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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庵寺以外，还可以看到玉皇阁、真武阁、玄武庙，可见当时还没有完全被佛教势力挤走。不过到了清初，再到山上看看，到处都是108将，有时候进庙里面会发现，咦，这里怎么有座玉皇阁，那里有座真武阁？诸如斗母阁、玄天阁这些道教建筑都成了寺庙里面的建筑了。比如玄天阁在碧云寺里，玉皇阁在圣峰寺里，显然这些佛寺占了原来的道观的地盘，还好做人留一线，没有把道观彻底给抹干净了，据说庙祝亦佛亦道，当真是佛道其乐融融。
接着说鸡足道者。
顺治十六年（1659年），鸡足道者北上来到北京，道友会不会问他为什么没去更近的龙虎山呢？还记得吧，在顺治十三年（1656年）、十五年、十六年，王常月先后三次在白云观开坛讲法传戒，会上大谈龙门玄风，大讲持戒的重要性，“凡三次登坛说戒，度弟子千余人”，盛况空前，远在云南的鸡足道者听说后，怎么能不心生向往。
不过有些学者说鸡足道者去北京并没有见到王常月，而是拜见了龙门派第七代律师王昆阳，总之这二位之一“契其德”，传授了一些道法，还给他赠名为黄守中。当黄守中提出要受龙门大戒的时候却被拒绝了，原因是时间未到，你不用着急，回去好生修炼，“但住世，越百三十秋，大戒自得”。什么意思呢，回去好了保重身体，假如你能活过130岁，自然会有大戒送上门的。虽然黄守中没有受戒，还是按龙门派字辈得了一个“守”字，显然也被吸纳进了龙门派的队伍中了。龙门派的字辈前面提到过，“道德通玄静，真常守太清，一阳来复本，合教永圆明”，黄守中和伍守阳一样，都是第八代。
不久，黄守中回到了鸡足山，开始研究怎么才能把龙门心法和自己的西竺心宗——实际上属于密宗心法，二者相融合，学术界称为龙门西竺心宗。黄守中还经常招来门人弟子们搞些学术研讨，渐渐地，龙门西竺心宗在江湖上有了些名气，他也成了一位佛道兼修的江湖高手。
以上就是闵一得亲自来拜访黄守中的原因。不过这里也有个小问题，如果闵一得是1790年拜访鸡足山的话，此时黄守中的年龄已经远远不止130岁了，至少也应该是140岁，如果是真的，那么他应该是龙门派硕果仅存的八代元老了。
这次来访，闵一得带来了一样对黄守中来说非常重要东西，就是王常月传下来的三大戒书。黄守中得到本门大戒法书后异常兴奋，赶紧招呼弟子取来了自己压箱底的大梵斗法回赠闵一得，接下来就进入了亲切友好地学术交流阶段。
闵一得在鸡足山上住了整整三个月，期间黄守中抄录了三大戒书，应了当年“大戒自得”的预言，闵一得也掌握了大梵斗法的精髓，这就意味着“西竺心宗”多了一条走出云南的大路。
临别时，黄守中专门为闵一得举行了传法仪式，“泣拜而祝”，并说“西竺至宝，汝已易得，善护正宗”，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啊。
闵一得走后不久，黄守中就羽化了，门下几大弟子，主要有管天仙（管太清）、大脚仙（王太原）、王袖虎三位，再加上闵一得各自开枝散叶，发展了四个分支。
闵一得以外的这三个分支的具体传承有一些史料，不过不多，大概都是传到第四代以后，弟子们差不多都离开了鸡足山。因为时间差不多已经来到了清末民国初年，外面的世界更精彩，而各奔东西以后就没有了音讯。
总体来说，龙门西竺心宗的特点是“道以身体，行以心宣”，是斗法和心法并重的。据说王袖虎曾经访问过金盖山，并说过这样一段话：“然得变化如心者，幻中亦有真我，譬如行军，一准师令，故曰心法。法从外至，道更左矣。”从这段话大体可以看得出来，龙门西竺心宗有着明显的佛道相融的痕迹。
闵一得作为龙门天竺心宗的传人，最大的贡献是把斗法带到了江南，并且融合进了龙门派的理论体系之中。在《金盖心灯》中有他专门给黄守中作了传，据说还编过一部《大梵先天梵音斗法》的书，不过没有传世，很多学者怀疑这部书的存在性，也怀疑并不是闵一得所着。
现在可以做个小结了。闵一得前后有过三位老师：第一位高东篱，大概只教过他一年；第二位沈一炳，是高东篱临终前托付他教导闵一得的，也是闵一得最重要的老师兼师兄；第三位就是这位黄守中，二人虽然只相处了三个月，闵一得从他那里学到了全套的斗法，虽然按辈分来说一个八代，一个十一代怎么也不能称为师徒，不过算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吧。余生，就是他内省外摩，总结消化的过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