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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萧云觉得不可思议，一个皇帝亲自指定律法，而且这律法，还颇有些颇有点英美法系的倾向，想不到这一切都是真的。
朱元璋在《大诰》颁行时，他宣告：“朕出是诰，昭示祸福，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徙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所在臣民，熟观为戒。”颁行《大诰续编》时又进一步说：“斯上下之本，臣民之至宝，发布天下，务必家家有之，敢有不敬而不收者，非吾治化之民，迁居化令归，的不虚不。”颁发《大诰三编》时又重申：“此诰前后三编，凡朕臣民，务要家藏人育，以为鉴戒，倘有不遵，迁于化外，的不虚示。”
朱元璋又要求军官们全家老小都要背熟《大诰武臣》：“不听不信呵，家里有小孩儿每不记呵，犯法到官，从头儿计较将来，将家下儿男都问过：你决得这文书里几件？若还说不省得，那其间长幼都得治以罪”。
为了扩大四编《大诰》的影响，朱元璋把它们列为全国各级学术的必修课程，科举考试从中出题。奉其旨意，行文国子监正官，严督诸生熟读讲解，以资录用，有不遵者则以违制论处。当时天下讲读《大诰》的师生来京朝见者多达十九万余人，均赐钞遣还。将如此众多的师生由全国各地召来京师讲读《大诰》，举行学习报告会，这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堪称空前盛举。此外，收藏《大诰》与否，成了判罪或减罪的依据；熟背《大诰》，不仅可以获奖，而且还可以因此而被录用为官，平步青云。朱元璋为推广自己的这几篇作品，确实费尽心机。只可惜取得的效果并不是很明显。
萧云沉浸在自己的惊讶之中，朱元璋同样沉浸在自己的吃惊之中，他目光两道光芒闪射而出，许久才喃喃道：“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唯有重绳贪吏，置之严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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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书友看了上一章，问“高薪养廉”古代好像没出现过，对于这个问题，小景说明一下，高薪养廉在古代还真是出现过，根据史书记：清朝官员的薪俸非常微薄，一品官的俸银每年不过一百八十两，每月只到十几两银子，小一点七品官知县之类，每年俸银只有四、五十两。按常理来说，这样微薄的收入在当时的社会中，只能算是小康型或温饱型的生活水准。但是，当时许多官僚生活穷奢极欲，挥金如土，他们哪里有那么多钱呢？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靠灰色收入。
当时，凡是州、县官，主要靠征收钱粮时进行盘剥。钱粮就是田赋，最初征收实物，后来改成“折色”，即征收银子。无论征收实物或银子，都有一种“耗羡”陋规，所谓“耗羡”即指在征收银粮时，以弥补损耗为由在正额之外加征的部分。一般情况下，征收的银两中，每两加征四至五钱作为火耗；粮一石加征二升到一斗几升，整个州、县总量是一笔可观的数字，实际上这笔耗羡并不归公，完全入了州、县官的私囊，成为公开的、照例的好处。有时候各种各样的额外陋规，甚至超过正常税收的十几倍。
雍正年间，为了革除这个弊病，就把耗羡归入国库，另外发给官员“养廉银”，例如知县看缺分如何，每年给“养廉银”几百两到一千两不等。
但是地方官并不因为有了“养廉银”而廉，仍然在钱粮上打主意，可以借口银子成色不好，也可以借口粮食质量不好，而任意敲诈勒索，而且田赋可以用钱交纳，经手官员就任意把钱价压低。譬如说，市价二千文合一两银子，他可以定为二千四百文合一两；田赋上缴有一定数量，通常缴到八成就算完成了任务。如果有水灾、旱灾，明明收成是八成，可以报五成，农民实际田赋不少缴。多收的银粮都到州、县官和他们爪牙的腰包里了。此外，人们打官司也是州、县官索诈的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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