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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发展自有规律。
任何政策都不可能凭空出现,总有其前因后果。因何而生,又将引发什么后果,环环相扣。
所以,在去除了唯道德论的历史观后,就会发现历史有很多惯性,绝不是想改就能改的。不把前因后果考虑清楚,就算能成事,也可能是好心办坏事。
作为穿越者,刘协最大的优势就是深谙历史因果律,不会草率决定,而是从容布局。
就和兴修水利一样,渠挖掘好了,开闸放水只是个仪式。
如果不挖渠就放水,或者渠挖得不够好,十有八九要酿成洪涝灾害。
他当初力推教化,为此特地组建印坊,就是为埋藏世家挖下的第一锹土。
世家为什么能坐大?因为知识传播不易,他们垄断了知识,也垄断了话语权。
为什么后世的知识分子有种莫名的自信,原因还是他们对知识和话语权的垄断。几千年来,读书人始终只占人口中的极少部分,他们理所当然的掌握了话语权,上怼天子,下欺百姓。
没有千年的王朝,却有千年的士大夫。
刘协建立了印坊,降低了普通人读书识字的难度,又对儒生的务虚大加鞭挞,提倡四民皆士,鼓励实学,儒生以经学传家的垄断优势自然而然的被削弱。
这时,新的矛盾已经在酝酿。
儒生入仕的渠道受限,不可能心平气和,没有一点想法。
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当网络技术普及,让所有人都可以发声时,传统的知识分子、媒体人是如何疯狂反扑的,刘协记得一清二楚。
没有人会平静地接受既得利益的损失。
不管是以圣人门生自居的儒生,还是以启蒙者自居的公知。
现行的选举制度已经无法满足当前形势,改革在所难免。
在大规模的讨论之前,刘协要先进行小范围内的通气,第一个目标就是荀或。
荀或是下一任司徒人选,选举是他将来的职责范围,无可逃避。
荀或本人显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将选举制度摆在确定都城和开发江南之前,作为最重要的议题。
对刘协的发问,他也不谦虚,开门见山的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与刘协不同,他考虑这个问题更远,也习惯于从之前的历史中寻求依据,直接从左雄、黄琼等人的选举改革开始说起。
没错,对现行选举制度的不满早已有之,而且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尝试。
左雄、黄琼就是改革选举制度的先驱。
左雄的贡献在于限制年龄,将那些过于年轻,根本没有实践经验的人排除在外,强调入选人员的能力。为此,他定了一个制度,四十以下,不得推举为孝廉。
黄琼的贡献则在于分科取士,尤其强调能行政者,进一步加强入选士人的行政能力。
但是限于当时的实际条件,他们的改革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
原因之一,就是儒生在实际权力分配中占据的份额太少。他们动不了外戚、权贵的份额,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做些调整,影响不大。
比如推举孝廉,各郡大部分名额都被权贵分了,没有背景的不过十之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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