的强烈反对。孙中山是一个政治浪漫主义者，他在中国生活的时间很少，革命成功之前，也没有在中国官场上任过一官半职，虽然有远大而美好的政治理想，以及理论论述，但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上，很难说有大的作为。他虽然亲自上过战场，但更多时候，他是以一个先行者，一个象征的身份出现在革命之中。梁启超不仅是一个政治家、思想家，他还是一个言论家，影响力非常强，尤其在立宪派中有很大的影响。梁启超为熊希龄内阁起草的《政府大政方针宣言》，并不逊于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就我个人之见，他的能力不在孙中山之下。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有两件事情可以比较出来，那就是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由于自己的鲁莽告失败了，而梁启超和他的弟子蔡锷精密策划领导的“护国战争”胜利了，成为再造共和的英雄。袁世凯经受了充分的政治锻炼，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技术官员、政治家和野心家。无论小事的安排，大局的谋划，内外关系的处理，谋略手腕的运用，都胜另三股力量一筹。最为典型的，就是他软硬兼施，把清帝逼退位，改朝换代因此没有流血漂橹、杀尽前朝皇家贵族，袁世凯立了一大功。如果把以袁世凯为领袖的北洋实力派和以梁启超为导师的立宪派的力量排除在外，单让以载沣为首的清政府与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单挑，那么，革命派胜算几何？客观地讲，胜算的可能实在太小。就算革命派以“排满”的民族主义为革命的旗号，能够赢得汉人的支持，但说实话，经过两百多年的融合，满族对汉族的怀柔，并不像《革命军》里讲的那么恶劣，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清朝垮台，坊间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杀害满人可窥一斑。相反，“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首先一条，革命得有资金支持，孙中山四处筹款之难足见手头紧张，而清政府财政再怎么捉襟见肘，也有能力应对革命派的小股造反起义力量。更何况，革命派跟中国广大的底层民众没有太多的联系，也没有进行广泛的发动，可谓势单力薄，单靠一些乌合之众式的会党难成大器。要是清政府不把北洋军交给袁世凯指挥，革命派胜算的可能性更小。当然，社会争斗是复杂的，革命也是复杂的，以袁世凯为领袖的北洋实力派、以梁启超为导师的立宪派不可能置身历史时局之外，他们必然在一场争斗之中扮演各自的角色，或者支持清政府，反对革命派，或者反对清政府，支持革命派，或者坐山观虎斗，或者坐收渔利，总之，他们的任何态度行为都可能导致争斗起变数，决定双方的胜负成败，以及中国历史的走向。事实上，抛开袁世凯暂且不论，在武昌起义前后，立宪派从反对革命，最后变成同情和支持革命，甚至直接与革命派合作，这样的变化，对革命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正因为立宪派同情和支持革命，与革命派合作，才让清政府与革命派的对立发生了民心的向背和力量大小的转变。最后，革命派许诺袁世凯将来可以当民国总统，袁世凯这样一个有立宪身份色彩的力量“站”在革命派一边，革命成功已是理所当然。立宪派是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我们知道，清政府决定预备立宪的过程中，清政府的决策不仅得力于立宪派的支持，而且是在立宪派的推动下进行的。在预备立宪之前，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就建议简派亲贵分赴各国考察政治，于是立宪之议大动。等到日俄战争结束，日本战胜俄国，国人更是认为，日本之所以能战胜俄国，就是因为日本实行宪政，而俄国是专制国，要求清廷立宪，报章上也纷纷议论立宪之必要，立宪派以此为千载难逢的推动机会。半信半疑的慈禧太后只好表示，“只要办妥，深宫初无成见”。在这个时候，立宪派大兴——以君主立宪政府为共同理想，采取一致行动，并为之而奋斗的政治集团。立宪派是些什么人呢？革命党人谭人凤对咨议局议员的批评正好指出立宪派的构成，“他们咨议局的人，不是翰林进士，就是举人秀才，在社会上潜势力非常的大”。事实确是如此，据台湾历史学家张朋园先生统计分析当时咨议局和资政院成员的背景发现，咨议局接近90%的人都有传统功名，10%的人接受过新式教育，且不乏日本留学生，其中大部分曾任政府职官，且家境都不错。而资政院的人身份地位家财更高更多，自不在话下。资政院是居庙堂的立宪派，以亲王奕劻、袁世凯为代表，咨议局是处江湖的立宪派，以梁启超、张謇为代表，上下一体，牵一发而动全身，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他们的人，何止是潜势力非常大，显势力也非常大。总而言之，立宪派以官员士绅富商为核心，居庙堂的立宪派官员，影响力自不必多言。处江湖的立宪派则是民间社会的中坚，在民间社会是相当有身份和影响力的，能够号令乡间，他们甚至可以率民间力量与政府对抗，地方官员对他们都不能不敬畏之三分，地方官员每到一地方上任，都得拜会这些“地方神仙”，以取得他们的支持。当然，他们也是稳定基层社会的主导力量，政府在构建地方社会秩序和地方自治时有赖于他们，甚至常常就是依靠他们来维护。并且，与康有为那一拨主张宪政的老派官僚士绅相比，此时的立宪派既继承了老派的士大夫情怀，又有世界眼光，既能继承传统好的东西，又能学习西方的长处，包括宪政这一先进的生产关系，其社会地位、知识结构和思想意识决定了他们是当时的中国精英，是比较理想的一代人，完全有能力主导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走向。当然，立宪派内部也有矛盾和冲突，最为典型地表现在丁未政潮这件事情上。应该说，立宪派总体的政治目标是一致的，就是在中国实现君主立宪。但一旦实施起来，就有可能触及一部分立宪派官员的利益，这就像载泽早在《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所说：“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最不利于官。”此话怎讲？就拿立宪的重要环节官制改革来说，就遇到了重重困难，原因就在于会损害一些官员的利益，而这些官员中就有不少是立宪派。官制改革的第一个方案，是精简合并原来的政府部门，增设具有现代意义的行政机构，比如取消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资政院、行政裁判院、审计院等，努力使“立法、司法、行政各有责任，互不统属”。立即遭到上至醇亲王载沣，下至太监的反对，也遭到了立宪派瞿鸿禨的反对，矛头直指立宪派奕劻和袁世凯。瞿鸿禨是慈禧太后的亲信，曾经极力促成政府派遣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也是促成最高统治者最终宣布预备立宪的功臣之一。瞿、袁两人对立宪没有分歧，但是，在争夺立宪领导权上，他们发生了分歧和争斗，瞿就与在地方颇有声望的岑春煊联合起来，攻击奕劻和袁世凯，立宪派划为两派，互相攻讦，这就是所谓的“丁未政潮”。事情弄到最后以瞿鸿禨和岑春煊被开缺而告终。立宪派的政争，牺牲最大的不是立宪派，而是清政府的统治资源，官僚立宪派的冲突分裂，消耗了改革的力量，也让处江湖之远的立宪派和民众对政府的改革大为失望，并由失望而产生不满，也阻滞了立宪派政治理想的实现。但是，即便立宪派处在这样的分裂之态，立宪派仍然是一支不可小窥的力量，能够影响政治走向。立宪派视革命党为“盗贼”与那些只能在地下活动的革命力量相比，立宪派这样一支政治力量肯定要强大和稳固得多。要是革命受到这一支力量的反对，基本上很难有所作为。在辛亥革命之前，革命派的历次起义都没有得到这样一支力量的支持，尤其是当清廷有立宪之心和预备立宪之时，像张謇这样的立宪派领袖，甚至把立宪作为消弥革命的重要手段。1905年，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动身时，革命党人吴樾在火车站用“人肉炸弹”袭击考察团，炸伤三个考察大臣，出洋行程被迫推迟。对于此事，我们看看当时的舆论会发现，基本上对革命党人一片指责之声，而且上至政府下至民众，更加坚定了立宪的决心和信心。上海复旦、南洋等三十二所学校联合发出慰问电就是很好的证明，立宪派对革命的反对更不待言。立宪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张謇更是因为此事称革命党是“盗贼”，希望政府加紧立宪，以立宪来防止暴力革命发生。立宪派对革命派的反对，更集中地表现在两派的论战之上，尤其是梁启超与革命党的论战，重点在革命与不革命的问题上，梁启超认为，革命难免流血破坏，破坏后建设不易，因此，主张和平改革实现政体转变。革命党则认为中国的政治已经腐朽到了极点，必须用暴力彻底推倒重来，推翻满清政权，建立新的政体。双方的争论无所谓输赢，但革命党与立宪派的论争，促进了中国的民众更加深入地了解民主宪政的相关知识和理论，并更加深入地思考在中国如何建立民主宪政的问题。至少，人们知道，除了寄望于清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还可以有一种自下而上的革命，以实现政治的转型，达成自强的目的，关键是看选择哪一种方式。立宪派与革命党势同水火，在这样的背景下，革命派不会有大的作为。如果不是因为立宪派对清政府的失望和反感，造成离心和背叛，革命何时成功真的还不好说，至少不会发生在1911年的10月。之所以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辛亥革命能成功，就是因为立宪派从与革命派的对立走向了与革命派的同情与合作。这不能不说与立宪派三次请愿失败和清政府将铁路国有化有关。虽然清政府在推行预备立宪的过程中，给人缺乏诚意的印象，但是，从颁行仿行宪政诏，以及改革官制，厘定法律，广兴教育，普设巡警，成立立宪编查馆、资政院和各省咨议局，尤其是颁布宪法大纲，确定召开国会期限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确实给国家带来一番新兴景象。倘使清政府坚持改革的方向，立宪派能够沉得住气，没有那么急躁，按照既定的时间表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清政府在收回铁路国有这一事上有所退让，双方都学会妥协，以立宪派上通天下通地的政治能量，主导立宪走势，假以时日，中国未尝不可以迈上宪政之国，而不是军阀割据，战乱频仍。梁启超甚至制定了这样一个政治策略：今天我们党和政府死战，还是第二位，与革命党（同盟会）死战，才是第一位的。有革命党就没有我，有我就没有革命党。可见两派之势不两立。在如此水火不容的情形下，立宪派即便不站在清政府一边，而是给革命派使些绊子，革命派也受不了，会在这种争斗中透支力量，更不要指望推翻清政府。立宪派与革命党“亲密合作”立宪派本来是反对革命党搞革命的，认为革命会破坏立宪远动，即便在现在，仍然有不少学者指责孙中山的革命，因为他们而使中国失去了和平变革的机会，陷入长期混乱之中。但是，当立宪派的努力在清廷那里碰壁之后，失意的他们走向了极端，由支持清政府而变为敌视清政府，由反对革命党而同情革命党。尤其是立宪派“匍匐都门，积诚罄哀”的三次请愿失败（立宪派请愿要求速开国会，其中的理由，就是说这样可以消除革命），便对清政府失去了信任和耐心，极端失意的立宪派喊出“消灭政府假立宪之威焰”，“破除假立宪之狡猾”，把一部分立宪派人士推向了同情革命，与革命合作的道路。第一、第二次请愿失败后，立宪派领袖梁启超气愤不已，他在“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一文中，历数政府之无德无能无信无行，称清政府为“恶政府”，这个政府竟然对于国民的吁请循而不改，对这个恶政府，他认为要“并力以图推翻”，“诚能并力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一切迎刃而解”。梁启超在跟革命党论战的时候，是反对革命的，认为革命破坏不易建设，而此时他竟主张“并力推翻”，这跟暴力革命何异？可见他对清政府失望至极，并很快自觉不自觉地站到革命党的立场上去了。当时的《时报》指出，请愿不遂，“革命党日得利用时机，相为鼓煽，谓民权之路不得立宪之终……不如及早自图，颠覆政府，别立新政府之为愈”。而梁启超更是大胆预测，“不及三年，国必大乱，以至于亡，而宣统八年召集国会，为将来历史上必无之事也”。真是一言而命中，变成了事实。其实，早在激烈的党争之中，就已经让海内外立宪派对清政府的期望变成了失望，大骂“政界反动复反动，竭数月之改革，迄今仍是本来面目”，有些立宪人士甚至“公决密谋革命”，或“秘密会议，将以各省独立要求宪政”，其离心之象已经表露无遗。为此，袁世凯、端方、程德全等纷纷上奏，希望清政府“俯从多数希望立宪之人心，以弭少数鼓动排满之乱党”。这一方面显示了立宪派的人心已开始转向；另一方面，显示了革命压力已十分严峻。就在立宪派人心渐失的当口，发生了四川的保路运动，立宪派与清政府的矛盾由此公开化，立宪派更加倾向于与革命党合作。四川保路运动有这样一个背景，那就是，中国人把修铁路当成兴国的策略之一，而长期以来，中国的铁路主要控制在外国列强手中。对外国列强的仇恨也表现为排除外国的干涉，中国人自己修铁路的争气行为。修铁路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民间修筑，一种是国家修筑。由于四川总督锡良和湖广总督提出民间集资建设铁路的方案得到光绪皇帝赞同，并成为国策，民间商办铁路才大兴土木地搞起来，但是铁路商办以来，成绩并不理想，各地官绅都不能统筹全局，内斗频频，人才缺失，又由于监管不力，集资款经常被贪污挪用，乱象丛生，有的铁路款根本就集不到。所以，虽然全国已有十多家商办铁路公司，修了三年，才修了不到100里的铁路，在当时的情况下，商办弊端可见一斑。鉴于这种情况，张之洞不得不反思民间商办的可行性，转而主张国有官办，而且这是有先例的。当时世界上许多国家，德国、日本都曾走过商办的道路，在失败之后，最终收归国有借款修建。并且，当时也还有一个正面例子，1898年和比利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修建的长达1209公里的卢汉铁路9年完工。1911年，清政府宣布铁路收归国有，借外债建设，签订了四国借款协议。现在看来，铁路具有很强的公益性交通设施，牵扯不同省份，投入甚巨，政府出面修筑并无不可，但需要保证其公益性最大化。另外，当时签订的四国借款协议也还算比较公平，甚至可以说还算优惠。但是，却被四川上上下下的民众指为卖国条约，主要原因是这一行为侵害了立宪派所代表的阶层的利益，立宪派必然要站出来反对，并且利用他们在地方的影响力，利用民众对列强（借款）的反感，挑动民族情绪，反政府情绪，结果，保路运动搞得如火如荼。保路运动终于让立宪派张謇与清廷公开绝裂，而此时，革命党在武昌偶然发动的起义，既借了保路运动的时机，也得到了立宪派的同情和支持。当武昌首义，革命党人请立宪派湖北咨议局汤化龙等人加入革命阵营中来，形成革命党与立宪派的亲密合作，其他省份纷纷效尤，得到立宪派支持，比如，浙江汤寿潜在革命党的拥戴下宣布独立，就任都督；湖南立宪派人首领谭延凯就任湖南都督，积极援助湖北的革命军；在张謇的推动下，江苏巡抚程德全在苏州宣布独立等。这样，革命如星火燎原，燃遍中国大地，最终埋葬了大清王朝。本来，面对种种冲突，清政府只要对社会有足够的权威和控制力，自然可以强行推行铁路国有。等到几年之后正面效果显现，民众自然会接受。而彼时的清政府由于接连发生重大政治失误和对外战争屡战屡败，其合法性已经非常脆弱，对社会的控制力全面衰竭。因此，虽然是一件利国利民的事，却成了埋葬清政府的导火索。有趣的是，一年后，袁世凯做总统，派孙中山出任全国铁路督办，决定将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并借外债修建，此时再也没有人反对，也没有人骂袁世凯和孙中山为卖国贼，历史就是如此诡谲得令人感叹，总是此一时彼一时，选择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才容易成功，总是一条难变的规律。总的来说，在革命期间，立宪派与革命派合作得相当好。我们可以从立宪派领导人，如四川的蒲殿俊、湖北的汤化龙、湖南的谭延闿、江苏的张謇与革命党人的合作窥出一斑。武昌起义第二天，明知道自己无力掌控时局的革命党人很聪明地邀请湖北咨议局的立宪派共商大事，汤化龙是湖北咨议局的议长，是立宪派的首领，他很快就接受了，并表示：“革命事业，鄙人素表赞成”。这样，革命党负责军政，立宪派主持民政，而这一模式成了其他省份的榜样。汤氏出任民政总长，表明了自己的决心，“成则共图勋名，败则生灵涂炭，我汉人从此扬眉吐气，在此一举；我汉人万劫不复，亦在此一举”。立宪派对革命推动的作用立即显现出来，比如，汤化龙做了民政总长之后，通电各省，呼吁响应革命；为军政府草拟组织规程，稳定时局；与驻汉口的各国领事馆交涉，获得列强的支持，这些都是革命党人不可能轻易完成的任务。即便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这样的革命党高层，也不可能跟全国的立宪派和地方民众有广泛的联系，能够调动起广泛的力量参与，革命党长期以来，主要依靠会党，这些力量总显得力难从心。张謇刚开始时是反对革命的，但是当革命已成大势，他又自觉地站到革命一边。由于他与袁世凯非同寻常的关系，在促使袁世凯与革命党的调和中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张謇被孙中山邀请入阁南京临时政府后，新生的政权财政捉襟见肘，是张謇利用自己的关系，向盐商借到了大笔钱，用自己的纱厂作保向国外银行借款，解政府燃眉之急。汤化龙和张謇的事例足以说明，单是革命党自身的力量起义，不要说很快被清政府扑灭，单是立宪派感觉不高兴，设一些障碍，革命恐怕也不能成功。基于此，说辛亥革命的成功依靠了立宪派，是两派合作的成效是不可否认的。这正像梁启超在辛亥革命次年10月在一次报界欢迎会上所说：“这两派用的手段虽然不同，但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从去年起义到现在，没有一件事不是两派同心协力办成的，就是最好的证明。”立宪派与革命党 “闪电离婚”如果我们把在革命期间，比喻成立宪派与革命党的蜜月，那么，这个蜜月期并不长，很快两派就离婚了。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立宪派人士都与革命党离了，但我们仍然可以从汤化龙和张謇与革命党的分手看出立宪派与革命党的分道扬镳。两派的鸿沟也可见一斑。两派的分手主要是对权力的分配各怀不满。具体拿汤化龙来讲，在革命党看来，汤化龙贡献没有他们大，却高居大位，这显然令一部分革命党人不高兴，在局势稍为稳定，改组军政府之后，立宪派纷纷被革命党人换下来，分明是将立宪派边缘化，赶出利益分配的格局之中。更何况，两派本来主张不一，稍有矛盾就会各自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去讲话，加剧矛盾。比如汤化龙主持民政，就有革命党人不满，“政事部人选，革命党原无一人，遂激起一部分人之反感，谓其曾主张君宪，固与革命主义不兼容。疑继以毁，化龙因感不安”。一旦拿立场、主义说话，彼此的怀疑与矛盾就难免。这个时候，在革命队伍中受排挤的立宪派自然会有意见，当矛盾表面化公开化时，不离婚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汤化龙与革命党的合作也只有一个月的时间罢了。汤化龙与武昌革命党发生矛盾后，离开武昌去上海，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被任为法制局副总裁，辞而未就，后来虽然因为与黄兴关系不错而出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的秘书长，但仍因武昌那边的革命党人的指责而无法见容于南京政府，这时他只有投奔袁世凯了。与汤化龙不同的是，张謇本来就与袁世凯关系不错，在与革命党的合作中，有很多因政见不同的摩擦，觉得革命党不能容纳立宪派，处处排挤他们，在南京临时政府借款一事上有意见，张謇干脆拔脚走人，寄望于袁世凯，与革命党的结合不过三个月。立宪派与革命党合作的根本原因，是对清政府的失望与不满，两派联手，轻而易举推翻满清统治，而分手的根本原因，是政治理想的分歧，立宪派在乎政体不在乎国体，他们主张君主立宪，在承认皇权的合法性的前提下，扩大民众（绅士）的政治参与机会，希望通过和平改革的方式促进政治转型。革命派则主张用暴力的手段推翻清的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以此伸张民权。立宪派本来是不认同革命党的暴力方式的，而革命派也不认同立宪派保持君主的办法，是因为一致对清政府的不满才走到一起，当他们的共同不满的对象消失之后，彼此的分歧却并没有消失，并在争夺新政权的领导权上发生了矛盾，立宪派对革命党的政治理想则表现出冷漠和怀疑。袁世凯与革命党矛盾激化后，对于那些在革命党掌控的政府之中的立宪派来说，无疑面临着一次重新站队的问题。立宪派很自然地站在了袁这一边，两派重修旧怨，他们抵制和憎恶革命的情绪又开始暴露无遗。在革命党与袁世凯之间作出选择，对立宪派来说是很容易很自然的，某种意义上说，立宪派与袁世凯本来就是同一阵营，在立宪运动中，袁世凯本来就是在庙堂的立宪派首领，而立宪派与革命党本来就有前嫌，立宪派对袁世凯有一种本能的亲近，对革命党有一种本能的排斥，当袁世凯与革命党成为对立的双方时，立宪派的立场已不言自明。从深层去讲，立宪派是旧制度与新形势结合的产物，是温和的改良主义，他们对旧政权有感情，也有怨气，他们在革命前要求立宪，他们在革命中服从了革命，有进步的一面，他们在革命之前照顾旧政权，采取折中的虚君权充民权的改革，他们在革命之后找袁世凯作为他们政治理想的继承人，又有保守的一面。当然，进步固然好，保守未必一定是坏事，立宪派的折中政治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或许更为合适，但是他们的折中之梦，满清也不能让他们做，这就非常的无奈了。由于他们这样一种矛盾的结合，使他们注定不是彻底的政治革命者，但他们毕竟是一支巨大的力量，他们倒向哪一边，哪一边就会赢得胜利；他们倒向革命党，革命就赢得胜利，他们倒向袁世凯，袁世凯就春风得意。事实上，他们倒向了袁世凯，袁世凯又一步步地抛弃革命党那一套。袁世凯当权后，立宪派把他们的政治理想都寄托在他的身上，立宪派的领袖梁启超放下与袁世凯的恩怨，把开明专制的希望寄托在袁的身上，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吾自信，项城（袁世凯）若能与我推心握手，天下事大有可为……以拨乱论，项城坐镇于上，理财治兵，此其所长也。鄙人则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使多数人由急激趋于中立，由中立趋于温和，此其所长也。分途赴功，交相为用。”立宪派对袁世凯的巴结之意、和衷共济之心显露无遗。等到袁世凯与国民党彻底闹僵了，国民党要发动二次革命，立宪派再也不跟国民党闹革命了，他们一下子恢复了最初那种抵制和憎恶革命的情绪，表示支持袁世凯对讨袁的国民党势力进行镇压。且不说，没有立宪派的支持，此时的国民党也斗不过袁世凯，更不要说还遭致立宪派的抵制和憎恶，二次革命的失败已成定数。二次革命失败，国民党的头头脑脑流落海外，辛亥革命失败在所难免。我们无法为古人指点迷津晚清社会，中国面临着一个向何处去的根本问题，向何处去？当然是向现代化而去，在政治上，就要废专制、建民主，这是一个目标的一体两面。对于这个根本去向问题，立宪派与革命派的总目标是一致的，但在方法策略上却又有很大区别。立宪派主张通过改良的办法，采取自上而下的方法，通过请愿和议会斗争的合法手段，迫使清政府对社会放权；革命派则采取自下而上的方法，通过暴力斗争的革命手段，以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实现权归民众。这就决定了两者有明显的区别：前者温和保守，后者激进前卫；前者受益于旧体制，又不满于旧体制，后者大体脱离旧体制，而向往新体制；前者与传统剪不断理还乱，后者与传统决绝反叛。有趣的是，当两者单独行事的时候，都困难重重，立宪派的立宪主张行而未果，革命派一再起义也没有成功，说明单靠自身力量还不足以改变现实政治。在大的目标相对一致的情况下，立宪派对手段方法的妥协，终于促成了两派的合作，结果很快就实现了目标的一体一面——推翻专制，建立民主。另外，当时的中国处在重大的民族危机之中，帝国主义处心积虑要在中国攫取更多利益，无论立宪派还是革命派，都有一颗救亡图存的爱国之心，这也是他们能够走在一起的重要的“共同点”。也就是说，在民族危机面前，他们完全可以抛开政治派别的成见走到一起。但在如何建立民主这个问题上，两派显然又有很大的分歧，这就是革命成功之后，两派迅速分手的原因。这与立宪派的保守以及革命派过于激进是有关的，两者终于难以达成共识。再加上革命成功后，革命派本能地排斥立宪派，分道扬镳在所难免。但是并不能因此将革命派和立宪派视为两个敌对阶级之间的冲突。无论如何，两派都对中国现代化有贡献，我们绝不可过分抬高革命派而贬低立宪派，认为他们跟专制是同穿一条裤子的，那是对历史的不公。某种意义上说，因为“成也立宪派，败也立宪派”，所以尤其需要重视立宪派对中国政治发展的作用，不能把他们说成投机革命这么简单。学过物理的人都知道，假定社会是一个物体，而推动这个物体前进的同时有几个力，且各个力的大小不同，方向不同，这个物体究竟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向前走还是向后走，或者是原地不动，就说不清楚了。假如所有的力都朝向一个方向，这个物体就在众力的作用下飞速前进。不过，这只是理想状态，一个社会有多种社会力量，很难将所有的力量都调和到“劲往一处使”的绝对状态，各种社会力量的立场、价值、诉求不同，有些是矛盾对立的，很难指向同一方向。但是，社会总有其发展的相对理想状态，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发展之道，也即符合世界潮流和最基本的价值标准的生活样式。想达到这种理想状态，这就要调和各种社会力量，充分调动和使用各种资源，同共稳健地来推动，以减少彼此之间力量的内耗，需要一些大的社会力量彼此学会妥协和宽容。这样说的意思是，辛亥革命成功之后，革命派应该以更大的胸怀来包容立宪派，或者说，立宪派以更大的胸怀来融入正义事业，双方既然能妥协合作推翻专制，双方彼此妥协合作，也应该可以创造新的民主，只是，这已是我的事后诸葛，历史自有其发展的轨道，就像历史学者朱宗震先生所说：“永远不要为古人指点一条正确的道路，那是根本不存在的。”我为什么说辛亥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对于辛亥革命的性质，史学界多有分歧，传统的观点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也有学者持相反意见，认为不是资产阶级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是什么革命呢？说法就比较多了，有说种族革命的，有说政治革命的，有说全民革命的，有说共和革命的等。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台湾学者张玉法先生的观点和大陆学者杨天石先生的观点。张玉法先生认为，辛亥革命并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是全民革命。它用“六大理由证明它是全民革命”，在此简述如下（《辛亥革命当然是全民革命》）：一、研究辛亥革命的性质究竟为何时，必须要对当时中国社会中资产阶级人口究竟有多少比例，辛亥革命是不是由资产阶级所发起，又有多少资产阶级参加了辛亥革命等问题，先要做正确的厘清。二、法国社会学家贝吉瑞认为，中国社会在辛亥革命当时，即使有资产阶级，人数也很有限，而且不具有同质性，没有形成一股阶级的力量。三、历史学家玛丽?赖特认为，中国在20世纪之初，经济的发展渐形重要，但并不能以此论断辛亥革命就是资本主义革命，辛亥革命中，即使有资产阶级参加，也只是“辅助性”的角色。四、从同盟会的革命目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来看，没有一项有利于资产阶级。五、一些史学家关于孙中山先生社会主义取向的革命家定位，也说明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时的中国社会或经济中，不具有重要的地位。六、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来自各个阶级，革命的许多领导者甚至还是出身贫寒之家，而且当时革命即或得到资本家的经费支持，但这也绝不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杨天石先生认为，辛亥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是由共和知识分子领导的共和革命，理由可以归结为这么几点（《辛亥革命与共和知识分子》）：一、当时这一阶级为数不多，经济力量薄弱，对政治的影响力极为有限。这样一支队伍怎么可能领导像辛亥革命这样具有广阔规模的全国性革命呢？二、在政治上，资产阶级一般反对革命，主张君主立宪，求稳怕乱，是立宪运动和国会请愿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三、这是我们习惯于简单以经济地位来划分政治派别，或者简单地以经济地位来说明政治态度的结果。四、那些学堂学生、留学生组成的共和知识分子不能被看做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在思想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批判资本主义或反资本主义的内容，并表现出对社会主义的同情和向往。五、孙中山的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有所不同，他想最大可能地发展国有和公有经济，同时，限制和节制私人资本主义。说实话，我很赞同两位学者的一些观点看法：一、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确实很微弱，不足以成为革命的主力。据严中平等编的《中国近代经济统计资料选辑》，从1872年到1911年间，中国资本（包括早期的官办、官督商办）设立的矿冶、机器、纺织、食品和其他工业、厂矿，共521家。在近40年的时间，才发展了500多家近代企业，这几百家企业有多少资产阶级呢？这对于一个人口庞大的国家来说，不足挂齿。实事求是地讲，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仍然是一个绝对的农业社会，绝对的农业大国。虽然历经洋务运动，清末新政，政府大力鼓励民间办企业，鼓励民间资本发展，亦即所谓的民族资本发展。但有数据显示，19世纪80年代中国国民总产值中，农业占到6679%，“中国的农业虽然发生了细枝末节的变化，某些部分的规模或质量方面有了改变，但它的技术与组织，1911年与1870年相去不远（甚至进入20世纪30年代，它基本上仍保持不变）”。此外，农业耕作十分落后，并没有像欧洲那样形成一大片的地产，然后雇用农业劳动力来耕种，形成所谓的资本式商业耕作和“农业资本家”。农业的投资回报也很低，在扣除沉重的赋税和其他费用后，所剩无几，只是商业或放债回收率10%~20%的一半。这样的低回报率不足以引起资本的兴趣，进而形成土地的集中，实现规模化经营。再有，当时的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极低，以及农村信用机构不足，也限制了土地规模化经营，从而把人口赶出去从事工商业。低效的农业耗费大量的劳动力，而产出很大一部分被农业生产者自己消耗掉。这样，无从为工业提供足够充分的工业原料。“因此，广泛工业化的直接可能或农业发展的直接可能，都被农业部门的无能紧紧地束缚住了。”这些来自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的论述表明，一个农业社会、一个农业大国，不可能产生大量的资产阶级，这已经从生产关系上被严格限制了。如果我们把历史再退回去一步，晚清立宪运动应该更能获得资产阶级的支持，因为资产阶级是求稳怕乱的。之所以有辛亥革命的爆发，以及立宪派参加进革命中来，乃是因为清政府在立宪运动中的离心离德行为，令立宪派失望了，转而同情和支持革命。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考察立宪派的身份来反观晚清之际，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状况，尤其是看他们对晚清政治的影响几何。很可惜，影响非常之小。据张朋园先生《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 1909—1949 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一书介绍，当时咨议局议员出身有五大特色：一是出身于旧科举制度下的绅士阶级；二是议员中不乏受过教育甚至留学日本者；三是其中颇多曾任政府职官者；四是多出身富有之家；五是大多数是43岁上下的中年人。从张先生的统计可以看出，其中绅士阶级占了8913%，比例非常高。对资政院民选、钦选议员的出身背景的统计发现，仍以具有功名的绅士为多数，上层绅士占的比例高达571%。此所谓的“出身富有之家”就是资产阶级吗？不然，据统计资料显示，以5000元资产资格当选的议员，仅陕西得7人、山东得1人，贵州得1人。这里所说的富有之家，多数是有功名的绅士，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功名与财富结为一体，有功名大多有财富。我们说他们是有产阶级，却不好说他们是资产阶级。士绅主导议会，成为当权派是历史之必然。虽然科举制度在1905年废除了，但士绅阶级一直是这个社会的主导阶层，据统计，当时全国士绅总数约为145万人，是社会的精英分子。这些士绅一旦不能进入职官序列，必然谋求别的出路，当议会这样的议政形式出现时，一向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士绅当仁不让地参与进来，而且他们眼界开阔，不少人接受过新式教育，以救国图存为己任，又有经济能力又有参政能力。加之士绅原先已有组织，更易于操纵选举，进入议会。通过以上统计分析可以看出，当时立宪派的主力是士绅阶级，资产阶级在议会中并没有占有较多席位，不足以影响政治走向，只能扮演“辅助性”角色。那么，立宪失败，革命紧接着兴起，如此短时之内，莫非资产阶级如同天兵天将从天而降，一下就领导和主导起革命来了？这也太不靠谱了吧。那么辛亥革命成功之后，资产阶级是不是攻占了国会呢？没有。根据统计，民初参、众两院841个议员（被称为“八百罗汉”），多是一些半旧半新的转型政客，基本上被前清议员、官吏、教育界三类人员所盘踞。其中，3727%的人是前清咨议局、资政院的议员出身，这些如前所说，绝大部分是士绅阶层。有政府经验的官吏占3025%，居第二位。教育界占第三位，有人说这是政府里能容纳的官员数量有限，不能立即获得官职的，只好暂时栖身教育界的缘故。革命出身的在议会中占的席位有56人（1129%）。虽然革命胜利了，也看不到资产阶级雄踞国会，主导政治的局面。单从此一点而言，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太过牵强。二、辛亥革命确实是一群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领导的，更具体一点讲，是一群“海归”领导的。由于清政府废止科举，终止了读书人的功名之路，一部分读书人被赶进新式学堂，或是走向留学之路，接受先进的政治思想，从原来对旧体制的依附关系变为与旧体制的对立关系，成为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千年帝制的重要力量。而这些知识分子领导的到底是一场什么性质的革命呢？或许他们自己都不清楚。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革命有两大任务，一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一是“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前者是民族革命的主要内容，后者是政治革命的主要内容，两者综合，辛亥革命就是一场民族革命加政治革命的革命，且两者可以互为因果。“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为了“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是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如果把这场革命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之下考量，即中国面临着社会转型、融入世界潮流、实现现代化而言，辛亥革命就是历史洪流中的一朵小浪花，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部分。因此，我认为，辛亥革命不是什么资产阶级革命，而是一场政治上的现代化革命，目的是救亡图存，是要推翻帝制王朝，建立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当我们把辛亥革命界定在这样一种位置上，才会发现，既符合大的历史轨迹，也符合小的历史细节。就大的历史轨迹而言，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人面临着西方列强军事上、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的侵略，不断丧失独立和主权，面临着一个不断学习西方，完成社会现代化的转型任务。可是在当时的人看来，这是一场巨大的民族危机，并将中国逼到了难以自强、自立、自存，甚至亡国灭种的境地。中国人在这场转型过程中，思考着如何救亡图存，并经历着由器物到经济，由经济到政治，再由政治到文化等全方位的救亡实验。因此，不管出不出现资产阶级，有没有资产阶级来领导，都必须进行实验，都会有一个群体站出来领导。辛亥革命就是一系列救亡图存的一部分，是救亡图存在政治上的努力。实际上，救亡图存在政治上的努力包括戊戌变法、清末立宪和辛亥革命，故而存在维新派、立宪派和革命党两大派系，他们目标虽有出入，一个是要建立君主立宪，一个是要建立共和政体，但总体而言，都是要建立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戊戌变法失败、清末立宪未竟而辛亥革命兴，只能说，满清成了阻碍这一进程的阻力，失望的民众选择了以暴力的方式来实现他们的目标。辛亥革命明明就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一个环节——政治转型，却硬是被定义为资产阶级革命，莫非说资产阶级革命才能吻合这一转型？是不是辛亥革命被定义为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才具有先进性？革命成功后是否真的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如果说辛亥革命被传统地认定为失败了，那么，是不是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没有完成，还需要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这样的话，才配得上社会转型？遍阅诸史，发现没有人给出回答。我们所能知道的是，一群不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领导了革命，并得到了立宪派的配合，完成了一次政权的更迭，并实验了一次民主共和。三、革命党的革命目标，与其说是有利于资产阶级，不如说是不利于资产阶级。试看同盟会的革命目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前者是以排满为革命号召，与资产阶级何干？后者中的“创立民国”或可有益于资产阶级，但“平均地权”简直是要资产阶级的命。按孙中山的想法，革命之后，杜绝土地私有，节制资本，必使地主绝迹，必废私有营利之弊。是的，这样一来，地主虽然绝迹了，私有营利也被废除，估计资本家也绝迹了。所以，更能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梁启超认为这一政策相当不妥，他说，中国目前经济社会分配不像西方那样贫富悬殊，相对平均，在这个时候，“策中国今日经济界之前途，当以奖励资本家为第一义，而以保护劳动者为第二义”。只有引进外资和机器，薄租薄庸，才能让社会财富休养生息，日渐富裕。按照孙中山的土地政策，将土地收归国有，简直就是自成资本家了，而将租税的国民当成了劳动者，国家扮演好老板的角色，将利润都用于做国民的福利。这理想好是好，但哪里是资产阶级所渴望的自由竞争？这哪还有自由市场之存在？再说，单靠土地税如何支撑这么大一个国家的运转？孙中山的想法也太单纯幼稚了。国家税收必须靠丰富的税源，而发展企业才能最大限度开发税源，企业发展了，才会对土地有更大需求，推动地价上涨，扩大地税收入。企业发展了，才有资本家，才有资产阶级的壮大。革命党的搞法简直就是把资本家往死里搞，我们的一些学者却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很难解释得过去。孙中山在上海召开同盟会重要干部会议鄙人不惮猜度，有些学者之所以把辛亥革命界定为资产阶级革命，固然是从历史中找到了一些有利的事实为依据，然后证明辛亥革命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其实主要是走入了历史研究的误区，习惯了“以政治分析代替历史论证的学风”，以致形成一种“政史不分”的历史研究流弊。这种研究方式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以历史必由论来论断人类社会的复杂性。然而，西方同样是大师级的学者卡尔波普对历史必由论有充分的批判，认为社会没有必由之路，并认为必由之路会成为专制的来源，因为你认为人人都必走这条路，不走这条路就是错误的，不是一条路人，就要受到敌对。因此，所谓的必由之路是不存在的，都是强迫而来的，不强迫，就无所谓必由之路。确实，在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居然还存在原始部落，也就是说，一国之中兼容了资本主义社会与原始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尊重而不是消灭原始部落人对原始社会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的选择，形成共生共存，和谐相处。有人喜欢给人划阶级、定成分，扣帽子，喜欢以人的出身、经济、地位来判断其阶级成分，进而判断其在社会或革命中的行为、立场和作用。可问题不是这么简单的，人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人是复杂的，人都是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人，完全可以作出与其出身、成分、地位、阶级不相符的行为选择，这都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而不是简单合并同类项。我们现在知道，领导辛亥革命的主要是“海归”知识分子，如果说他们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但他们中有几个是资产阶级？历史事实是既存的，关键是怎么看，理论可以用来分析历史，而且历史也可以有多种分析视角，也应该允许人们用不同的理论、视角，甚至态度来看待历史。如此，问题就出来了，用某个理论来分析辛亥革命，得出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那么，换一种理论就不一定如此，譬如社会心理学家何佛尔说，富有者恐惧社会有激烈的变动，他们是不希望有革命的，因此辛亥革命就可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大资本家张謇在清末立宪运动中，就很厌恶革命，并主张以立宪来消除革命；“二次革命”时，众多的资产阶级站在了袁世凯这一边，支持袁世凯镇压国民党，也主要是反对革命暴力造成社会动乱，对他们利益的损害，这都是有力的证据。我之所以认为辛亥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我没有用历史必由论和阶级分析法，得出的结论自然不一样。我喜欢那种像唐德刚那样的讲故事式的历史叙述模式，在俏皮的话语中渗透人生的感悟和对现实的体察，而不是用一套理论图解历史。当然，这样的境界非一般人可及，我承认我可能也没有跳出“以政治分析代替历史论证”的窠臼。被用完就扔的秘密会党管他黑猫白猫，拥护革命就是好猫辛亥革命的社会动员极其有限，广大的社会民众动员得少，却利用现成的帮会、会党等反政府力量，“欲收发难速效”，于是我们看到，帮会、会党成了革命党人发动起义的重要依靠力量，两广的三合会，两湖的三点会、洪江会，西北的哥老会，四川的袍哥，江浙的洪帮、青帮，国内外的洪门等，都是革命党人争取的对象，与革命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说，国外的洪门致公堂还不算是黑社会或带有黑社会性质的话，尤其是1904年，为了筹款和利用致公堂，孙中山加入致公堂，并受“洪棍”之职，对致公堂进行了体制和理念上的改造，为致公堂重订新章规程，使致公堂从以往的反清复明的原始帮会向具有现代民主思想的政治组织转变。1911年5月，孙中山决定将致公堂与同盟会合并起来，要求致公堂成员都加入同盟会，而同盟会成员也一律加入洪门致公堂，并提议组织洪门筹饷局，为国内武装起义筹集军饷。海外洪门纠合海外华侨，为革命捐钱捐物，尽力极厚。其他国内的帮会、会党，基本上都是黑社会，无论是哥老会、三合会、青帮、洪帮都是地地道道的黑社会。称其为会党、帮会在我看来都是雅号，是站在革命立场的褒扬，但本质上就是黑社会，当时的政府或民间，就是称他们为黑社会或秘密组织，为客观起见，在此统称为秘密会党。秘密会党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也是一种心理、文化现象，它是被疏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游民群体的一种生存方式、结构组织和心理态势。秘密会党是政府及主流社会视为不正常的，具有破坏性的，令一般民众惧怕的人群。在一般的社会认知中，秘密会党是贬义的，而革命党却是褒义的。秘密会党被拉到革命阵营中来，或者革命党人参加秘密会党，与秘密会党结拜誓盟，称兄道弟，有的成为秘密会党里的骨干或老大，两者互相渗透，难分彼此。比如武昌起义后上海都督陈其美是青帮老大，湖南都督焦达峰是哥老会的人。故有人称，“三合会化为革命党，哥老会也复为革命党，于是全国各省之诸会党，悉统一为革命党焉”。其实，早于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组建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就与秘密会党结下不解之缘，最早的会员邓荫南、杨文纳等都是黑道中人。1895年孙中山和郑士良等人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其会员中有案可查的，秘密会党分子就占了三分之一。此后孙中山发动的数次起义，都有秘密会党的支持和参与，他们要么资助革命党，要么掩护革命党人，要么为革命党人提供住所，要么为革命党人收集侦探情报，要么亲自参加起义队伍……可以说是闹革命、搞起义的急先锋，与革命党人同呼吸共患难。再后来，四川保路运动爆发，首先举义的就是四川袍哥的人，而武昌起义，各地响应，秘密会党也一样发挥重要作用。陕西光复，秘密会党充当了光复西安的主力。革命党与秘密会党走到一起，是很自然的事。首先，两者在政府看来，都是秘密社团，非法组织，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革命党人和秘密会党成员都是与传统社会决裂或被主流社会摒弃的人，两者可谓惺惺相惜，更容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其次，两者都反清，都是反体制的力量，都需要互相帮扶。尤其是，用孙中山的话来说，当时“内地之人，共闻革命排满之言不以为怪者，只有会党中人耳”。也就是说，跟社会民众宣传革命之事，人们未必能够听得懂，以为革命就是谋反叛乱，是搞不得的事，与上流士大夫说革命，人家要么是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要么对体制内的功名尚有一线指望，未必听你念革命经。只有那些长期与政府处于紧张关系的边缘群体秘密会党，“一闻而悦服”，更容易响应革命党的号召。庄政说：“国父创始国民革命，即以运动会党作为起点的，审度当时的环境，可以说除此之外，别无它途。”双方走到一起具有必然性。革命党与秘密会党的不同之处，可能在二：其一是革命党有一整套的革命纲领、政治理想，反清是为了建立民国，而秘密会党反清是为了“复明”，或者从中捞好处；其二，革命党相对要纪律严明，素质较高，而秘密会党虽也有严格的规矩，但纪律散漫，整体素质较低。秘密会党虽然有反政府的志向，但是他们掀不起多大的波浪，成不了多大的气候。一个是民众对秘密会党往往敬而远之，甚至普遍对之持恐惧、戒备心理，造不起声势；一个是秘密会党自身没有多少文化，没有先进的政治理想和理念来感召民众，自己也清醒地认识到，“专靠袍哥不能成大事”。他们很自然地亲近那些与自己有相同的反政府意趣，却又比他们有文化，有先进思想，懂世界格局，有声望的革命党来与他们结盟。正是看到秘密会党的反清志向可资利用，孙中山先生明确地表示对秘密会党要采取“应联络以厚势”的态度，黄兴也曾说：“种族革命，固非运动军学界不为功，而欲收发难速效，则宜采用哥老会党，以彼辈本为反对满清，而早有团结，且执法好义，多可赞叹。”把联络发动黑社会当成重要策略。而秘密会党也有合作之心，于是成就了一曲“周瑜打黄盖”。是反清排满这个共同的目标把他们拉近，并结成盟友，一起出生入死干革命，而秘密会党确实是几乎“无役不从”。革命党可以动员一切政治力量来推翻清政府，包括秘密会党，只是我们不要忘了，革命党为了这个目标简直有点不顾一切、不择手段了。他们固然看到了秘密会党的可利用之处，却往往忽视了秘密会党的破坏之处，即秘密会党的种种劣迹、不法行为，以及民众对他们戒备、鄙夷的心理。由于与秘密会党走得太近，混为一体，从而影响了革命党对社会民众的动员，难以争取到最为坚实的社会力量。这就使革命党专注于利用会党而不直接发动群众，民主共和的政治理念难以深入民间，即便利用秘密会党取得了革命胜利，却仍然难以巩固民主政治成果。毫无疑问，秘密会党是有功于革命的，正因为如此，革命成功后，革命党人也就投桃报李，比如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曾带新政府祭拜明孝陵，显然是给洪门对革命的支持一个交代，青帮老大级人物李征还被授予少将军衔，而陈其美这样脚踏同盟会、秘密会党两条船的人，更是坐镇上海都督。事实上，秘密会党也以“革命元祖”自居，到处谋求“坐江山”，成为与革命党争功夺位的对手。长沙起义后，焦达峰做了都督，秘密会党的人踏破都督府的门槛，因为，“焦大哥做了都督，今天是我们洪家天下了”，喽啰纷纷跑来谋一官半职，最差也要混口饭吃。以功自居的秘密会党也趁机任人唯亲，招兵买马，争夺地盘，将衙门变成自己的山堂、公口，公然在军政府公署门前挂起“大汉公”、“大陆公”、“光汉公”等公口招牌，扩大自己的势力，搞得乌烟瘴气。而一些民众见秘密会党得风得雨，纷纷参入秘密会党以图利，有些地方竟呈现“上自都督，下至微职，以及军队大小职官”，无一不是会党中人。一时间，秘密会党合法化了，秘密的变公开了，被打压的掌权了，咸鱼翻身了，但是，秘密会党并没有因合法化而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生存之道，仍然将自己那一套发扬光大，该办赌场的还是办，该开妓院的照开，该走私贩毒还是照旧，甚至跟土匪勾结合伙做生意。这样，革命胜利后，革命党力图建民主法治，而秘密会党既与革命党争权夺利，又逆民主法治而行，这一对在革命中结下的难兄难弟，一下子成了冤家仇人。可以共患难，不能同享福革命党本来是想利用秘密会党以壮声势，达到革命目的，并没有真正把他们转化成革命组织，把秘密会党成员变成“革命同志”。当然，在革命的过程中恐怕也来不及做秘密会党的转变工作。江山一下子打下来了，两种并没有完全融合的力量在“坐江山”和新理想上出现了分歧和矛盾，秘密会党对于革命党不再是帮忙，而是添乱，于是，革命党需要重新对待秘密会党，将这个从前的抬庄者，现在的拆台者整顿一番。1912年1月29日，眼见秘密会党对新政权的添乱和拆台，孙中山这位曾经被秘密会党奉为“老大”的人，与秘密会党合作了那么多年的民国临时总统，在给江西马毓宝暨南昌各界的电文中说：“近闻省垣有呼群聚啸，扰乱地方之事，倘不严申禁令，殊与本总统建立共和国宗旨有违，即各界保民起义，初心亦当不愿有此。建设之事较诸破坏之事尤难，所有朋比异同，易于误会之举，尤宜痛行戒绝，民国前途实有赖焉。”孙中山的讲话代表了革命党人的普遍想法，就是不想让秘密会党这些要形象没形象，要纪律没纪律，要抱负没抱负的游民群体来争权夺利，破坏自己这个将来要靠争取民意而执政的政党形象。既然要从立场派系上与秘密会党划清界限，于是原先与秘密会党称兄道弟的革命党人，越来越疏远他们，存在着对自己形象的爱护，希望以良好的政治形象赢得更多的民意，不希望跟乌合之众一般的秘密会党相提并论。于是总统发话，革命党立即掀起了镇压秘密会党风潮。江西都督李烈钧对秘密会党的骄横非常不满，明确表示：“各会起源，虽因对待满清而设，兹既复我汉家疆土，还我汉人主权，备会目的已达，自应取消会名，各谋划生业，共进文明。”云南的蔡锷规定：“凡群众合立公口，开山堂，歃血定盟，结拜兄弟，图谋不轨者，从左之区别处断：首魁处死刑……”而广东、四川、浙江、上海、安徽等地也都对秘密会党活动通令禁止。与镇压相“配套”的舆论宣传也启动了，全国报纸无一例外地将造成民初混乱的矛头指向黑社会，报道各地镇压秘密会党，秘密会党头目被正法的辉煌成果，谴责秘密会党破坏社会，危害法纪，言辞中充满蔑视和敌意。茶余饭后坊间都在谈论秘密会党如何之闹事乱来，如何之可气可恨，必除之而后快。满以为打下江山就可以以功臣身份坐江山的秘密会党做梦也没有想到，对权力金钱美人豪宅香车的憧憬才刚刚开始，虎头铡刀就斩了下来，他们需要起而抗争。而在这场争权夺利之中，革命党明显处于优势，最起码在道义形象上占尽优势。毕竟，革命党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先进的政治理念，想要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政治，符合世界潮流和民众期望。而秘密会党的面目本来就不好，他们的落后性质决定了，他们可以为推翻一个专制旧制度作贡献，却很难为建立新的民主政治作贡献，相反，他们顽固的落后性、破坏性，决定了他们很难改其本性，还会阻碍这种新的政治制度的建立。换句话说，革命党在社会取向上与清政府处于对立对抗，却不一定与社会民众对立对抗，甚至其政治志向和社会取向正反映了一般民众的利益诉求。而秘密会党往往在社会取向上既背于政府当局，也违于一般民众的社会利益，两头不讨好。秘密会党更多的是以参加革命的方式作为其社会生存和利益获取的手段，并不是把高远的政治理想当做目的，两者在这一点上泾渭分明。恰恰这一点是秘密会党的软肋，是革命党人可以拿来大做文章的地方，他们名正言顺地提出要整顿打击秘密会党。真正深究起中国的秘密会党来历史悠久得很，桃园结义、梁山之盟并非清代才有，“大碗酒，大块肉，分秤称金银，论套穿衣服”的思想早就深入底层社会的人心了。并不是说一个新政权建立起来了，黑社会就会绝迹了，何况秘密会党对这新政权的建立还有功，说取消就取消，说自谋生计就自谋生计，谈何容易！当然，秘密会党也不是吃素的，他们跟随革命党出生入死，现在正应该是分秤称金银的时候，却不让他们分享革命成果，还要连他们赖以生存的组织都加以取缔，对这种过河拆桥的事，他们肯定是不能容忍的。不能容忍怎么办？那就暴力解决，最后像王金发、朱汉涛这些秘密会党头目都在与革命党的争权夺利中成为牺牲品。不过，秘密会党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斗不过革命党，为了生存发展，有必要改变自己的生存策略。一些分散的秘密会党联合起来，成立政党性质的社团，按孙中山的说法是，“当改其立会之方针，将仇视鞑虏政府之心，化而为助我民国政府之力”。共进会的成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红帮、青帮和哥老会三个秘密会党合建共进会，用近代政党模式来改组秘密会党，试图使秘密会党转变为现代政党，使自己成为一个合法组织，争得一席生存之地。按共进会会长应桂馨后来所讲，成立共进会并不是为了响应革命党的整顿，在民主政治建设中发挥多大的作用，而是“前清时共图革命，今国民党只顾自己做官，且反对青红帮，故设会保护他们，使有法律保护”。由此话可见出民初革命党与秘密会党的紧张关系。事实上，共进会成立之后，仍然私结党羽，秘密会党与国民党（同盟会已改组为国民党）仍然矛盾重重，江浙的都督都对共进会进行查禁镇压，这埋下了共进会与国民党的仇恨。后来，应桂馨指使刺客刺杀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有很多研究者认为，宋教仁是被袁世凯主使刺杀的；也有研究者在大量的资料基础上按照事理进行推理和论证，袁世凯不是刺杀宋教仁的主谋。至于幕后主使究竟是谁，一时确实难下定论。但是，我们看到，应桂馨是“刺宋”案中一个非常关键的人。也许应桂馨确实是受了某个主谋的使唤，但作为共进会的会长，共进会既然与国民党有那么大的矛盾，应桂馨对国民党的仇恨，并积极投身刺杀计划，也在可以理解之中，说不准就是针对国民党对秘密会党的报复行为也不是不可能。当然，因为共进会会长卷入宋教仁案，说明共进会虽然企图由秘密会党完成向现代政党转型，但干的仍然是杀人越货的事，说明其本质不变。人们不再对秘密会党转型抱有希望，随着袁世凯掌权，二次革命爆发，革命党的下台走人，秘密会党的转型也不了了之，在军阀混战期，甚至成为如鱼得水的公开力量。正视历史需要勇气秘密会党在民初如何居功乱为，社会评价再不好，受到的排挤打压如何之大，我们都不能不客观公正地看到，在革命过程中，他们确实是功臣，有钱的出过钱，有力的出过力，也奉献了鲜血生命，这都是有史可稽的，把这些一笔撇清，是对历史的不公。然而，正像从泥腿之处爬起，富裕之后都想洗清腿上的污泥；从落魂之处起家，当权之后又拼命神化自己一样，民国建立之后，秘密会党虽然争功争权，种种劣行既玷污革命党，也玷污共和国，是令人尴尬的。但我们仍然需要一分为二地、历史地看待秘密会党，是非功过，都必须纳入革命党的革命历史中去。但是，国民党似乎一直在回避或遮蔽这些历史，从孙中山开始就如此。1918年，北大校长蔡元培与张蔚西想编一本《国史前编》的书，拟从清朝的秘密会党活动开始，到南京临时政府取消之日为止，说白了就是打算写一本国民党的早期党史，或曰正史，之所以要从秘密会党写起，就因为国民党早期与秘密会党过从甚密，两者难分。两人上书孙中山以征求孙的意见，孙中山在复函中说：“以清世秘密诸会党，皆缘起于明末遗民，其主旨在覆清扶明……于共和原理，民权主义，皆概乎未有所闻，故于共和革命，关系实浅，似宜令编为秘密会党史，而不以杂厕民国史中。”秘密会党为共和革命出钱出力卖命，多少人舍家纾难，多少人抛头颅洒热血，最后得到一句“于共和革命，关系实浅”的盖棺论定，并要打入“另册”。呜呼，虽然我对秘密会党没有半丝的好感，但无视历史，将别人的历史贡献一笔勾销，“用完就扔”，这也算是一种历史洁癖吧。或者仍是一种成王败寇的搞法，成王者不希望王者历史有见不得人的污秽，玷污了自己的光辉形象，权力在握之时就要尽量漂白自己从前的污点，扮出永远光荣、伟大、正确的样子。这一招，中国的哪朝哪代不是这样做的呢？一个政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正视自己的历史，尤其是自己不愿意正视的历史，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的，而能不能够正视之，又是判断其是否真正成熟的重要标志。应怀畏避革命之心对革命的理解关乎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对于发生在1911年的那场暴力反清行为，与以往历史上改朝换代时暴力反政府行为相同的是，叫做起义——武昌起义，但又与历朝历代更换时暴力反政府行为不相同的是，它叫革命——辛亥革命。这是很有意思的事，这同与不同，或许正说明了新与旧的断裂，以及新与旧的交融。或许，最初在孙中山的意识里，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所领导的反政府行为与陈胜、吴广有多大的区别。他真正意识到自己是在革命而不是造反、叛乱，这里有一个小插曲。那是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和陈少白等人被迫流亡日本，他们在神户一登岸，就读到当地报纸上写着“中国革命党领袖孙逸仙”抵达日本的消息。孙中山当即决定把自己的党称为“革命党”，把自己的反清活动称为“革命活动”。这里还有一个历史背景，就是晚清时，法国大革命以及卢梭被不断地介绍到中国，中国人不但把卢梭装扮成缔造法国大革命的英雄，还把法国大革命的意义不断地扩大，上升为世界革命的发源地。把世界各地正在兴起的各种斗争或冲突纳入世界革命潮流，将革命作为社会进化的公理，强调革命的进步意义，树立革命的正义性。这就是邹容在《革命军》所说的：“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如此一来，这种革命话语既具有最大的排他性，又具有最大的涵盖性。最后，使整个社会笼罩在“革命”气氛之中。（颜德如《卢梭与晚清革命话语》）既然革命被赋予了正当性，起义、造反就不该再被视为不好的行为，起义、造反者的身份也不再是“叛党”、“逆贼”所概括，而是用革命党来称呼，有了合法甚至光荣的含义。也就是说，革命党的反政府行为本身也被赋予了新意义。既然所有的起义、造反行为都被称为革命，那么，又很难理解，为什么具体的暴力反清行为，比如武昌暴动，为什么叫武昌起义而不叫武昌革命？或许，每一次起义都是起义，但总合所有起义，就不是起义，而是革命了。那么，是不是说起义与革命有大不同？这就很像日本人冈本监辅在《万国史记》里对法国巴黎革命的描绘，在具体描写巴黎市民的暴动及整个革命经过时，把暴动者称为“叛党”、“暴徒”，并不使用“革命党”一词，对每一次暴动本身也不使用“革命”一词，但是，从总体上又对这场暴动给予积极的肯定，确认它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因此将h 译为“法国革命”。这是一种复杂的历史评判心态，是一种具体而贬、总体而褒的定义。对于“革命”一词，中外都有相当久远的认识，在中国，“革命”一词，语出儒家经典《易传》：“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 革命是顺乎天意、合乎人心的正义事业。这主要是从道义角度来说。在国外，亚里士多德认为：革命就是政体的变革。即由于治理不当引起内讧并诉之武力，演化为革命，革命使现行政体变革。他在《政治学》中说：较低的人们为求得平等而成为革命家，同等的人们为取得优势（不平等）也成为革命家。这主要是从政治的性质而言。很少有造反者会称自己的起义造反行为逆天意、违人心，否则何以号令天下民众为其卖命呢？必须要在道德上获得资源，才能赢得民众的支持，至于起义造反会否改变政体就不好说了。这里的政体当然是政治、政权的性质问题，按亚里士多德对政体的划分标准，即看政体是照顾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还是只照顾一个人、少数人或平民群众的私利。前者为正宗政体，后者为变态政体。正宗政体分为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三种，变态政体分僭主制、寡头制和平民政体三种。从诸侯争霸到秦始皇一统中国，是政体的一次大变革，秦始皇六合诸侯，建立君主集权和郡县制，应该是一次革命。从晚清至民国，是从君主专制到民主共和，也是一次政体的大变革，因此孙中山的多次起义、造反，被称为革命可理解，但从秦始皇到晚清这两千多年，历次改朝换代的暴力反政府行为都只能划为起义、造反之列，而不算革命之列，因为政治、政权的性质一直没有变更。确实，有论者认为，在人们的概念里，革命寓意着“新”，人们在判断一系列事件是否真的构成一场革命时，主要是检验其新颖性的深度和广度，而主要不是看它的手段、势态之激烈。正如汉娜?阿伦特说：革命隐藏着“一个全新的故事，以前从不知道、没有讲过的故事，即将展示开来”。革命可以是政治革命、科技革命、思想革命、产业革命、教育革命以及文学革命等，总之是事物发展或社会前进的一种创新性进展。以此为据，孙中山领导的一系列起义，旨在打破了中国以往的政治循环体例，以执政权民授代替了（君权）神授，这是前无古人的新开创，称其为革命是有道理的。政治暴力往往会伴随着流血牺牲、社会动乱，中国历次改朝换代很少有不流血漂橹，杀人如麻的。江山都是“私人财产”，不论是夺取江山的人，还是为了保住江山的人，起义与镇压之间进行一次次殊死搏斗，基本上不存在桌面上温文尔雅的谈判。谁的拳头硬，谁就做老大，谁做了老大谁就成王，败者自然为寇，这是两千多年来政权更迭的基本逻辑。在这一逻辑的不断重演的过程中，人们如看戏一般看到城头变幻大王旗，可是在城脚下，却是兴亡皆苦的老百姓，为一次次的政治暴力付出沉痛的代价，不由得生出“宁做太平犬， 不做乱世人”的感慨。政治暴力造成的所有后果都由全社会买单，而最终的成果只被少数人所享受，所以，一些人在怀念“激情燃烧的岁月”，一些人则往事不堪回首。革命虽然被视为正义凛然，但在具体的暴力活动中，同样遵循着拳头决定成败的逻辑，充斥着暴力搏杀与军事斗争，同样会让整个社会为之付出惨痛的生命财产代价，同样会让人恐怕与害怕。这倒还在其次的，其社会心理的影响恐怕更甚，正像李泽厚所说的，长期武装革命和军事斗争的战争环境，创造了由军队推广到社会的一整套非常完备的组织体制、习惯法规和观念系统：政治上、组织上要求人们的绝对集权和全面服从（从公事到私情），最终集中和归宿于思想上绝对统一。这就难怪，像李泽厚、刘再复等学人不能不对革命是否必要或必然发出深深的疑问，以至于要“告别革命”。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关系到对辛亥革命的基本评价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对辛亥革命的认识我认为将是一本糊涂账。这里面有几个最基本的问题，即“假如”在史学中派上了用场，辛亥革命是否必要或必然？如何给辛亥革命下历史定论？辛亥革命及其领导人是否该获得那么高的褒奖？辛亥革命是否断送了中国传统社会通过改良获得新生的可能性？在我有限的视野里，就看到一些人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高大全”，这些人既包括当时的革命参与者也有后来的学者。比如参加过辛亥革命、做过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司法总长的章士钊，在1961年的时候说，“今之论士，语涉辛亥革命，往往过于夸张，估计成功二字，溢量太不知何许”。反对把辛亥革命当牛皮来吹。又比如学者袁伟时认为：与清末新政比，辛亥革命确实创新的东西不多，只是换了个招牌，由于革命把原有的军事政治统一的体制打破，又没有建立起新的民主共和式的统一，导致社会混乱和军阀混战。民国元年版《敬祝中华民国创造》纪念明信片是的，不能不正视的是，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统治和两千年帝制，但正像某些学者所说，辛亥革命只是终结了“家天下”，并没有给中国带来真正的民主共和政体，最后革命成果被袁世凯攫取，将中国带入军阀混战，社会动乱，不由不让人叹息“民国不如大清”，人们不禁要问——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积极推动作用到底有多大？这样说显然不是否定辛亥革命，事实上，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就起到了一个思想解放的作用，那就是打倒了皇帝，原来我们也可以照样生活，搞国会搞民主，让人明白，其实对于国家，每个国民都是有发言权的。这就颠覆了过去一整套的思想观念，促进了思想观念的现代化。不过，当“告别革命”这个问题没有厘清，仍然会影响对辛亥革命的评价，甚至有人认为，对中华民族来说，辛亥革命意味着它就是一场灾难，这是需要辨析的。首先，历史不能假设，因此无法设想辛亥革命是否必要，却是必然。这个必然我在《晚清社会的最大危机是什么》一文里有清楚的论述，那就是，历史发展到八国联军侵华以后，中国人的自信心掉到了谷底，为了拯救中国人的自信心，急需在政治上有所改革，而且民众的心情十分急迫。在内外的力量推动下，清政府决定立宪，可是嘴上一直说“立宪”，行动一直“预备”，人们求和平改良而不可得，于是走向了暴力革命道路。因为，历史并非我们想不想、愿不愿意的问题，它是照自己的逻辑去发展后呈现给我们的事实。革命乃天赋人权这其实已经说明了辛亥革命所具有的革命正当性，即当一个政权不能满足人民最基本的需求时，人们有反抗甚至推翻这个政权，重建一个符合人民利益的政府的权利，这个权利可称为革命权，是天赋的人权。对于革命权，我们习惯的理解是一个政权穷奢极欲，不断地压榨民众，以至于民不聊生，官逼民反，民众必须揭竿而起，来反抗暴政对生命以及其他权利的侵犯行为的权利——拼也是死，不拼也是死，那还不如一拼，说不准非但不死还能为王。可辛亥革命并非这样一种范式，并非清政府的暴政到了民不聊生、民众身陷绝境的地步，相反，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发展经济满足民众的经济需要，通过预备立宪一步步地满足民众对政治改革的需求。这就正如历史学者吴思所说的，大多数人不是不拼命就活不成所以不得不拼命。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拼命是有把握活得成的，拼命才有生命危险，不拼命就没有生命危险。那么为什么还有人愿意选择拼命一战呢？为什么有人要“宁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呢？答案是，古今中外，驱使人们铤而走险的，常常不是利益，而是自尊心，是那股子气，那股子血性，是要求得到承认的意志。民众要与清政府拼命，就在于民众对立宪要求得不到政府的承认，在政治改革与政治革命的赛跑中，革命胜出。可见，当一个政权无视时代发展的潮流要求，无视民众政治变革的呼声，坚持一意孤行，民众也有革命权，以暴力方式来推翻现政府。因为，革命是民众表达反对、反抗的最后的，也可能是最有效的方式，它无须经由现行的法律的恩许，也不会获得恩许。人们之所以应被赋予革命权，在西方学者洛克看来是自然而然的事，因为任何政府都可能腐化为暴政，为私人或小集团的利益，侵犯人民的利益。人们不能只好忍气吞声地接受侵犯、凌辱，人们“不但有摆脱暴政的权利，还享有防止暴政的权利”。这个道理很好理解，拿晚清政府来说，它的专制制度其实就是通过粗暴地打压其他民族，压榨底层民众，来获得私人或小集团的利益。直至搞预备立宪，仍然为自己的小集团利益着想，弄出一个皇室内阁，没有显示出真正推行立宪的诚意，对这样一种企图永远让民众处于专断权力的奴役之下的政权，“真正的纠正办法，就是用强力对付之”，这就是辛亥革命的合理性之所在。当专制独裁者对革命极为恐惧和进行恶毒攻击时，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却用热情欢迎的态度看待革命，他说：“反抗政府的精神有时是非常可贵的，所以我希望它始终生气勃勃地保持下去。……我喜欢不时发生一次小小的叛乱。它好似大气中的暴风雨一样；但愿每隔20年发生一次这样的叛乱。因为革命可以防止腐化，是政府健康的良药，也可以使人民养成关心国家大事的习惯。如果统治者不偶尔被其国民的反抗精神所警告的话，一个国家就不可能保持其自由了。让他们拿起武器吧！在一两个世纪内丧失少数生命有什么关系呢？自由之树必须时时用爱国志士和暴君的血来浇灌，它是自由之树的天然肥料。”历史证明，美国立国两百多年，尚未发生大规模暴力革命和流血内乱。专制政府如晚清政府压制民众的政治权利，等于剥夺了民众监督政府、防止暴政的权利，最后，民众只好行使他们摆脱暴政的权利——革命。要用历史的眼光看革命毫无疑问，暴力革命确实会带来诸多负作用，正像李泽厚等学者已经指出的，最显然的就是流血和内乱。但是，如果为了防止流血和内乱，而维持暴政之下的和平，那样的和平将是什么样的和平呢？当然是在狼的凶狠残暴之下，羔羊不加抵抗地被咬断喉咙的和平。换句话讲，如果近代中国人既不能通过政治的改良获得想要的生活，也不进行暴力革命去争取，那就只能永远忍受清王朝的皇权专制，有苦也不说出来、说不出来，人们永远无法获得想要的自由以及他们想要的生活。大量历史事实证明，革命带来了民众想要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生活，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莫不如此，我们很少见到没有付出代价就得来民主的国家，相反，民主的建立往往经历流血和动乱，牺牲了大量的生命财产。假定把专制比如成毒瘤的话，要想除掉毒瘤，治愈身体，哪有不花成本、不下药、不动手术的？不要相信专制独裁者良心发现，将权力拱手让出给民众，天下太少这等好事！纵观人类史，从专制独裁到民主共和的转变，基本上都伴随着暴力革命的身影。不过，民主并非一蹴而就，专制根深蒂固，在与革命的较量中有一个拉锯反复的过程，有人统计，英国民主革命，自1640年爆发直至1688年光荣革命告成，其间48年就曾历经三次革命与复辟的较量。法国民主革命自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直至1875年，前后86年，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最终确立共和国体。西班牙民主革命自1810年爆发，也经过了革命力量与王室复辟势力的五次反复较量，时长64年之久，建立了君主立宪国家。葡萄牙于1820年爆发民主革命后，专制势力也曾发动三次复辟。荷兰民主革命则持续更久，自1561年革命发动到1609年西班牙承认荷兰独立，直至1648年欧洲在结束三十年战争后订立《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正式承认荷兰共和国，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的历史竟长达88年之久。那么中国1911年爆发辛亥革命后，民主政治的建立也是一波三折，至少在民国前期就经历了袁世凯复辟和张勋复辟。就是说，对于革命要用历史的眼光看，要用十年或数十年的时间来考量，甚至可能上百年的时间来考量，而不能拘泥于一时一地之成败。辛亥革命最终失败了，它并没有让共和民主政治深深地扎根下来，反而让袁世凯差点复辟得逞，是不是连辛亥革命本身也要否定掉？认为革命是没有必要的，对辛亥革命以及领导人积极的作用视而不见？我看没有必要，也是不可能的。要不是因为辛亥革命在中国民众中再一次播撒下民主共和的思想，任何一个掌权人复辟都会相当容易，而绝不会蔡锷将军振臂一呼，反袁之声百应，连袁世凯这样“非袁莫属”的强势之人想复辟而不得，足以说明民众慢慢认可了民主政治。辛亥革命之后不是没有皇帝了吗？至少想做皇帝也得换一个名号，并且口头上要说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才行。当我们否定辛亥革命之时，似乎也在否定我们自己的反抗权，这是不可取的。这样说并不表明我对革命有偏好，相反，我是厌恶革命的，革命虽然是天赋人权，但是，假定不用革命而是用改良可以达到人们的政治目的，何乐而不为呢？就像你有吸烟的权利，吸烟可以解乏，可是为什么一定要吸烟呢？一定要通过吸烟来解乏呢？难道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政治改良是政治上的自我求善，越改越善，越求越善，它是用和平的、协商的而不是暴力的方式来改变旧的政治体制，是社会各个阶层基于共同的政治理想和生活目标而进行的和平合作，是成本最小的社会推动力。晚清政府的立宪运动就是改良范畴，如果清政府顺应社会心理的吁求，在自身权威还足够的情况下审时度势，力行推进，中国民主政治未尝不可以用非暴力的方式迎来，因为就当时而言，可谓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了，就差清政府的决心了，中国人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总是让人欷歔不已。革命的边界及畏避革命既然社会推进除了革命还有改良这一良法，就要说一说革命的必要性问题，或者说革命的边界问题。革命的边界，一方面是可以革命，一方面是不必革命。可以革命是我前面讲到的，暴政侵犯民众的生命以及其他权利之时，甚至走投无路了，不妨革命。不必革命可以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改良之路行得通，也就没有革命用武之地；一种情况是改良之路行不通，革命也未必行得通，一切皆因变革的条件完全不具备或不成熟，那么也不必革命，需要酝酿改革的力量，寻找改革的最佳时机。回顾晚清社会，虽然我反对国情论，主张让国民在民主中学会民主，不能以国民素质低为借口抵制民主。但是就当时的历史条件，无论是通过改良还是革命，想要一下子建立完全西化的民主政治还是有难度的，无视这个客观情况，就是不尊重历史事实。因此，晚清立宪做不成的事，辛亥革命也未必做得成，而革命造成了社会的动乱和后来军阀的混战却是实实在在的。这正像哥伦比亚大学教授N佩弗对这场革命的评价：“1911年在中国建立起美国共和政体的仿制品，真是荒唐可笑……那一种共和政体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据地。……这种共和政体悲惨地结束了，即悲惨地失败了。”对于辛亥革命的反思，不是这个外国佬有多么高明的眼光，当时身处历史浪尖的革命者本身也对革命有过清醒的反思。经历了辛亥革命失败、“二次革命”的失败教训，当时不少国民党人都对革命有了另一种思考甚至表示绝不轻言革命。这在袁世凯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之际表现最为明显。袁签订这样的卖国条约，分明给孙中山的国民党以反袁绝好的机会，孙中山表示要假借外力反袁。而国民党一些元老，像冯自由、林森等，以及黄兴、陈炯明、柏文蔚、李烈钧等纷纷联名发出通电，“国人既惩兴等癸丑之非(按：指1913年所谓“二次革命”的错误)，自后非有社会真切之要求，绝不轻言国事。今虽不能妄以何种信誓宣言于人，而国政是否必由革命始获更新，亦愿追随国人瞻其效果。夫兵凶战危，古有明训，苟可以免，畴曰不宜……故公等畏避革命之心，乃同人之所共谅”。认为“惟革命之有无，非可求之革命自身，而当卜之政象良恶”。他们认为，当此之时，国人未必赞成搞革命反袁，革命家也要顺应国人的要求而动，要不要革命要“卜之政象良恶”，不能为了一己（党）之私利发动革命，置人民认同、生命财产于不顾，而应对革命怀有畏避之心。一批职业革命者如此反思革命，不可谓不深刻，不可不警醒今人。时代发展到今天，对于革命的边界问题我们更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因为，革命虽然是天赋人权，但一旦被赋予太多的神圣性，“造反有理”成了主流的话语，排挤掉改良的话语，仿佛改良是保守落后的，革命才是进步的，这会让社会的发展总是依赖于革命而非改良，让社会总是在大起大落中前进，在重创中重建。甚至投机分子把革命由手段变为目的，以革命的名义行权力斗争、专制统治之实，让这种你下去、我上来的殊死搏斗的野蛮政治逻辑源远流长，生生不息。这些才是真正的可怕之处。这让中国社会慢慢地培育成喜欢讲革命而不喜欢讲改良的土壤，每一个中国人都被暴力革命的逻辑所控制，会让我们永远清洗不掉邪恶的毒素，永远换不来健康的政治文明。如果我们放眼中国更长远的历史会发现，中国历史上多次改革总以失败收场，而革命总能成为主要推动力，这不能不说是莫大的悲哀。因此，像李泽厚与刘再复先生在《告别革命》说，“我们的告别，并非否定以往屡次革命的理由和它所起的历史作用。但是，我们否定‘革命神圣’的观念，否定革命乃是‘历史必然’的观念。我们认为，历史总是提供革命与改革两种选择的可能性，不是一种可能性。而中国一百年来，从辛亥革命开始总是选择暴力革命的办法，并把它视为唯一合理的办法”。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一个民主政治覆盖地球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时代，民众的民主意识越来越深入，应该可以通过政治的合法性和正义性构建来避免革命，使社会的进步依靠社会对话与合作、妥协与宽容，从而让利益分配更趋合理的基础之上，实现所有社会成员的互利共生，这就需要中国更改暴力革命的逻辑，杜绝排他性的革命话语，这是政治改良得以稳步前行的第一步。辛亥革命第一枪缘何在武汉打响武汉地处中国中部，有九省通衢之称，这里水陆交通便利，物产丰富，商业发达，控扼天堑，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颇为西方列强看中，早早被辟为通商口岸。然而，同盟会最初似乎并没有视这里为兵家必争之地，他们发动的数次起义都是在南方，每次又都以失败告终。后来同盟会设中部总部机关，机关设在上海而非武汉。因此，武汉实是革命党容易忽视的一个地方，毕竟这是一个内陆城市，似乎不应得风气之先，然而，作为楚国之地的武汉，秉承楚人“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精神，突然鸣响惊人的第一枪，出乎世人之意外。那么，为什么武汉会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为什么会一炮而功成？换句话说，中国一段漫长历史为什么在这里终结，又在这里开启一个崭新的纪元？深究起来，并不奇怪。张之洞种下洋务之豆，得革命之瓜谈到辛亥革命首义发于武汉，成于武汉，很自然让人想起张之洞的学生张春霆的总结：“辛亥革命曷为成功于武昌乎？论者以武昌地处上游，控扼九省，地据形胜，故一举而全国响应，斯固然矣。”但张春霆则更看重这样一些原因：武汉“有官钱局，铸币厂，控制全省之金融，则起事不虞军用之缺乏。有枪炮厂可供战事之源源供给。成立新军，多富于知识思想，能了解革命之旨趣。而领导革命者，又多素所培养之学生也。精神上、物质上，都远较彼时他省为优。以是之故，能成大功，虽为公（张之洞）所不及料，而事机凑泊，种豆得瓜”。诚哉斯言，谈到武汉为何成为首义之城，确实绕不过张之洞这个人，张被称为“武汉城市之父”，又被称为不言革命的“大革命家”，此言不虚。1889年，张之洞被调任湖广总督，他立即以武汉为中心，在湖广大地推行他的洋务新政，在主政湖北16年间，他不遗余力地兴实业、修铁路、办教育、练新军，做一些外人看来完全超出他能力的大事，完成了武汉城市早期现代化。他先后开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设立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还创办了造纸厂、制革厂、毡呢厂、官砖厂等，他实行开明的工商业政策，对民营工商业加以奖励扶助，创设商务局、商学会、劝业场，开通电话、电报。尤其是汉阳铁厂，为当时亚洲第一家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湖北枪炮厂是装备先进的军工企业，所生产的“汉阳造”步枪饮誉全国；他主持修筑的京汉铁路，为当时全国最长的铁路干线；在他“游学”鼓励政策下，湖北留日学生人数为全国各省之最。在张之洞的努力下，武汉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由一个古市镇转变为近代大都会，武汉城市综合实力得到迅猛提升，经济总量超广州、越天津，武汉城市地位和经济发展水平雄踞全国第二，“驾乎津门，直追沪上”，日本驻汉总领事水野幸吉称誉汉口为“东方芝加哥”。张之洞作为满清重臣，他的一切洋务努力皆是为了振兴国家，挽大清王朝于既倒，且兢兢业业，守己奉公，确实做出一番伟业。然而，令张之洞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所有努力看起来是一种正面的努力，兴实业也罢，办教育也罢，练新军也罢，制枪炮也罢，遣留学也罢，都是为了国家自强，保大清统治万世年不变，但是得到的却是负面的结果，越发加速大清王朝的灭亡。用孙中山的话来说，是张之洞的实业自强努力为辛亥革命提供了物质、人才和思想等基础。我们单拿办教育和倡“游学”来说吧。张之洞在湖北创办了算学学堂、矿务学堂、自强学堂、湖北武备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工艺学堂、湖北师范学堂、两湖总师范学堂、女子师范学堂等，涵盖了普通教育、军事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等层面，一时之间，武汉学堂林立，文教昌盛，成为全国重要的新式教育中心和国人瞩目之区。学堂一兴，学生一多，思想一活，游学一归，顿时令武汉成为一个新潮思想活跃的重镇，张之洞“栽培”出来的拔尖人才，却真真实实地变成了“叛徒”，比如说黄兴就是在张之洞创办的武昌两湖书院的学生，而后被张之洞选赴日本留学，回国后成了“造反头头”之一。这不就是为辛亥革命提供了人才和思想基础嘛。确实，张之洞以上所有的努力，无不是在为革命创造条件，无形之中做了或是培养大清王朝的掘墓人。所以，武昌城打响的首义枪声，宣告了清王朝和封建帝制的终结，清朝遗老严厉指责早已入土的张之洞，“追原祸始，张文襄优容新进，设厂制造，徒资逆用，以演成今日之惨剧”。这倒是说了句大实话。事实上，张之洞所到之处，比如广州、武昌、南京等地，都大力推行洋务运动，这三个地方又几乎都成了革命思想的发源地和革命活动的策源地，其中尤以在武汉干得最为漂亮，结果武汉成了首义之区。这于张之洞来说，真是太富于戏剧性和讽刺意味了。最牛的地方军打响第一枪，勇敢抗击中央军“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革命的成败需要在战场上见分晓，谁在战场上取胜，谁就能夺得政权，武力才是硬道理，幻想不依靠武力做后盾，动动嘴巴就将革命搞成功，在专制时代是不现实的。辛亥革命能在武汉打响第一枪，而且革命成功，冲锋陷阵的湖北新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知道，在武昌起义之前，孙中山曾发动过多次起义，没有一次成功，要么起义之前事情就败露了，要么起义刚爆发就被扑灭了，要么持续了一段时间无疾而终了。究其原因，就是孙中山用于革命的武力，大多是一些秘密会社、黑社会组织等草台班子，既缺乏专业的军事指挥，又缺乏专业的军事训练，加之军火要么紧缺，要么太烂，真是要人没人要枪没枪要钱没钱，不要说与大清的中央军交锋，在地方军的反击下，就溃不成军了。然而，湖北新军绝对不是一支草台班子，他虽然是张之洞训练出来的一支地方军，却是当时南方各省最好的军队，就全国而言，是当时唯一可与袁世凯的北洋新建陆军媲美的部队。在辛亥革命前，湖北新军有一镇和一混成协（旅），即第8镇和第21混成协（旅），第8镇有士兵10502人，军官702人，第21混成协（旅）有士兵4612人，军官288人，全军官兵合计16104人，算得上是一支劲旅了。这是张之洞就任湖广总督之后，花了数年心血建立起来的。湖北新军不同于袁世凯的北洋军。北洋军更像一支中央军，供卫京师，饷源靠清政府支持，所以袁世凯有钱编练出北洋六镇。而湖北新军主要靠地方财力维持，饷源有限，张之洞将绿营与勇营等旧式军队加以裁减，多出来的军饷用以编练新军，终于“款不增而兵可练，人数虽少，较有实际” 。人数虽然少一点，湖北新军同样是一支用西法编练的新式军队，采用新式的洋枪洋炮洋装备洋技术，当时，有些外国军事观察家认为，湖北新军的洋操队的编队操演和武器运用“可与最好的德国军队相比”，它的士兵的体格训练“远较法国军队为优”，它的工程兵“与美国陆军工程兵的训练相似”，这当然是夸大其词。不过，湖北新军在全国会操中获得过大奖这是不能否认的。尤其是湖北新军整体文化素质较高，更是不争的事实。湖北在招募新兵时，起初规定“实能识字、写字并能略通文理之人……始准收录”，后来因为这个标准执行起来确实有困难，才降格以求。即便这样，湖北新军的整体素质仍是当时比较高的，当事人的回忆可以给我们提供佐证。陈孝劳在回忆湖北新军招收新兵的情况时说：“自1903年废了科举以后，一般读书的分子只得另谋各人的出路。于是有出洋留学的，有到省城住学校的，而多数子弟则投入新军。我是1905年在黄陂应募入伍的。那次募兵结果，96人中就有12个廪生，24个秀才。马队第十一标是这样，陆军第8镇和陆军第21混成协所属步、马、炮、工、轻五种部队，都有不少的读书分子入伍。”（《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68页）。其实，随着清政府废止科举，截断了年轻人的仕途之路，只好另谋出路，途径无非有三，一是进入新式学堂，二是留洋，三是加入新军，前二者并非人人可实现，因此，稍有知识，而家境贫困者，多数加入新军，科举的废止造成一股“秀才当兵”的热潮。应该说，在科举时代，考功名是读书人最大的人生理想，那也是读书人的正道，而投笔从戎是末等的选择，甚至这些人本来就瞧不起当兵这一行当，他们虽然跻身行伍，内心里对清政府是怀有不满情绪的。也正因为新军由这些稍有文化的人组成，较以前的“没有文化的军队”，更容易接受新思想，同情革命。当革命党人在这些失意的“秀才兵”里进行革命宣传，很快就将这些“国家长城”给动摇了。拿湖北新军为例，当时武汉的文学社和共进会以社会之名，积极在新军中发展对象，在武昌首义前，文学社发展的人数已达3000多人，共进会发展了2000多人，这已经是一组十分可观的人数，而受革命影响的新军士兵自不在话下。武昌首义之所以能够一呼百应，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基础。而新军里的将领，又主要是国内各式武备学堂的毕业生以及官费派遣出国的留学生充任，很多都是日本振武学校毕业的，他们见过世面，思想活跃，尤其是留洋学生，深受革命思想影响，他们见到国外如此强盛，而中国如此积弱积贫，备受刺激，立志革命，就由清政府送出去打算培养成栋梁之才，变成想要推翻清政府去建设新中国的反革命人才。在湖北新军和其他各省的新军里，都不乏这样一些有志革命的军官。再有一点，湖北新军不同于北洋军，北洋军经过袁世凯的权术治军之后，只知有宫保，不知有朝廷，严重“私有化”，一个严重私有化的军队，只能听从长官的，而不会听从别人的，自然地，北洋军只听袁世凯，不会听从革命党的宣传，这是一个密封式的水桶，革命党很难渗透进去。而湖北新军并非如此，训练新军，只是张之洞洋务新政的一个方面，并不像袁世凯将训练新军当成“主业”，张之洞对军队的控制十分有限，尤其是他调到中央后，基本上失去了对湖北新军的控制。这样一支“私有化”程度极低的军队，其堡垒很容易被内部所攻破。所以湖北新军容易同情和支持革命也在情理之中了。湖北新军这样一支在当时足可以抗衡中央军的地方部队，不少已经被“革命思想武装”起来，岂是草台班子可以比拟？因之在北洋军没有大军压境之前，武昌起义的部队能够打几场胜仗自在情理之中，而就是这几场看似不起眼的胜仗，既显示了起义部队的实力，也给了全国人民以夺取革命胜利的信心。在这里不能不特别提一提辛亥革命中被抓出来当都督的黎元洪。别看黎元洪很旧派，其实不然，黎元洪是新式学堂——天津水师学堂毕业的，又曾三次考察日本，是一个新式军人，完全具备接受新思想、同情革命的思想基础。他得到张之洞的欣赏，在短短的十年内，从一个下级军官擢升到第21混成协协统，官居二品，握有军权。及革命来临，反正为一个革命功臣，并不十分意外。而且正是他的反正，很快让湖北新军军心稳定，有秩序投入战斗，因为黎元洪素爱士兵，很得官兵爱戴，这是湖北新军首义之后，革命能走得更远的重要原因。武昌首义提升了武汉城市政治地位武汉并非近现代才声名在外，明末清初，汉口就与河南朱仙镇、广东佛山镇、江西景德镇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镇”。我们现在可以从“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的诗句里依稀窥出当年的繁华景象。在小农经济时代，武汉就已经是一个著名的商贸中心了。1861年3月汉口开埠，武汉城市近代化闸门开启，西方列强陆续来汉通商通航，输出资本和技术，武汉城市迅速崛起，尤其是张之洞在主政湖北16年间，不遗余力地建工厂、开学堂、修铁路、练新军、促商贸，加速推进以工业化为核心的武汉城市现代化进程。1912年元月，法国杂志刊登首义都督黎元洪照片。武汉虽然有“东方芝加哥”的美誉，但那也仅只于经济，在政治上，武汉地位并不显著，与一个经济总量全国第二的位次十分不协调。如果说还有一点政治地位的话，武汉是两湖首府，总督府，也有外国领馆和外国租界，然而很长一段时间，武汉的政治地位仅只于此，没有得到更大的提升，政治影响力及两省而不足以影响全国。武昌首义之后，这一格局被改写。当然，这里的所谓城市政治地位，一是指一个城市的行政级别，二是指一个城市在重大的历史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揆诸武汉这座城市的历史，恐怕没有哪一件事比得上辛亥革命，如此巨大地提升了武汉的政治地位。因为，武汉在辛亥革命中扮演着首义的角色，之后，武汉的政治地位迅速腾升，行政级别得到空前提升，一个政治重镇由此奠定。武昌首义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成为革命的发源地，一下子成为全国注目的焦点，也吸引了像黄兴、居正等一大批有政治声望的人聚集武汉，参加战斗，武汉变成一个巨大的历史舞台，不同的重要角色在此轮番演出。在这里，革命党人与立宪派联手合作，号召全国响应起义，各省纷纷独立，全国大部分省份光复；革命军与北洋军在此交战，袁世凯在武汉试探议和，列强在此调停斡旋，武汉成为革命的中心，武汉的一举一动都牵动全国人民的心。辛亥革命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革命，它不仅推翻了清王朝两百多年的统治，也结束两千多年的帝制，辛亥革命的重大历史意义，给武汉以全新的历史定义，大大提升了武汉的政治威望、影响力和竞争力。但是武汉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辛亥革命在武昌首义，临时政府却建在南京，也算是武汉时运之不济。武昌起义后，11月中旬，上海都督陈其美邀请各省都督派代表到上海“组织全国会议团”，11月15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上海正式成立，并打算筹建临时中央政府，这大有趁机搞革命果子的意味，因此，武汉方面很反感，坚决要求在武汉设立临时中央政府，上海方面改变计划，指出“政府设鄂，议会设沪”，武汉方面仍然不同意，要求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迁往武汉，联合会也只能听命迁往武汉，此举可见武汉以“起义首功”的身份，在当时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和较大的政治影响力。但是，随着战局变化，武汉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开始是汉口丢失，接着汉阳失守，武昌眼看危在旦夕，因为，以北洋军的火力，攻下尚无强有力援助的武昌，是相当容易的事。这个时候，人们想到的不是何时再回收汉口汉阳，而是能不能守得住武昌。对此当时内部争议，黄兴就主张放弃武昌，张振武等人坚决要死守，黄兴只好离开武昌，而在危急之时，黎元洪竟独自逃跑，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代表躲在租界里提心吊胆。正当武昌岌岌可危之时，忽然传来南京光复的消息，代表们立即决定“临时政府设于南京”。武汉方面虽有挽救之努力，奈何方方面面都缺乏支持，革命的重心已由武汉东移。因此，武汉之所以痛失建立临时中央政府的原因，主要不在武昌岌岌可危，因为，12月4日南京光复之前的一天，在英国公使的斡旋下，武汉地区已经全面停战，双方进入“议和”阶段，完全有建“府”的机会。武汉之所以痛失建都之机，最为主要的原因，是武昌起义虽然是同盟会下的小派系共进会和文学社发起，表面上与同盟会一脉相承，但湖北的主要党人，不大赞成同盟会的主张，革命更具独立性。正因如此，虽然黄兴和居正等同盟会重要领导人后来参与了武昌首义，但与共进会、文学社领导人矛盾较深。黎元洪虽然身居都督，却并不是革命党的人，无法获得同盟会的深信。如果设临时中央政府于武汉，势必被黎元洪和湖北党人所控制，对同盟会不利。因此，同盟会领导人从内心反对在武汉设临时中央政府，他们最衷情于在上海设临时中央政府，如果上海不能，在南京也可以，至少可以摆脱武汉方面的控制。革命下的权力争夺暗中较劲，武汉虽有首义之功，仍然败下阵来。但从前前后后的事件来看，“武汉声音”从来没有如此有分量过。武汉在这场革命中积累的政治资本可谓是“终身受用”，直接影响到武汉此后的政治地位的提升。那就是1954年，武汉被撤销直辖市以前，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中，武汉是直辖身份（准直辖）。尤其是1927年元旦，国民政府自广州迁至武汉，4月18日，武汉市政府成立，武昌市与汉口市(含汉阳县城）合并作为首都，成为武汉特别市，武汉的政治地位达到鼎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