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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他《快活歌》里对雍正表示说：“只待遇缘参活佛，谁知活佛在眼前”，“圣恩一指骷髅碎，恰如盲人见日月”，“一切葛藤都摆脱”，“如今不用觅真诠，任我来去活泼泼”，如此等等，听起来是不是真不像出自一代高道之口？当然我们也不要瞧不起娄真人，要知道雍正身边学禅的并不止娄近垣一个，比如张廷玉、鄂尔泰、允禄、弘历这些王公大臣，还有一群高僧，比如雪鸿圆信、楚云明慧、若水超善等，哪有一个是简单的？娄近垣能够成为这个团体中的一员，本身就能说明了他的水平不凡，说些奉承话也是可以理解的。
鉴于娄近垣的表现一直不错，雍正十一年（1733年）八月，雍正颁下了《赐大光明殿上谕》，安排娄近垣去新修整完工的大光明殿当家住持，统领法官共四十八人，同时参照禅师受封的标准赐斋。注意，这个职位可以世袭罔替，就是可以传给子孙后代，平时的一切开支用度都由内务府供给的。
这个大光明殿就在京城里面，专门负责焚修顶礼，祷士祈晴，祝国佑民，重要性不言而喻。
不久，又有奖励下来了。据娄近垣自己说，雍正十三年（1735年）九月十三日，他被诰授三品通议大夫，拿上了正三品的工资，并且荣及祖、父、家人，追封祖父娄荣为通议大夫，祖母盛氏等几人均为淑人，父亲娄明聘也是通议大夫，母亲也是淑人，能享受这种待遇的，恐怕没有几个人吧。
注意，雍正同时还把道录司的大印交给了娄近垣，要知道，道录司可是掌管天下道教事的机构，相当于今天的某某部。顺便提一句，前面说过，到乾隆时期道录司就彻底成了官府的机构，不让道士再参与管理了。
加封娄近垣的所谓圣旨的内容就不引用了，道友们可以找找看看就知道原因了，那语气和水平感觉就是小学低年级作文，真让人怀疑是不是雍正写的。娄近垣在回忆录里提到，雍正十一年六月的时候，皇帝把他叫到身边，亲口说：“大光明殿现在修整，与你作子孙常住。龙虎山上清宫去选些法官来，若上清宫人少，在苏州玄妙观选几个来，你好好教他们学法术。将来光明殿，你就是第一代开山之祖了。”那道圣旨的内容就和这个差不多。
实际上这件事不论娄近垣愿意还是不愿意都没办法拒绝，皇帝的话能不照办吗？就认了得了。史学界、道教界对于娄近垣是否创派一直存在争议，不过从一些文献上看，娄近垣确实是创派了，并称为“正乙派”。
据北京白云观抄存的《诸真宗派总簿》记载，娄近垣这个正乙派主要在北京光明殿、苏州玄妙观和龙虎山上清宫传承，修习的是正一符箓和神霄雷法，有明确传承记载的有八代。同时有资料表明，直到民国时期，正乙派依然有传承，只不过谱系不是很清晰了。
虽然娄近垣创立了正乙派，貌似脱离了龙虎山，实际上他对龙虎山还是一如既往地支持和照顾。据张锡麟的弟弟张昭麟说，自己的侄子张遇隆接了天师的班以后，虽然还算勤勉，不过水平和能力终归有限，导致龙虎山的事业发展堪忧，万幸有娄先生一肩挑起大梁，不但在龙虎山上大兴土木修复宫观，还在斋仪、符法、音乐等各方面创新发展，对于对我们张家，对于龙虎山，乃至对于整个正统道教的发展可以说“其功不朽”。
在正统道教不受满清皇帝青睐的大环境下，娄近垣可以说是个特例，直到乾隆时期，他一直像一棵常青树，照样被信任、重用。到什么程度呢？乾隆元年（1736年）张天师的品秩遭贬降的时候，娄近垣手里的三品通议大夫的大印依旧稳稳当当，就连道录司的大印也没有被乾隆收回去，更不用说首都东岳庙的主持了。
有的道友也许会说那是乾隆刚接班，大事小情太多，还没顾得上处理娄近垣的事儿呢。自然不是，乾隆二年时，乾隆甚至亲笔为娄近垣写了一副对联：
千章树影屏间绿
百道泉声云外清
不仅如此，还有一诗随对联赠了下来：
采采芦花已白头，
摇风寂寞亚汀洲。
朝来积雪看新覆，
不见寻常鸥鹭游。
咱们不说皇权时代了，就说现在社会能劳动一国元首给你又写对联又赠诗的，那是一般人能享受得到的吗？
还有一件事可以说明娄近垣并没有失势。转过年来是娄近垣的五十岁的生日，这可是值得庆祝的好日子，当时四九城里面但凡有点头脸身份的各界人士竞相来给他贺寿，礼物多得堆积如山。在生日party中有一个重要的节目，就是由来宾们即兴赠诗，念出来大家相互品鉴一番，也是圈子里的一件雅事。当时乾隆有没有来参加party不太清楚，反正据娄近垣自己说乾隆也赠了一诗，这就足够了。作为主人，为了表示对大家的尊重，事后娄近垣专门把诸公赠的一百多首诗集结成为一部《知非赠言集》。在娄近垣整理《龙虎山志》的时候，他还专门从这本诗集里面精选出来二十四首收录进来。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得出来，当时娄近垣在上流社会的交际能力之强之广了，不愧那句“一时京华冠盖，竞与往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