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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兼并的进一步恶化,把农民稳定在土地上。在当时土地兼并最为激烈、数量最大的是皇宫、王府、勋戚等所占有的庄田。明仁宗建立皇庄,到武宗时已增二百多处,正德九年仅畿内皇庄就占地三万七千五百多顷。藩王、勋戚、宦官等向皇帝乞请和强占民田,到弘治二年庄田有三百多处,占地三万三百余顷。
时下有“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的说法,其严重程度已到了天下额田减半,赋田约减少了四百三十万顷。
嘉靖帝即位后,为革此弊政,稳定社会秩序,曾两次清理京畿庄田,而宦戚辈中挠,嘉靖犹豫,收效甚微。
张璁入阁后坚决清理庄田,并由畿辅扩大到各省,由庄田兼及僧寺产业。至嘉靖九年,查勘京畿勋戚庄田五百多处,计近六万余顷,其中近三万余顷分别还给业主。
张璁撤回管理庄田军队,严定禁革事例,不许再侵占或投献民田,违者问罪充军,勋戚大臣如果参与,一样定罪。
之后,张璁又推出改革科举制度和反腐倡廉
科举制度是大明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但在具体的运作过程当中,暴露了许多弊端。张璁改革科举制度,重新规定考试文体,提高应试者素质。
由于科举名额极为有限,不可能网罗天下所有的真才,使许多士子难以通过科举而成为进士。于是,张璁推行三途并用之法,改革用人制度。
在改革初期,阻力较大,如明人焦竑批评:张璁“为人刚愎,故所行多纵苛刻,如沙汰生员之举,是何意义!”
张璁改革科举制度,改变学风,强化学校的教育功能,考汰之法,以及对提学官的大力整顿,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此时,焦竑又赞道:张璁“久于科第,谙世故,得位,每事欲复祖宗股制,行进士、举人、岁贡三途并进法,士风一变,人思奋庸,贤才辈出而无滞。”
官吏的贪赃枉法,也是政治**,天下动乱的原因之一。张璁对刻剥人民的贪官污吏,嫉恶如仇。
嘉靖六年八月,张璁在掌管都察院时,向嘉靖帝奏上《宪纲》共九十五条,依照宪纲实行,严肃风纪,整顿官员作风,提高工作效率。
张璁对吏治进行了整顿。如调整内阁翰林,加强科道官员对官吏的监督。在他掌都察院时,严监察制度,重法司之权。
他先后两次罢黜、更替了不称职的御史和巡按御史二十五人,并申明宪纲规定:都察院按察司堂上官及首领、各道监察御吏、吏典,但有不法等事,允许互相纠举;监察御吏巡历所至,不许地方官出城迎接;巡按不许带人马随行,迎接不许设彩铺毡等等。
张璁在任用官吏方面,主张推举“廉能爱民者”,不受资历限制。嘉靖九年,他在《论用人》疏上说:“凡州县官无分进士、举人、监生、吏员,但有廉能爱民者,许一体推举擢用,庶在位者各有所奋发,而百姓蒙泽也。”
嘉靖十年,吏部侍郎徐缙询私纳贿,经举发受都察院勘问,徐缙求解脱,投书行贿于张璁,张璁检举了他,黜为平民,此事使朝野受到震动。
张璁的改革与反腐损害了皇亲国戚、太监、官吏、权贵阶级的利益,不能不引起他们的仇恨,弹劾的奏章不断。
但由于他一切秉公,两袖清风,亦奈何他不得。张璁奉公廉洁,严于律己。他一再告诫家乡族人不要因他在朝做高官,便倚势凌人干不法事。他居朝十载,不进一内臣,不容一私谒,不滥荫一子侄。
陈洪身为东厂厂督,对张璁的履历了如指掌,听了张陌的话,疑惑道:“什么意思?怎么会和张璁有关?”
张陌仔细思量,猜测道:“会不会和他提出罢免天下镇守中官有关?”陈洪皱眉沉思,片刻后,大笑而起,道:“本座明白了!哈哈,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啊!皇上就是皇上,真是好手段啊!张陌也似乎想通了其中关节,应和的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