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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讲说，解经“语约而义明”，被仁宗前后留侍十五年。均体现出对不拘字词章句，探究经旨义理的兴趣，这必然影响并带动经筵官突破传统章句训诂之学的束缚而转向经典“义理”诠释，一种新经学体例逐渐酝酿而生。
宋代皇帝最为好学的，莫过于仁宗，仁宗曾说：“有帝王之学，有士大夫之学，朕在宫中无一日废学，但推前古治道有益于今者要施行耳！不必指摘章句以为文也。”对于经筵，仁宗也是有自己的看法的，训诂之学对于帝王来说实际上并无意义，治平天下需要的是对于治国之道的理解，不是对于圣人之言的推敲。
再说了，赵佶自己对经义毫无兴趣，要是讲什么经义，那他还不如去找刘娘子学外语呢。满口圣人之言，要考研啊！赵佶更希望的是经筵多以史论，讨论历代兴亡之得失，用之治国，才是比较现实的。至于什么圣人之言，圣人？他有几个指挥的禁军？
韩忠彦说完后，赵佶补充道：“此次选取崇政殿说书，是为了讲经说史，明治乱之因，知兴替之由，而不是寻一寻章摘句之腐儒，诸卿有何人可以荐来。”
范纯礼当先说道：“官家，臣荐大理评事萧山知县杨时，其人精通经义，天下知名，官家可召之，必有益于圣学。”赵佶一想，怎么上来就把他拉出来了，这哥们绝对是老夫子一个啊！既是二程的弟子，又干出程门立雪这种事的狠人，要是他当这个崇政殿说书，自己不得被喷的满头包啊。
赵佶不由得看向苏辙，心想着你们蜀党不是和洛党不和吗？苏台长，上啊，喷死姓范的。没想到苏辙竟不发一言，倒是韩忠彦出来赞成道：“官家，杨时言正而行端，德闳而学粹。趋跄礼法之场，超卓传注之表。群经独得其趣，诸子莫遁其情。网罗百家，驰骋千古。辨邪说以正人心，推圣学以明大义。面陈疏议足以扶国本于当时；注释经义足以开来学于后世。顾功德之兼全，宜旌隆之特异。”
没想到杨时在群臣里面威望如此之高，竟然每人反对他，赵佶不禁看向新党一众大佬，怎么，你们今天都哑巴了？新党就找不出人了吗？赵佶转念一想，可能新党真的找不出人来。若是在新党中寻找办事得力之臣，倒是一抓一大把，可是要是在新党中寻找词臣，那可就不易了、曾布、章惇等人倒是精通经义，可是总不能让宰相充任说书吧，当年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倒是颇有才名，可惜早殇。
在玩嘴皮子上，旧党是有天然优势的，赵佶想了想说道：“既然杨时才学出众，德行高洁，就以荐召为秘书郎，迁着作郎，除迩英殿说书。”宋代的经筵官有(亦称讲读官、讲官、读官),前后共有“翰林侍读学士”、“翰林侍讲学士”、“侍读”、“侍讲”、“崇政殿说书”、“天章阁侍讲”、“迩英殿说书”七种。现在翰林院的诸位学士已经进入两制，不再实际参与经筵，实际参与经筵的就是崇政殿说书、天章阁侍讲、迩英殿说书三人，赵佶想着，杨时任迩英殿说书，再选两人参与经筵，平衡一下，未尝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