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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祖不贪，道源也不贪。
但不贪，不意味着没钱，天界寺可谓是富得流油，像马恩慧一样败家，动不动就捐几千两银子的，可不是个例。
在这京畿地区，天界寺香火最盛，无论是文人雅客，还是商贾平民，亦或佛家子弟，都免不了来这里祈福，每日施给的香油钱便足以让人眼馋。
朱允炆也眼馋，因为佛教寺庙与道家道观，在这个时期是不需要交税的，就算是寺庙田产，也是不需要纳税的。
在推行一条鞭法时，对于天界寺这些占地的和尚，人家根本就不屑于退田，不就是给银子，寺院有的是，一亩地多少银子，直接买下来……
豪气的样子，让朱允炆都想把这群和尚给超度了。
朱元璋对于佛教，是保持着积极支持态度的，道衍和尚之所以能待在朱棣身边，也是他老爹希望有个和尚跟着自己的娃，以后能仁慈一些，化化戾气。
身边有和尚的，也不只是朱棣，其他藩王也少不了，只不过都没道衍和尚牛，干了造反的大事，还成功了，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了史书上，用橡皮擦都擦不掉的名。
朱允炆对于寺庙的发展心存忧虑，不是因为天界寺，而是因为兴修寺庙之风刮的很厉害，而且一刮就是三十多年，全国各地都有。
如果是民间自发的弄几个破庙，供奉几个泥菩萨，表达下心灵慰藉，也就罢了。
毕竟人民也需要有点信仰，只要他们肯干活，肯纳税，信下释迦摩尼，耶和华，安拉，玉皇大帝什么的，也无妨。
若都信这玩意，把头发剃了，跑到寺庙里敲木鱼，整天金刚伏虎，如梦如幻，荒废生产，那大明就活不下去了。
活生生把华夏搞成阿三，那是有罪过的。
朱元璋对于佛道，即有扶持，也有限制。
如在洪武六年，“乃令府、州、县止存大寺观一所，并其徒而处之，择有戒行者领其事”。
洪武十五年，设僧录司、僧纲司、僧正司、僧会司，分别负责国家、府、州、县四级寺院管理。
需要说明一点的是，按照朱元璋的意思，僧录司的僧官，是代表国家，也就是代表朱元璋来管理佛教的，而不是代表释迦摩尼来管理佛教的。
从这一点上来看，朱元璋或许是这样的心理：
老子也是一尊佛，管你们是应该的。
僧官主要职能，便是编制僧籍簿册（又名周知板册）与寺院花册。
僧籍簿册负责记录僧众信息，比如性别，籍贯，联系方式，家里几口，你算老几之类的。
当然，性别这一栏基本上可以忽略……
寺院花册负责记录的是寺院信息，比如寺院在哪个位置，啥时候建造的，是违规违章建筑，还是取得朝廷许可的，有多少徒子徒孙，有多少房子，几亩地，你也得记录清楚。
对于明初而言，兴修寺庙之风愈演愈烈，主要的推手不是民间，而是朝廷，具体来说，是朱元璋和他的众多儿子。
没错，藩王是兴建寺庙的主力，只要你翻开大明地图看看，但凡是分封有藩王的地方，那保准有寺庙，而且还不是一个。
便以朱元璋的第三个儿子朱棡来论，洪武十一年，朱棡就藩太原，到了太原之后，一边忙着盖自己的晋王府，一边主持修建太原府中的崇善寺。
按理说，在城里面修个寺庙，表达下支持老爹政策的态度也就够了，可朱棡不这样想，弄好了崇善寺之后，一看太原府周围，呀，还有几个寺庙呢。
像是蒙山的法华寺、天龙山的圣寿寺、崛围山的多福寺，他们穷的吊儿郎当，香火不够旺，没关系，自己出钱，帮他们整修。
搞定了太原府周围几座庙，朱棡还不满足，可是太原府周围也就这几个寺庙，都重修好了，咋办？
眼前没了，那就将目光放远一点……
朱棡的目光看得很远，几百里之外的宁武县马头山清居禅寺、汾州介休县兴王寺、绵山抱腹岩云峰寺……
可以说，晋王府对于太原府及其周边的寺庙，有着很大的影响。
正是因为一个个藩王如此疯狂，才导致佛教有了兴盛之势，朱允炆之所以选择建造报恩寺，而不是报恩观，那也是因为群众基础在那里。
当然，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寺庙有钱。
朱允炆只从户部要了二十万两银子，如何都不可能完成三四百万银子的工程，缺口总得补上，主要是谁来补。
朝廷没钱，不意味着民间没钱。
藏富于民，是中国一贯的传统。
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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