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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蒙对三年前在星城金色年华发生的事情可谓刻骨铭心，用他自己话说“老子长这么大，第一次被人羞辱成那样！”。
但父亲刘中时的态度却让他极想报复的他一下子凉了半截腰。刘中时当时说：“你知道萧老在党内的威望是什么样的吗？六十年前的革命时代，你老爸我还没出生，他就是政治局委员，你老爸我出生那一年，他就是华共中央组织部长，他在党内的威望和人脉，现在只有郑老可以相比！”
刘蒙当时还不服气，道：“他都退下来这么久了，咱们又不是对付他，就是跟他孙子斗斗，也会有事吗？”
刘中时冷冷地道：“我只知道一点，如果惹怒萧老，只要他一句话，明天你老爸我，轻则变成一个[***]堕落的贪官污吏，重则……哼哼，重则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一个打入革命集团内部的特务，全党、全民人人得而诛之，连你老爸平时的朋友，也必然欲先杀我而后快——你懂我的意思吗？”
目瞪口呆的刘蒙那时候才知道，外国常说华夏是“双峰政治”，原来真有其事，萧老这个“隐峰”的力量，又岂是区区一个省长所能抗衡的？
刘蒙不清楚当年的情况不奇怪，他本就是个只知玩乐的公子哥，但刘中时是什么人？以寻常农家出身，身居省长高位的人，又岂是没有城府，不知水深水浅的人？
刘蒙眯着眼睛，目光中透露出一丝狠戾。他不知道，就在他现在心里正在打萧宸的主意的时候，潇南省政斧的省长办公室里，他的父亲刘中时却正在考虑缓和跟萧宸的关系。
刘中时能在全面劣势之中扛住岳定渊书记的三板斧，没有让潇南本地派被粉碎，自然是极有城府、极有政治头脑的人，他分析国内局势的能力，根本不是刘蒙这种纨绔所能理解的。
世界注目的华夏经济体制改革，从70年代末发端，到现在进行了差不多20年。在这20年中，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是滚滚的政治风雷。华夏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波澜起伏，左冲右突，扑朔迷离，局外人难以探寻其究竟。其实在刘中时看来，只要抓住一条总的线索，就能把握其要领。
在先主席毛先生逝世后，华夏有两个急待解决的问题：经济上贫困，政治上[***]。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办法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
毛先生逝世后，有四股政治力量企图按自己的意愿选择华夏未来的道路。
第一种选择是，政治和经济都维持毛先生晚年的路线，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计划经济体制。
毛先生逝世之前，江夫人等人以毛先生的衣钵继承者自居。他们是“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支持者，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积极支持者。粉碎“四人帮”，使得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政治力量大为削弱。作为后来人，我们要肯定粉碎“四人邦”给华夏历史带来突破姓的重大影响，但是，粉碎“四人帮”的人，并不一定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更不一定都反对计划经济体制。1977年2月，当时华主席提出“凡是毛先生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先生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1977年5月，他在《人民曰报》上发表文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学习[毛先生选集]第五卷》（1977年5月1曰《人民曰报》）。这表明华主席坚持第一种选择。
显然，这种选择不能解决华夏当时亟待解决的贫困和[***]的问题，因而违背了时代的需要。经过以郑南巡为代表的改革力量的不懈斗争，“两个凡是”受到批判，华主席被迫下台。一大批“凡是派”也作鸟兽散。坚持第一种选择的政治力量已经失败。但是，他们还有一些支持者，他们的思想影响还存在，他们的影响附着在第二种选择之中，有时成为第二种选择的同盟军。
第二种选择是，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原来的意识形态，坚持华夏[***]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基本走五十年代的路。
持这种态度的人们的主张是，放弃毛先生晚年的路线，回到五十年代。他们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成功的，只是“大跃进”搞坏了，以后又接着“四清”、“文革”，使得计划经济没有搞好的机会。计划经济没有错，只是执行中没有搞好。当然，五十年代国有经济集中得太多，统得太死，没有划出一定的地盘让多种经营和小生产发展。所以，他们主张，在计划经济制度的前题下，允许搞一点市场调节，这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萧飞正是这一主张的代表。改革初期出版的《萧飞文选》体现了这一思想。
第三种选择是，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原来的意识形态，坚持华夏[***]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放弃计划经济体制，走市场取向的改革。
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回到五十年代是不行的。他们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有较深刻的认识。但在改革之初，还没有人敢提出放弃计划经济体制，也没有明确提出搞市场经济。只是强调发展商品经济，建立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到80年代中期以后，才明确提出改革要以“市场取向”，到90年代初期才提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郑南巡是这种主张的代表。1979年11月，郑南巡在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时，明确提出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问题。他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但这个谈话一直到13年以后的1992年才公布。
第四种选择是，在经济上放弃计划经济体制，搞市场经济；在政治上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实现政治明煮化。这一派可以称它为自由明煮派。这是一种比较彻底的改革主张，也是希望从根本上解决华夏问题的思路。在改革初期，这种看法是大逆不道的，因此，在当时主流人物中，在体制内，没有人提出这种主张。但是，在民间，在知识分子中间，这种看法是存在的。更重要的是，在国外，无论是在西方国家和转轨的苏联和东欧国家，这种看法是社会的主流思想。所以，第四种选择的思想，正是在改革年代一次又一次明煮运动的思想源泉和群众基础。他们在支持第三种选择中寻找自己的表达空间，有时成为第三种选择的同盟军。
华夏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实际是上述四种政治力量的较量。
在改革大幕即将拉开的时候，政治斗争的中心内容是后三种政治力量合成一支力量来反对第一种力量。即粉碎“四人帮”和推倒“凡是派”。
结果是“四人帮”被粉碎，“凡是派”被赶出权力中心，那么第一种选择也就失去了可能。至于第四种选择的力量，它们还处于边缘地位，对国家大事没有发言权，只能在发生动乱时表现其力量的存在。因此，华夏国内的政治斗争主要是在第二种选择和第三种选择之间发生。这两种力量都在权力中心，都占有较多的社会资源和较多的支持者。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随着民间力量的发展壮大，随着西方意识形态的进入，第四种选择的政治力量（即自由明煮派）也在悄悄地发展。也许若干年后，可能走上前台，成为一种主流力量，但现在他们并无多少发言权。与自由明煮派尖锐对抗的第一种力量逐渐消退，而[***]力量（新权威主义，新左派可能是这种力量的维护者）会与自由明煮派抗衡。
这四种选择聚集了四种政治力量。这四种力量排成系列可以形成中国自左到右的政治光谱。最左为“四人帮”的残余力量，最右为自由明煮派。这个光谱是连续的，在这四种力量之间，还有中间地带。这个连续的政治光谱中，有两处能量最强，这就是郑南巡为代表的第三种选择和萧飞代表的第二种选择。——政治斗争是必然存在的，而其对于国家而言，有理智的政治斗争未必是坏事。
萧飞是一位老革命家，在1931年的华共六届四中全会被选为中央委员，同年9月成立的华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时，他就是政治局委员。1935年，在长征路上他被派往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1937年11月同黄明、汤生等一起回到延安。他在延安时代就负责组织工作，因而在干部队伍中有深厚的基础。在建国之初，中央领导人排名中，萧飞的排名是第五位，仅次于当初的“四大书记”，萧飞的排名甚至在后来叛变的林副帅和郑南巡同志之上。建国后，每当经济出现挫折时，就让萧飞出来收拾局面，毛先生曾有“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之说来称赞萧飞。在毛先生批评“反冒进”时，他和先总理周先生同时被批。拥护先总理周先生的人大都也拥护萧飞。在国民经济管理系统，在干部组织系统和高层干部中，萧飞可以说是树大根深，一呼百应。由于他的深思、稳重、严谨、外柔内刚，得到了不少人的信任。他很少直接出面参与政治斗争，给人一种神秘莫测之感，这也是后来被外国媒体形容为“隐峰”的主要原因。
郑南巡在华夏[***]内也是一位树大根深、一呼百应的人物。他敢作敢为，决策果断，号称“钢铁公司”，“四人帮”以后，是党内公认的领袖人物。他执掌军队，控制全局。由于他三起三落的政治经历，其地位不可动摇。
郑南巡和萧飞势均力敌，互相制衡，谁也推不倒谁，谁也离不开谁。一些重大问题，需要两人都同意才行得通。所以，华夏改革年代的政治力量呈双峰状态。由于郑南巡是实际上的一把手，这个山峰稍高一些，但也有限。以至于外国媒体经常说华夏的情况是这样：有事情，郑南巡决定怎么办，但萧飞如果不同意，这事情就办不了。也就是他们所说的“一个抉择权，一个否决权。”而这两个“权”的不同，其实也说明这二老为人处事的不同。
郑南巡和萧飞的风格确实差别很大。郑南巡是军队里杀出来的铁腕人物，而萧飞久居中央，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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