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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手中，田赋、厘金、地租、额外捐输是农人的四大支出，地主只管收租而由租种土地之佃农缴纳田赋、厘金和捐输，朝廷田赋每亩只得四钱银子，地方摊派之捐输却高达一两，如佃农出卖余粮，还需缴纳厘金，值百抽一。又，吏治腐败后，官吏往往加大火耗，百姓以粮抵税或以小钱纳税，户部受的是白银，中间就有粮食和铜钱折算白银的比价，官吏往往压低粮价、铜价而提高银价，又为百姓平添几成负担。再，散银重熔铸成库平白银有火耗四厘，地方官吏摊派下去的最少为六厘。如此一来，江南、两湖、四川、南粤等地人平缴纳赋税一两六分银子不足为奇！”
翁同龢的这番话，已经把整顿税收、改革税制与整顿吏治、改革官制结合起来，倒是让杨格少费了许多的心力。
光绪脸上浮出青灰色的戾气，眼中凶光一闪，向外高呼：“来人！”
御前大臣载泽一直守在外面，立即闪身进门作礼应答。
“传旨，授陈固全权明旨和钦差仪仗，告诉他，替朕好好的查，查出一个杀一个，统统查抄没收家产，决不能手软！杀，杀到官吏们不敢贪墨为止！”
光绪这么一句话，奉命查核税收的陈固就成了全权钦差大臣，顿时，无数人的脑袋就捏在了陈某人手里，无数人的家产存留就在陈某人的一念之间了。不过，在“知不足斋”里的所有人包括皇帝都清楚的知道，陈某人绝不是什么善男信女！
“圣上，去年岁入九千万两库平白银，田赋只占四成，关税占三成，厘金占三成。”
翁同龢也是憋久了，他这个户部尚书在绵恒任侍郎的时候得看太后老佛爷的脸色，到了王公重臣出洋考察、太后不问政务的时节里，又碰上新政处处要钱，实在是紧张万分。此时，他的话匣子一打开来就有收不住的势头。
“反观去年的关外盛京地区，皇恩浩荡免去辽东被兵灾之凤凰厅、辽阳州、海城县、盖平县、岫岩厅、庄河厅、金州和旅大等地欠税。又以锦州、新民安置移民免征三年钱粮。盛京将军府是按实征收，所得全部充入新到移民安置、农田水利、举办教育、开办工矿之经费，所以，去年盛京是没有田赋余留的，却有厘金和地方新开的工矿营业税、资源税征收，从四月实行以来，再到九月鞍山工业区全面启动，累计征收厘金、营业税、资源税达七百万之多。节后，将是征收全年营业税、资源税，可望达到两千万两之数。由此可见。兴办工业、促进商业，以工业之营业税、资源税，商业之厘金、营业税取代田赋成为国家财政主要收入之税种，是可行的。也是对民生最为有利的。不过......”
翁同龢转眼看向杨格，沉凝了片刻，才道：“新政让移民得到了最大的好处，税收却必须加以改革，否则关外纵有荒地万千，也抵不过十年、二十年后的人口大潮哇！杨总长，可否考虑在东三省改摊丁入亩为人头税呢？”
杨格听出翁同龢是担心未来人口暴增，让今日之关外成为明日之关内，关外百姓依然要为人口增加和土地有限的矛盾而付出社会动荡的代价。确乎也是如此，人口有限增殖是必要的。可是关外移民稳定地区已经呈现出欣欣向荣、民生改善的迹象，〖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多子多福、儿孙满堂、传承香火......”一旦生活条件改善就会大量生育，重蹈覆辙。杨格觉得，〖中〗国这片土地即便在新政下开始从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转型了，最大承受的人口也不宜超过六万万人。因此，翁同龢以税收调节人口增殖的想法值得肯定！不过，单纯依赖税收调节人口还不行，还得继续改善民生、加强国民教育、加大工业交通邮电等项投入、增加国家的科学技术实力、以科学改变传统的陈腐观念，才能达成有效的、复合型的人口调节。
“陛下，翁中堂。”杨格开口说话的同时。目光也恭敬的扫过了李鸿章和奕訢。“关外与关内有所不同，关外人口大多为垦屯兵团和京营八旗编制的军事化编制，在人口普查和普遍兵役登记之后，所有未在册之关外居民需要向各府县衙门报备，并接受屯垦兵团司令部的军事编制。军事化编制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发展垦屯、储备后备军。还在于能够有效的管理人口，合理配置教育力量。调配行业间劳动力转移和在未来实现基本社会保障，基本社会保障包括军功授田和荣军安抚。关内没有进行人口普查和实现义务兵役制度，也没有进行人口军事化编制，所以，关外的成例不能沿用到关内，历史的例证也并不尽然适用于今日之关外，最大的不同是历史上轻徭薄役却没有进行相宜的国民教育，也没有打破农业经济社会的形态，因此酿成严重的人口增殖和耕地有限的矛盾，加之税收调节不当而生出动乱来。这一点，恰恰是关内各省需要注意的，新政必须全方位铺开，而非仅仅针对一项税收改革。当全国完成封闭的农业经济向工商业经济转型时，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就可大大缓解。另外，我请翁中堂特别注意一点，即城市建设中的流动人口征税管理与集贸市场规划建设的关系。”
“唔......杨爱卿的意思是，关内也要进行军事化编制？”
“陛下，人口普查和户籍登记是必要的，在此基础上实现义务兵役制度，与帝国国防军目前的军官、士官队伍建设结合，即可满足国防需要，必要时，可以在目前已经编练成功的第1、2、3、4军八个师十八个旅的基础上，以军官和士官为核心，与经过基本军事训练的义务兵结合，短时间内即可扩编出十八个师，基本满足国防需要。”
光绪能够理解杨格的这番话，等到杨格的建军计划完成后，朝廷平时只需供养大约三十万军官、士官，战时则能据此扩编出最少八十万军队来。当然，这只是军队人力和技战术教习的问题，还有军工建设、由地方担负的适龄预备兵军事训练等等因素影响。
说来说去，建军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又联系到了一起。
没有经济支撑，没有合格的地方官吏组织、管理、协调，税本轻而实重，民怨四起而朝廷收入寡薄，无以支撑国家运转、新政推行和建设强军；民多而地少，流民日多，税收减少还是其次，最重要的是会动摇统治根本；军队庞杂而低效，如驻防八旗、各省练军不经整编改革，根本不堪作战使用，只是徒费军饷而已。
改革，整个国家似乎从上到下，从下到上都需要改革，如何措手呢？查核税收只是一个“意外”的开始，根本上还是要从立法、立宪，改革政体、官制着手，才能在全国畅行新政，实现富国强兵之目的。
御前会议从正月初三日下午一直开到正月初六日傍晚，与会的人数日渐增多，最后成为内阁、部院和来京督抚们的大讨论。
在皇帝、北洋——新军、老湘军大结合的力量推动下，御前会议商定了“皇帝出洋考察”、“预备立宪”、“关内税收体制调整”、“个人拥有耕地十亩以上者申报制度”、“饬令各驻防将军、各省督抚整编军队”、“迁山东巡抚李秉衡为长江水师大臣，升直隶布政使周馥为山东巡抚”、“任命钦廉军务督办大臣冯子材为第七军编练司令官，统筹两广军队整编“、”取缔贵胄武备学堂，学员全数转入天津北洋武备学堂就学“......等等决议。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年，春月乙卯日，光绪电谕各部、院、省、藩属及各国公使、民间舆论，颁布《定国是诏》，宣布从即日起筹办召集预备立宪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