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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推论是，儿童的大脑在大约两周岁以后就失去了可塑性，那时再补救会更加困难。另一个推论是，对孩子来说，收养家庭的父母或家庭式的寄养环境通常比孤儿院这种机构更好，无论后者的善意多么强烈。种族屠杀过后的卢旺达，在自己当家做主的环境里生活的幸存儿童，比由公共机构照顾的孩子成长得要好。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指出，全世界仍有800万儿童在公共机构中长大。
大部分母亲都对孩子具有真正的情感依恋。[18]但也有少数母亲对孩子关注很少，她们要么还年轻不太成熟，要么有药物滥用的问题，又或者自己压力太大太沮丧，无法缓解孩子的压力。过去人们认为，儿童能够克服早期遇到的困难，娇养的孩子也可能成为害羞胆小的爱哭鬼。后来，先驱学者玛丽·安斯沃斯（orth）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使我们对依恋有了更现代的理解。她发现，最细心的母亲听到婴儿的第一声哭喊，就会把他们抱起来，温柔地安抚他们，这些孩子在1岁后哭泣的次数更少。安斯沃斯认为，母性依附创造出更自信的孩子，他们有足够的安全感，敢于去探险，去尝试新的事物。这个观点和米尼在舔舐幼鼠的母鼠身上的发现不谋而合。
明尼苏达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对早期依恋的长期影响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19]，其结果也支持安斯沃斯的结论。研究者们监测了180名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对象，从他们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开始，跨度长达30年。结果显示，母亲是否关心孩子，能否立刻抱起哭闹的婴儿，能否预测并马上满足他们的需求，对早期育儿至关重要。得到妈妈精心照料的婴儿，与被母鼠舔舐的幼鼠一样，适应能力更强，更加自信，在学校表现也更加出色。令人惊奇的是，通过观察孩子在生命最初的42个月内接受的抚育水平来预测他们能否从高中毕业，准确率高达77%。“因此，到了3岁半，一个孩子会不会辍学基本上就可以预测了。”研究者们在《人的发展》（ n）一书中写道。这些心理评估比智商更能预测一个孩子是否能够从高中毕业。
这似乎可以理解为，拥有父母关爱的婴儿了解自己能够影响周围的环境——他一哭，妈妈就会跑过来。这类孩子没被惯坏，控制欲也不强，反而独立自主。与此截然相反的是，得不到父母反应的婴儿会感到无助，有些还会屈服于侵蚀他们主动性的悲观情绪。塞丽娜曾是受试儿童，她的母亲是个贫困的未成年单身妈妈，在塞丽娜出生后不久就结婚了。塞丽娜的祖父母在经济上帮衬她的父母，他们也全身心地抚育这个女儿。研究者描述了塞丽娜以及她儿子的情况：
塞丽娜，两岁，努力地想解决杠杆问题，她一直跟随着母亲的指导，直到她向下压板子，把糖倒出盒子。她的母亲杰西卡微笑着，用欢快的声音说：“看哪，你把糖取出来了！你成功啦！”20年后，塞丽娜照看两岁大的儿子达斯汀，他正费力气要解开同样的难题。最后，他解决了问题，露出灿烂的笑容。“对，就是这样。真棒！”塞丽娜说，对孩子报以温暖的微笑。
名叫埃利斯的男孩没有从母亲那里得到同样的支持，相同的后果在下一代人身上重复：
埃利斯费力地要解决问题，当他向妈妈求助时，她却朝天花板翻个白眼，大笑起来。当他终于成功解决问题时，他的妈妈却说：“瞧瞧，你可真够固执的。”20年后，埃利斯看着自己的儿子卡尔解决同样的问题。他从孩子身边躲开，大笑着摇头。然后，他假装从盒子里把糖拿起来，孩子冲过来想拿时，埃利斯又把糖扔进盒子，逗弄孩子。最后，他替卡尔解决了问题：“你没有做到，是我把糖取出来的。你可不如我聪明。”
显然，我们有必要帮助高风险的父母，养育出更多像塞丽娜这样的孩子；也有必要帮助困扰重重的父母用爱和拥抱抚育孩子。很多人感到贫穷令人绝望，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某些父母无可避免地要干一份糟糕的工作，而局外人或政府又没有办法带来改变。高兴的是，一位名叫戴维·奥尔兹（）的学者已经表明，他们想错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奥尔兹生长在俄亥俄州铁路小镇康尼奥特一个原本其乐融融的典型美国小镇家庭。奥尔兹的父亲在成长中历尽艰难，随着他逐渐沉溺于饮酒和寻欢作乐，奥尔兹也开始了动荡的生活。戴维11岁时，父母离婚；父亲搬到佛罗里达，几乎从家庭生活中消失。母亲独自抚养他和妹妹。那时，在50年代的美国小镇，离婚极其痛苦，令人尴尬。成长于这样严酷的环境，奥尔兹感到他想要做点可以帮助他人的事。“青少年时期，我就知道自己有一种浪漫的渴望，迫切地想要做一点好事，”他回忆说，“这促使我选择了国际关系专业。我有一腔壮志，渴望去非洲或印度拯救贫穷的儿童。”
奥尔兹得到奖学金，来到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国际关系。然而，这个大一新生发现，课程大多关于超级大国的神话、核战略，他开始担心自己的国际视野焦点放在了不该寄托的对象身上。他修了心理学课程，在玛丽·安斯沃斯门下学习。培养有自信的孩子似乎比全球安全研究更紧迫，也与帮助他人更加相关。奥尔兹将他的专业换成了发展心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