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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就出在了权德舆身上了，是他没搞清道教门派的问题搞错了，才导致后面大家都跟风一路错了下去。这其实真不太可能，首先权侍郎的地位还影响不到司马承祯，其次，在大唐举国崇道的大环境下，礼部侍郎本人对道教应当是极为熟悉的，至少不会连少林、武当这类区别还糊涂，而且他还曾经为吴筠的文集作序，所以，权侍郎本人对道教、对高道，特别是对吴筠的熟悉程度估计很少有人比他更深了，因此不能太武断得就断定是从他那里就记载错了。
所以，这就是说，很多人还是赞成陶弘景传下了正一之法这种说法的，经王远知、潘师正一直传到了司马承祯。
第三个观点是以日本的早稻田大学道教研究所所长小林正美在2002年8月13日在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演讲时提出的：上清派不仅不是唐代道教的主流，而且到了唐代上清派是根本不存在的。那么唐代是哪个道派存在呢？答案是唐朝的道士全是天师道的。如果按照这种说法，显然就不用再纠结正一之法这个问题了，当然其他方面是否就解释不通了，暂先放下。
那么问题就归结到了上清、天师是否在唐代泾渭分明，是否上清道士也学正一心法或者二者本就互通有无？这些问题留待日后再研究了。
接着讲。
司马承祯年轻时就喜欢四处转悠，好山好水看了不少，不过因为要多陪潘师正，因为前面说过，潘道长岁数大了，还不怎么喜欢写书，所以司马承祯就得多在师傅身边听听讲，出去转悠的时间相对就少了很多。
永淳元年（682年）师傅潘师正羽化后，学业有成，年轻力壮的司马承祯便开始了驴行天下，茅山、天柱山、衡山等风景区去了不少，基本上都是AAAA级以上的地方。这一天来到了浙江的天台山，一看这里风景真的不错啊，非常适合我，于是就找个山头住了下来。
司马承祯隐居天台山的准确时间不太好考证了，大约就是在696到699年间吧。在今天的天台山玉霄峰上有一座着名的桐柏宫，一种说法桐柏宫是孙权当年为葛玄所建，另一种说法是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为司马承祯敕建的，而且还在方圆四十里内禁止打柴放牧，以免冲撞了老道士的清修。不管是什么人给谁建的吧，总之司马承祯在这里修道四十多年是真的，他同时利用睿宗给修的藏经殿，收藏整理了大量前辈们留下的经书和他自己的着述，为《桐柏道藏》或者称为《天台道藏》的编纂打下了基础。
开元初年时，唐玄宗搞《开元道藏》时，开始大肆搜罗天下道书，就是在这一时期，司马承祯于721年，带着300余卷的《桐柏道藏》进京，玄宗一看大喜，也是在这次受了法箓，并把《桐柏道藏》收录进了《开元道藏》，也称《三洞琼纲》。后来，唐玄宗还亲自写了篇新闻稿宣扬司马承祯的贡献，文章名为《桐柏观碑记》，皇帝的文章自然要重视，于是书法大家韩择木亲自操刀，就是书丹啊，最后这块碑就立在了桐柏宫里面，从此桐柏宫名声就更大了。到宋朝时，张伯端在这里开创了南宗，所以桐柏宫正式成为南宗的祖庭，下一篇中我们再详细讲。
当然上面讲的这些都是后话了，司马承祯刚隐居天台山时，武则天就经常听人说起他，所以为了请他来到长安，699年专门下了份手诏，里面赞美之词反正也不要钱写了不少。此时司马承祯可能在天台山还没把椅子坐热呢，等到他回天台山时，武则天派了人专门给他饯行，总之是非常尊重他就对了。
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皇帝派了司马承祯的哥哥司马承祎去请他，为了打动这位老道士，睿宗在圣旨中同样吹捧了他一通，然后说：“……欲遣使者专迎，或虑炼师惊惧，故令兄往，愿与同来”，看人家皇帝多会说话。司马承祯还算给哥哥面子，最终来到长安，也真够难为这两老头儿的了，没有飞机火车，来回几千里奔波。
见到司马承祯以后，睿宗首先向他请教了关于阴阳术数方面的一些问题。司马道长告诉皇帝那些是异端，不要沉迷，你当皇帝的应该想想怎么让老百姓吃饱穿暖，还用《道德经》中的“为道日损”为中心开导了一番。损己之道是他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后面再单独讲一讲。皇帝一看既然您老用《道德经》来应付我，那我就请教一下怎么治国才算是无为而治，司马承祯又用《庄子》的“游心于澹，合气于漠”一段应对，还把《易经》中关于“圣人者与天地合其德”这些观点拿出来。还是很佩服古人的，引经据典，随口就来，你要和别人辩论，每句话都得有来源有出处，要不很没面子不说，人家也不承认你说的对。总之，最后皇帝是不是真的听明白了无为的真谛呢，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