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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段时期内具有世界水平的科技着作的涌现，席泽宗院士在《科学史十论》中言：“其频率职高和科学范围之广，在中国历史是空前的的。而且这一时期有两个特点：一是在方法上，他们已自觉地开始注意考察、分类、实验和数据处理；二是开始体制化。”
这个体制化作何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近代科学体系？
如果说王锡阐不是科学家，为何会被美国吉利斯皮主编写入《科学家传记辞典》中长达10页？
达尔文为何将一个“不是科学家”宋应星的着述，直接引用，是直直接接地引用，作为进化论依据，并把《天工开物》养蚕部分法文译本为权威着作？
达尔文是科学家，宋应星就是个技工？牛顿是科学家，王锡阐就是个技工？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当真是好牛逼的道理。
如此璀璨、鲜活、包容、积极的华夏文明，与李佑前世认为的古代人就是封闭、僵化、自大、愚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以上事实可见，当时的明末就算没有形成科学体系，和欧洲相比，有差距，但绝对没有什么所谓碾压的代差，因为一个民族在某个领域局部的落后，就断言该民族本身注定就要在这个领域落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道理？
全盘否定地去扯中国文化是劣质、没有生命力，地理导致绝对落后愚昧的农耕文明，此等种种，也不过是为了让中国文化成为西方附庸的拙劣表演。
至于国人“重技术无科学”与“西方的科学体系的理论”、“科学精神”，上述已有提及，下来看一下17-18世纪中后期，各自所处的背景，欧洲处在一个文艺复兴、思想激变，到后来的启蒙运动。
1643年牛顿出生，此时西方至少有相对稳定的生存、探索环境。
1644年崇祯上吊煤山，大明亡，大清、大顺、大西、南明粉墨登场，乱成一锅粥。
方以智出走京师，《物理小识》手稿丢失严重，后抗清被杀；
王锡阐遁入深山，做明朝遗民，其着作不得查，后来“穷饿而死”，穷死？饿死？！
揭暄随其父揭衷熙抗清，一生颠沛流离。
除外，王徽殉国自杀，薄珏贫困而死，宋应星归隐遗民。【注3】：陈悦·《揭暄学术交往及其着述》在国家级期刊《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3期。
“不同时代东西放天文学先驱之间的差异不胜枚举，有些甚至是天壤之别。他们一个处于血书复兴、思想激辩、通信交流相对方便的欧洲，一个处于社会动荡不安、文字狱频发的满清帝国；
一个拥有当时世界上最豪华的天文台，装备有最精良的天文仪器；一个先后得到过丹麦皇帝和德国过往的丰厚、稳定支持的王宫贵族，一个却是生计无处着落，最后只能在贫病加交中死去的穷学者；
一个去世后有开普勒来继承他的工作，并使其发扬光大，一个死后却是连手稿也散佚[yi]不全。”
如此迥异相别，如何让人不冲冠眦裂？不遗憾悲鸣？不听之落泪？
【注4】：中国科学院《自然辨证法通讯》2013年第3期，宁晓玉（中科院自然科学史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天文学史）所写的《王锡阐与第谷体系》，从天文常数、行星模型和宇宙体系三方面论证了王锡阐的历算工作与第谷及其门徒朗乔蒙塔努斯的天文学成就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分析了王锡阐修改第谷体系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