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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简单研究了一番大隋朝两位皇帝陛下的宗教政策，但道教的发展也并不是全都围绕着皇族的，也有自身体系的发展历程，所以还有必要简单总结，或者说再稍稍深入一些讲讲隋朝的道教。
为什么一个信奉佛教的门阀大族，在登上了权力最高峰后，还能理智地把一直和佛教争斗不断的道教摆在几乎和佛教平等的地位来对待？根本上来说，这是一个百废待兴的皇朝初建时期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更深层次来说，这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它非常敏感、脆弱，但又非常强大，让统治阶级必须慎重处理，尽快使国家发展步入正轨，这才是根本要务。当然了，这一切全都要杨坚去劳心费力的操心这些事，杨广用在享受上的时间更多一些。
经过南北朝的发展，道教和佛教基本上都完成了嬗变，真正成长起来了。单说道教吧，它的成长不止表现在经义、义理、经籍、修炼体系、神仙体系、斋醮科仪等诸方面的发展和完善，还表现在取得了各阶层的广泛认可和崇信，可以说上自皇权、贵族、士大夫，下至贫民百姓，都可以从道教中获得所需要的。这就厉害了，而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因此，摆在杨坚面前的，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在不影响新皇朝的稳定发展的前提下，通过暴力手段对道教下手了，这就是信仰的力量，特别是当这种信仰达到一定的范围和规模以后，就可以让王权低头。
历史发展到隋朝，以前那种儒学独尊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不能不说南北分裂、少数民族的入侵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儒释道三教鼎立的格局已经形成并稳固，为了统治的稳定，隋朝调整了北齐和北周那种偏激的宗教政策，有着欲混南北、再造中华的伟大理想的杨坚，不可能因为个人喜好而面对宗教，前车之鉴就摆在那里，而且他也亲身经历并体会到的，极端的排佛、排道必然会激起反抗，对于迫切需要迅速稳定的皇朝来说，前车之鉴就摆在那，除非脑袋让门挤了才会出昏招，所以，他所能做的就是因势利导，三教并行不悖，只有文化思想领域稳定了，社会才能最快地稳定起来，才能谈得上发展，所以后人说“隋文承周武之后，大崇释氏，以收人望”。
隋在取得皇权过程中，由于依靠了道教的图谶符箓，可以说是从天命上得到了支持，所以也直接影响了隋朝立国后的宗教政策。在《隋书?来和传》中提到的张宾、焦子顺和董子华三人，都是在杨坚称帝前就和他有着密切的来往。特别是张宾，这是位政治能力极强的道士，北周时期就曾试图利用自己的个人魅力博取武帝宇文邕的信任，以便利用皇权打击佛教，他的眼光和见识绝不是普通人能比的。后来他又看到杨坚未来发展不错，发现更大的树自然就会靠过去，于是就主动接近并大大夸奖杨坚，说他天生就长得就不是当人臣的脸，这张脸那就是为了当皇帝才长的，早晚您得当皇帝。
杨坚本来已经位高权重了，但谁还会嫌权力大呢？谁也不喜欢头上还有个老大管着不是，所把自然希望坐上那把最高的椅子，听了张宾的这些奉迎的话自然心情不错，把张宾就当成了心腹。成功当了皇帝以后，自然就更不会亏待他，当年就封了个华州刺史的官。当然，这位张道长当道士那是专性的，玩政治可就是业余的了，所以最终由于没能把握好火候，犯了错误，本来是要杀头，还好杨坚念及旧情，罢了官给打发回家种地去了。
以上以政府对道教的政策和态度，对道教的影响可以说是巨大的，上一篇讲过，南北朝时期，以上清经系为主的南方的道教开始向北方传播，北周开帝时期，茅山道士焦旷隐居华山，王延就曾向他求教上清经法，楼观道派成为吸收南方道教的主要代表。当然，作为佛道之争的主力，楼观道派在接受了三洞经法的同时，实际上也借鉴吸收了很多佛教的思想。
比如隋代有个叫刘进喜的道士，写了部《本际经》，里面就有大量的佛教内容及词汇，诸如三界、五道、生业、无量、涅盘等等。所以，道教在隋朝无论南北，总体上都表现出了对佛教的吸收。
从陆修静、孙游岳再到陶弘景，南方的道教对于佛教思想的融合一直没有中断，仿照佛教的经书创作出一系列的道教的经籍，这种思想随着道教的北传，逐渐影响了北方的道教的教义，这就不再重复讲了。也正是由于南北兼容，道法大进，楼观道派才会倍受历朝皇帝们的重视，他们主持编撰了《三洞珠囊》，“诵大洞经及三皇内文劾召之法”，往往会成为皇帝的座上之宾。
随着隋朝完成了南北的统一，道教的融合也就成为大势所趋，在王远知和他的弟子潘师正（后面会专门讲他们师徒）的影响下，茅山宗大量北传，加速了和北方道教的融合。后面还会专门讲道教的重玄派，它和茅山宗类似，都吸收了大量外来文化融入教义之中，这也成为隋唐时期道教发展的一个特点。
通过《隋书?经籍志》的记载可以看出，元始天尊逐渐成为了道教的最高神，而且不知道哪位高人还给了他起了一个俗家名字叫乐静信，并安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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