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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尔丰心想，仅靠自己手里的几万新军和巡防军，根本无法抵抗二十几万同志军的进攻，于是接连向清廷紧急求救。
总督府发给邮传部的告急电报说：
“四川南路沿途，概系同志会匪把守关隘，虽有水路亦不能绕越，见人即搜；
遇有公文报件，登时撕碎，将人捆缚，刀伤棍击无所不至。
……新津至邛崃，搁河坎线路九十余里，又至眉州、观音铺线路四十五里，概被匪徒砍毁殆尽。
东路自龙泉驿起，直至临江寺止，计线路一百六十余里，概被砍毁。”
清廷得到赵尔丰的急报后，预感到将大祸临头，大臣们慌乱成一团，盛宣怀主张坚决镇压。
清廷急调湖北、云南、湖南、广东、贵州、陕西等六省的部分清军，紧急入川镇压保路运动。
其实这些外省的军队，大都以各种理由为借口拖延，没有真正派出军队入川。
仅有黔军三个营冲过川黔边境进入四川，但是被同志军阻挡在叙州、泸州和富顺一带，寸步难行。
清廷急电催促铁路大臣端方，令他亲自带领鄂军从汉阳启程入川，去镇压四川的保路运动。
同时，清廷认为岑春煊任四川总督时，成功地将四川轰轰烈烈的红灯教镇压下去了，有丰富的剿匪经验。
因此急调在上海休养的岑春煊去四川，会同赵尔丰和端方剿匪。
可是，狡猾的岑春煊，深知四川的反清形势比几年前更加复杂，保路烈火无法扑灭。
他到武昌后停下来，诡称“感受风热，触动咯血旧症，其势万难前行”。
向朝廷请假，回上海养病去了。
话说端方作为川汉和粤汉铁路大臣，一直待在武汉办公。
湖广总督瑞澄认为，钦差大臣端方待在湖北不走，会对自己的总督宝座构成威胁。
他看到端方受命后继续拖延，对他更是忌恨，巴不得快点把他打发走。
瑞澄亲自登门拜访，客气地许诺端方，把第三十一标和第三十二标的鄂军给他带去四川。
这两标是湖北新军中的精锐部队，配备有大量的西洋武器。
同时保证入川鄂军的后勤供应，如果后续需要增加兵力时，还可以陆续加派鄂军入川。
端方这才有了底气，高高兴兴地带领两标湖北新军，约两三千人的精锐部队，经陆路赶到宜昌乘船。
从长江星夜兼程西上，浩浩荡荡，气势汹汹地从水路开赴四川，赶去成都戡乱灭火。
这次端方有了军队撑腰，心想夺取四川总督已不在话下。
他迫不及待地伸手要四川军队的指挥权，在宜昌就以“四川最高统治者”的口吻，向四川官兵发出《告示》。
要他们都听自己的指挥，并将《告示》四处张贴。
声称：“朝廷派本大臣来宣布德意，又派本大臣来管四川全省的兵……川省若仍旧乱闹，滋出事来，只好照匪徒一样重办。”
可是，从长江坐船逆流而上，船行十分缓慢。
当运兵船进入长江三峡航段时，船行更加艰难。
端方也是走了霉运，因为当年长江上游大旱，江面不断退缩，河滩大部分已干枯。
三峡航段本来就多礁石和险滩，现在哪里还能行船？
面对朝廷接二连三下达的催促令，端方在船上急的团团转。
他派人找来大量的纤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每天拉行不过几里水路。
运气好时，也不过上行十几里。
端方的湖北新军迟迟不能入川，急煞了处于烈火炙烤中的赵尔丰。
有人给总督打小报告，说端方因畏惧保路同志军，故意慢腾腾地拖时间，其实他不想进四川。
还听说他一路上欣赏三峡风光，悠闲地在船上吟诗作画，把入川镇反当成了一次旅游。
说实在的，端方也是有意在拖延时间。他在等赵尔丰彻底垮台，朝廷正式任命他当四川总督那一天。
赵尔丰听了报告后气得吐血，他愤怒上奏朝廷，要参掉端方的铁路大臣职务。
端方接到朝廷的严令斥责后，急得豆大的汗珠直往地下掉。
同时对赵尔丰反过来弹劾自己，恨得咬牙切齿。
端方决定分兵，以少部分军队作先锋，令他们翻过巫山山脉，从旱路去成都。
可是入川的旱路都是崇山峻岭，行军难于上青天。
再说了，湖北新军也不愿意急急地赶去送死，他们宁愿如蜗牛般在大山里爬行。
赵尔丰眼见成都被保路同志军围困，外省的援军久久不到。
决定派统制朱波澜和提督田武魁，率领清军精锐部队打开南门，冲出同志军的重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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