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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以后，下辈子当我的孩子，我来照顾你们。’”
他不知道药家鑫什么时候被执行死刑，但心里清楚这是最后一面。“我从不相信人有灵魂，我这时候真愿意人有灵魂，我说你有什么事儿没办，给爸托个梦。他说我一定给你托好梦，噩梦不算。他平常说话声音很细，但是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很大很大。他说我托的都是好梦，噩梦不算，不是我托的。”
药家鑫对他父母说，不要怨任何人，一切都是他的错，他有罪，愿意赎罪。
但这一句话让药庆卫突然心生疑问，到我们采访时，他仍认为可能是受到外界的要求，药家鑫才说出这话：“他这句话太成熟了，以至于我不相信是他自己的想法。难道他能比他爸还成熟？”
这种心态下，他听到药家鑫说死后想要捐眼角膜时，心里很不受用，觉得也有可能是别人授意，他说：“你不能捐。你的身体每一部分都是爸妈给的，你完整带来，完整给我带走。”
药家鑫说了好几次，每次他都立刻顶回去，因为网络上一些人说他是军队高层，干预司法，叫他“药狗”、“药渣”，他内心不平，越说越激愤，两眼圆睁：“我对药家鑫说：‘你捐了以后，人家用上你器官，再有什么事，我没有连带责任我都受够了。’我说希望你把你的罪恶都带走，不要再连累别人。”
采访中，他说到这儿，突然停了下来。
药家鑫已死，之前所有关于他和父亲的关系都只是旁述，是推测，是揣想。但听到这句话，看到他脸上的表情，这个细节，像把刀，扎透了这件事。
当时药家鑫没有解释，也没争辩，说：“好，我听你的。”
这是他最后一次违背自己的意愿，听他爸的话。
药庆卫再说起这个细节时，紧紧攥着手，眼睛用力眨着不让眼泪流下来，憋得满眼通红：“我有点偏激了，应该满足他的心愿，我不知道他咋想，也可能希望借助别人的眼睛，能再看到我们。所以说，还是那话，人不能冲动，冲动是魔鬼。”
“人最大的慈悲是给生命一个救赎的机会。”他说。
播完这期节目后，我收到柏大夫的短信：“看了你的节目，我落泪了，记得宋吗？他很好，已经从海军退役。”
宋是我八年前采访的患有抑郁症的男孩，在十六七岁时曾经因为网瘾被父母送去柏大夫处救治。
小时候被寄养在奶奶家，他认为受到不公平待遇时父亲不帮助他。“他从来就没有鼓励过我，”他说，“我并不喜欢上网，网瘾只是因为现实生活中不快乐，没有寄托。”
他十六岁的时候体重一百八十斤，医生对我说：“他为什么胖？因为他要靠吃来压抑自己的愤怒。”他安慰自己的方式，是在镜子上用墨水笔写“我是帅哥”，再拿水泼掉。
父亲那时与他在家中几乎不交谈，说对待他像对一个凳子一样，绕过去就是，“不理他，恨不得让他早点出事，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心理治疗时，宋面对柏大夫，说起小时候被人欺负，父亲不管他、不帮他的经历，在众人面前用拳锤打墙说“我恨你”，把手都打出了血。
他父亲也坐在现场，泪流满面：“我从来没想到他会恨我。”
这期节目播出五年之后，宋上了厨师学校，当过兵，交了女朋友，在一个环保机构工作，瘦了四十斤，常常给我提供污染事件的报道
线索。
柏大夫发完短信后不久，我也收到宋的短信：“我看了药家鑫这期节目。”只此一句。
我未及细问，一年以后，才想起此事，短信问他：“你当时为什么感触？”
他回：“他平时不是一个坏人。”
我有点不解：“你怎么知道他坏不坏？我采访了半天，我都不敢下结论。”
“姐，”宋写，“我问你，你采访的时候，发现他伤害过什么没有？”
“那倒没有，他妈说，他喜欢动物，不许她妈教训狗，狗死了难过了很久，如果看到家里杀活鱼，他害怕，这顿饭就躲开不吃了。这些信息我们节目都没用，不知道真不真实，你相信么？”
他没回答相信不相信，直接答：“他会觉得动物很可怜，是因为动物不会伤害他。”
我说：“一个有同情心的人会去杀人吗？”
短信断断续续，过一会儿才来：“他逃避责任或者害怕吧，不成熟，不知道怎么向家里交代，也不知道以后这个事会给他带来多少累赘，怕承担。”
“怕承担的自私可能不少人都有，但他这么做太极端了吧？”
他又停了一大会儿，才写了两个字：“无奈。”
“什么意思？”
“他心里有愤怒，”他写，“所以他觉得，我不让你张嘴。”
我听着心里一凛：“他是在模仿伤害他的人么？”
“不是。”他说得很坚决。
又停顿了一下。他说：“他在逼自己。”
他的话像是雨点越下越大，打在篷布上，我站在底下能感到震颤，但没有切肤之感，我接触不到那个雨，但隐隐觉得这句话里有某种我感觉到但没法说清楚的东西，只能问他“什么意思”，他干脆打电话来了：“路上太冷，发短信折腾得很，我在路上走呢，这样说痛快点，你想问什么就问吧。”
我说：“你认为他凭什么要加害一个已经被他伤害的人呢？”
“他下车的时候并没有拿出刀对吗？他是看到她在记他的车牌号……”
“这个动作怎么了？”
“这个动作在他看来是敌意，”他听出我想打断他，“我知道，她当然是无辜的。但你现在是在问我，药家鑫会怎么想，我是在试着告诉你他的想法。”
我闭嘴：‘好，你说。”
他没有用“可能”“或许”这样的推断词语，直接说：“他觉得，你记住了车牌号，我爸妈知道了，就饶不了我，这对他是天大的事。”
“出个车祸怎么算是天大的事？”我又忍不住了。
“可能对你来说不是，”他一字一句地说，“这对他来说就是天大的事。”
一瞬间，我想起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打碎了一只碗，在等我妈回来的时候，我把碎片一片一片拼在一起，一只全是碎纹的白瓷碗，窝在一摞碗的最上面，等着她。到现在我还觉得，那个黄昏，好像比童年印象里哪天都暗都长，那种如临大敌的恐惧。结果我妈回来，发现之后居然大笑，跟邻居当笑话讲，我当时心理不是如释重负，而是莫名其妙的郁闷：“就这样？难道就这么过去了？”
“但是，为了这样的恐惧去杀人？”我无论如何理解不了。
他在冷风里走路，说话时气喘得很粗重。“你当年采访我的时候，有件事我没有告诉你，”
他说，“我曾经有一次拿着菜刀砍我姐姐，如果不是他们拦住了我，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我意外，他在生活里几乎是懦弱的，一开始认识时，他都无法与人对视，在抑郁症治疗中心，当着众人面连上台去念一句诗都做不到。
他说：“我内心是有仇恨的，因为大人老说我，老说我姐姐好，老拿我们俩比，所以我就要砍她。”
“如果你觉得大人欺负你，那为什么你报复的不是大人？”
“因为我打不过大人，但她比我弱。”
“可她并没有伤害你？”
“她向他们告我的状。”
我听到这，忽然寒意流过胸口，想说什么，但没有说。我俩都有一会儿没说话。
他停了一下，接着说：“从那以后，大人对我好点了，我是发泄出来了，但药家鑫没有。”
我们挂掉了电话，几分钟后，我又收到他的一条短信，他说：“我知道你想问我什么，其实刚才我中间有几次，很长时间没回你短信，是在写：如果是我小时候，那时的我也许会像他一样。后来又删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真不想再这样说我爸了，觉得不好，也不用这样说他，岁数大了不容易，何况他们都只是不会教育孩子。药家鑫不像我这么幸运，他就是没扛过去这几年。”
六月七号那天，药家鑫的父亲与他见完面，走回家，从正午的电视新闻里知道了儿子被执行死刑的消息。
他不看我，也不看镜头，眼光漫散向虚空，“我那天去还嘱咐他几句话，我说孩子，现在特别热，走的时候，你要把买的衣服都穿上，那边会很冷，他说我知道。那天去我还给他包了点饺子，带了他爱吃的火龙果，就刮成瓤弄个饭盒给他。我走回家，人已经没了，我就不知道那个时候，他穿衣服吃饭，够不够，我想看看他。”
当天下午六点钟左右，他写了微博。“好无助，希望大家哪怕是大骂也好，什么声音都是安慰。”抽泣堵在胸腔里，推得他身子一耸一耸：“这个房子，我回来时候这半拉都是黑的，没有任何动静的时候，骂声不也是声音，不也是一种安慰吗？当一个人走在一个深山，连一声鸟叫都听不见的时候，你是很害怕的。”
我们走的时候，已经不早了，药庆卫留我们吃饭，说给你们一人做一碗西红柿面，我们通常不在采访对象家吃饭，这一次大家说好，人忙活的时候，能把心里的事暂时放下一会儿。
我们几个坐在褐色的四合板桌子边，他把几个叠在一起的塑料蓝凳子拔开给我们坐，在阳台的灶下面条，一面自言自语：“这两个月都没怎么动锅灶，面下得不好，都黏了。”
家里没有别的菜，他炒了一小碗葱花，放在桌上给我们下饭，我说，让他妈妈也来吃吧。
他木板板的脸，说不用叫了，脸上表情与张妙父亲一样。
走的时候，他妻子还躺在药家鑫的床上，蚊帐放着，她搂着那只大狗熊蜷着。天黑了，药庆卫坐在桌边上，愣愣的，眼睛一眨不眨，脸都垮下来，松垂着，坐在半暗的房间里，我们招呼他，他才反应
过来。
节目播后，也有一些人在我博客里反复留言，说：“你为什么要播一个杀人恶魔弹琴的样子？让他父母说话？”
宋打断我时说过：我知道张妙是无辜的，但你现在的疑问是，药家鑫为什么会这么想？我在告诉你这个。
二十三岁的宋尝试着以他的人生经验去理解同龄的药家鑫，并不一定对，但他打断我，是觉得，如果带着强烈的预设和反感，你就没有办法真的认识这个人。也难以避免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药家鑫未被判死刑前，音乐人高晓松曾经在微博中评论：“即便他活着出来，也会被当街撞死，没死干净也会被补几刀。人类全部的历史告诉我们：有法有天时人民奉公守法，无法无天时人民替天行道……生命都漠视的人会爱音乐吗？”
数万人转发他的话。
一个月之后，高晓松作为被告出现在法庭上，他醉酒驾驶导致四车追尾，一人受伤，被判服刑六个月。
六个月后我采访他，说：“也许会有人问你，一个生命都漠视的人怎么……”
我没有问完，高晓松说：“我觉得我活该。每一个犯了错的人，别人都有权利把你以前的言论拿出来印证你。”
他说他出事就出在狂妄上：“我早知道会撞上南墙，明明酒后的代驾五分钟就到了，非要自己开车走，这不是狂妄是什么？”
他出身清华，少年成名，二十六岁已经开校园民谣的音乐会，崔健跟他谈过一次，说：“你的音乐当然很好听，但是你有一个大问题，你不了解这个社会，也不了解人民怎么生活。”他回答：“我代表我懂的那些人，你代表你懂的那些人，我们加在一起，就为所有人服务了。”
他现在想起此事，说当年的自己“其实是强词夺理，就是我真的是对真实的人生缺少……我连敬畏都没有，就是缺少大量的认识”。
与高晓松关在同一间牢室的人，有受贿的官员，行贿的老板，打人的贵公子，黑社会，偷摩托车的……从前没交集、不理解的人，现在关在一块，睡在一个大通铺上，每天轮着擦牢室里的厕所，擦得明光锃净。
他原来觉得自己够文，也够痞，可以写“白衣飘飘的年代”，也能混大街，后来才发现，“你也就混混清华附近的五道口，那些混西客站的根本不知道你写的歌，也不认识你是谁。跟坐牢比起来，什么都是浮云，真的就是”。
他用塑料水瓶，在盖子上扎眼做一个滴漏，刻下道子，整夜滴着，“有个响动，有个盼头”，用蘸汤的纸糊着圆珠笔芯当笔，趴在被子上写字，生病时有人把攒下的一块豆腐乳给他吃，“就是世间最大的情义”。
看守所里，一只不知从哪里来的小猫，每天会从补充热水的小窗口里露出头来，人人都省下馒头争相喂它，“那个猫是个特别大的安慰，你觉得自己还是个人，还能喂别人。你会听到，隔壁的那个黑社会本来特别厉害，能听着在隔壁骂人，特别凶。就那猫一去了，他也叫，‘喵’，特别那个。”
都是人，也只是人。
在看守所的电视里，他看到另一起英菲尼迪车撞人案，长安街上，有人醉酒驾驶撞死四人，被判了无期徒刑，那个人也被舆论形容为“恶魔”，他认识那个人，是一个曾经与他合作过的舞蹈师，他知道那人生活里怎么说话，婚礼上什么样子，对职业的态度是什么。他看着这个新闻，后怕，也难受，第一次想，“那人也有可能是我。”
采访完药家鑫和高晓松，编导和我都讨论过，要不要把舆论对他们的各种疑问都积累出来，再一一回答。
我说：“我觉得还是只陈述，不解释吧。”
老老实实地说出知道的那一点就可以了。
何况我们知道的并不完整，不敢说这就是结论，我只知道他俩身上携带的病菌，人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
王开岭是我的同事，他说过：“把一个人送回到他的生活位置和肇事起点，才能了解和理解，只有不把这个人孤立和开除出去，才能看清这个事件对时代生活的意义。”
他还说了一句我印象很深的话：“做新闻，就是和这个时代的疾病打交道，我们都是时代的患者，采访在很大程度是病友之间的相互探问。”
五年前，我和老郝曾在江西调查私放嫌疑人的公安局长，采访结束后我少年意气，曾发短信给她说“赢了”。之后这位局长被捕，三年后，老郝与公安部的同志一起去深圳拍摄，在监狱里见到他。
他被判了十六年刑，剃了光头，穿着囚服坐在镜头前忏悔。
老郝回来后对我说：“他没有认出我，他就是崩溃了，看着他号啕大哭，我心里特别复杂。”
我没说话。
这位前局长因为当过警察，在牢里受了不少苦。老郝向监管部门反映了这个问题，给他调换了一间囚室。
我理解她。
何帆曾是一名刑事法官。他说，自己刚进法院时，血气方刚，豪情万丈，认为刑事司法的真谛就是主持正义、荡涤邪恶。但是，他第一次亲临刑场，观看死刑执行时，临刑前，死囚突然对法警提出请求：“我可不可以挪一下位置，我面前有块石头，如果倒下，这石头正好磕着我的脸。”法警满脸迷惑地看了看在场监刑的法院副院长，副院长点一下头：“给他挪挪。”对在场所有人说了一句：“即使在这一刻，他们也是人，也有尊严。”
日后处理死刑案件时，只要在判决前稍有一点法理、情理乃至证据认定上的犹豫，何帆说他都不会作出死刑判决。
他读书时，抄写过民国法学家吴经熊一段话。
上世纪三十年代，吴经熊曾是上海特区法院的院长，签署过不少死刑判决。他在自传中写道：“我当法官时，常认真地履行我的职责，实际上我也是如此做的。但在我内心深处，潜伏着这么一种意识：我只是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着一个法官的角色。每当我判一个人死刑，都秘密地向他的灵魂祈求，要他原谅我这么做，我判他的刑只因为这是我的角色，而非因为这是我的意愿。我觉得像彼拉多一样，并且希望洗干净我的手，免得沾上人的血，尽管他也许有罪。唯有完人才够资格向罪人扔石头，但是，完人是没有的。”
在这段话边上，学生时代的何帆给的批注是：“伪善。”
如今，他拿出笔，划去那两个字，在旁边写上：“人性。”
与老范和另一位朋友在旅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