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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之巨额逆差；作为硬通货，它还可被用作发行纸币的基金，起到了巩固国民政府法币币值、维持战时经济的作用。对于国内紧缺的战需物资，海外华侨也予以大力捐助(包括代金)，仅大宗物资即有飞机数百架、汽车上千辆及无数衣服、药品等等。以捐献飞机为例：1937年年底，广东省政府为加强空防，成立广东人民购机抗敌筹募委员会，向美洲、澳洲等地粤籍侨胞募集购机款。短短年余间，即筹集资金约合国币800余万元。翌年，中国航空建设协会发动海外华侨献机，支持祖国空军建设。南洋华侨热烈响应，仅菲律宾即献有50架，缅甸19架(均以每架10万元国币计)。从1937年下半年至1940年初，华侨经由水路、陆路运回国内的各种捐赠物品，总数在3000批以上，平均每月100批左右。华侨捐献物资给中共敌后抗日武装，也屡见不鲜。另外，还有不少华侨移资国内尤其是西南大后方的工矿、垦殖、金融等行业，创办了一大批适应抗战需要的侨资企业，从而增强了祖国的经济实力。据统计，从“七.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华侨总投资额达16亿元国币；此后直至抗战胜利，投资额约为2—3亿元。巨额的财物捐输，倾注着侨胞的沥沥心血。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为了全身心投入抗日筹赈工作，常年住在总会办事处怡和轩内，不问家事。当时，其企业经营已然滑坡，资金有限，但仍认常月捐2000元至战争终止；每逢捐款购债事，他还是毫不犹豫地竭其所能，以为人先。南侨总会副主席李清泉身患糖尿病，但仍“以领导救运为己任，……为祖国的抗战事业鞠躬尽瘁”，致使病情恶化；弥留之际，犹系念祖国受难儿童，嘱将遗产取出10万美元捐作难童之用。象陈嘉庚这样的爱国华侨还有很多，对抗日斗争都给予很大的支持。美国侨领司徒美堂以七秩高龄之身,领导纽约全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开展工作，在该会一呆就是5年之久。期间，他坚持每天早上10时上班，到深夜12时才下班，风雨无阻，从未间断，并且他自己也成为纽约地区捐款最多的17位华侨之一。爱国侨领能以身作则，中下层侨胞更是慷慨解囊。在加拿大，两位青年华工遥闻推行航空救国捐，立即赶来各捐献1400元积蓄，并表示，因“远离祖国，勿能亲往杀敌，只此区区，实不足报国，但略尽国民天职耳”；一位衣着朴素的老华侨听了航空救国的讲演后，则当场倾其囊中所有的1100美元捐给祖国，只留下10元路费回家，“在场者均为之感极泪下”。荷印坤甸华侨马细旦，“足废多年，不能工作”，平日靠在街坊乞讨度日。得知暴日侵华后，连日爬至市中心“痛陈祖国被难同胞颠连惨状”，“乞钱为祖国难民请命”。缅甸仰光女侨胞叶秋莲，把自己一座两层楼房及全部财产变卖，将所得钱款捐助祖国，而自己则削发为尼，过着清贫的生活。菲律宾马尼拉一位5岁儿童叶秀荫，也在祖母的陪同下走进华侨妇女慰劳会，将自己一年节省下的糖果钱约国币800元全部捐出。北婆罗洲山打根埠华侨小贩郑潮炯鬻子助赈、毁家纾难的事迹，尤为感人。抗战爆发后，他曾先后7次沿门义卖瓜子，将所得叻币350元捐给祖国赈济伤难同胞。1940年，其父在老家广东新会被敌机炸死，消息传来，郑潮炯悲愤莫名，抗日情绪益加昂奋。鉴于家贫如洗，助赈无力，乃将一亲生幼子卖给他人抚养，得礼金80元，悉数送交筹赈会，不久，又外出为祖国筹募赈款，走遍新马等地大小百余座城镇，得叻币5800余元，写下“抗战史上侨胞救国之可歌可泣的一页”。事实上，捐助祖国的巨额款项，有80%来自华侨的血汗钱。在抗日救国的崇高精神激励下，许多平素默默无闻的贩夫走卒、老弱妇孺，竟做出了种种感天地、泣鬼神的义捐壮举。除了捐资输财外，广大华侨还通过发动抵制日货运动和不合人、不供给运动，削弱日本的经济实力，从而间接地支援了祖国的抗日战争。陈嘉庚在抗日结束后还援建中国厦门集美学校，对社会的贡献可谓巨大。
此是史话，以下言归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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