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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还是很像的，比如思路和目的上。当然你们所使用的手段不同，他更激烈一点，而你更温和。何仇是觉得术阳已经到了最差的境地了，所以干脆不破不立，铁腕出手，毫不犹豫，不成功便成仁地发动改革。而你在当初的鼎清区，你所面临的情况跟何仇差不多……”
萧宸这时候打断道：“我面临的情况比他要好，鼎清区的基础虽然也很薄弱，但至少当时的商业上还有一点点基础，而民众的精神面貌也好一点。”
“好，好。”游靖本是客气一点说，既然萧宸不在乎，他也就直说了：“是，你接手鼎清区的时候，鼎清区的经济状况比术阳是要好一点，朗柳在潇南的情况，也比宿豫在江东要好一点，但是有一点你没有提到，你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比不上何仇。他是以市委常委的身份兼任的术阳县委书记，在术阳县委拥有绝对的权威，可是你不同，你是一个空降干部，在潇南……不说潇南，就说在朗柳，一点根基都没有。而且你又不是书记，甚至不是区长，只是一个分管经济的副书记，你在鼎清区委的权威远远比不上何仇在术阳县委，这一条优劣分别线，可以把你们所处的经济优劣中和起来，所以你们的环境，在我们看来基本上差不多。”
萧宸无所谓地笑了一笑，不置可否。其实他觉得这种对比并不是很合适，虽然其现状的确是存在的，但这种对比的衡量方式很值得商榷，根本没有什么硬姓对比，只是凭感觉说“差不多”，不过萧宸也知道，这个不是重点，所以并未再次打断游靖的话来反驳什么。
“既然你没意见，那么我们来看看你们的成效。术阳的情况你已经实地考察调研过了，而鼎清区的情况我想你肯定比我更熟悉，我只想说，这两个县区的情况，都可以说是在数年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我想说的是，你们在经济工作上的差别非常大，而正是这个差别，使得江东省委特别希望你能来江东——小宸，江东是经济大省、强省，国有企业体制改革路在何方，江东希望能率先摸出一条路来。”
萧宸知道所谓他和何仇在经济工作上所走道路的不同是不同在哪里。
何仇的经济改革是从改变产权制度入手的。1997年11月30曰，术阳县委、县政斧召开全县企业改制和个体私营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按照“彻底改”的原则，全面推行国有、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并规定县、乡两级不许再办纯国有、纯集体项目。何仇是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国企破产的，到现在为止，在全面推行产权制度改革后的短短两三年之中，术阳县的纯国有、纯集体的企业已经少得可怜，而何仇还在继续督办此事，现在私营个体经济成为县里经济的支柱，上缴税收占工商总税收的73.3％，占财政收入的55.6％。
然而在改革开始的阶段，术阳的百姓是吃了苦的。从定期完成拆迁规划改造旧城建筑，到所有财政供养人员包括离退休人员扣除工资总额的10％～20％，每个农民出8个义务工，发动全民搞交通建设；从县里所有职别的公务人员三分之一轮岗去经商，到凡是有敢在规定时间完不成交办任务的大小官员一律离岗的如山铁令。为了尽快点燃这几把火，何仇创造了“何仇速度”。以下的一组数字告诉了人们什么是“何仇速度”——到目前为止，术阳共启动民间资金12亿元，新建小城镇楼房276万平方米，是1996年底城镇楼房总数的32倍；新增城镇人口23.5万，人口城镇化率从7.5％上升到22.1％；术阳城区新辟街道33条，新铺水泥路52万平方米，新建楼房178万平方米，新增公共绿地168万平方米……一座全新的县城出现在术阳百姓面前。
可以说，何仇的办法简单说就是用一时之痛，换长期的舒坦，只是这个一时之痛……的确有些太痛了。
萧宸的方法则要温和许多，鼎清区的官风被萧宸从歪路还是往正途带了以后，萧宸利用手里的资源，招商引资和扶植本地龙头企业两手一起抓，使得鼎清区的经济连年暴涨，以至于当时省计委甚至派人到鼎清区查账——他们担心那样高的gdp增长速度又造价的嫌疑。然而事实证明没有。
在经济上去的同时，萧宸大力抓的也是市容市貌和园区的综合治理。接着市里争创全国文明卫生城市的东风，萧宸在整治市容市貌上所花费的精力显然不会比何仇多，但效果同样明显。而萧宸最大的优势是，他没有因此勒紧全区人民的口袋，没有让他们为改革支付成本。所以同样是搞出大的政绩，同样是在本地群众中口碑极好，但何仇在外界有极大的争议，而萧宸却几乎是一边倒的褒扬——除了这次执意进行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使得某些媒体对他此事的前景不怎么看好外，萧宸简直没有受到过任何刁难。何仇的改革曾一个半月内被“政治杀伤力极大”的《焦点访谈》聚焦三次，受到相当大的政治和舆论压力；而萧宸正好相反，他的多篇关于改革的文章被理论动态作为内参发表，《人民曰报》数年内先后三次就萧宸任内的改革发表头版社论为萧宸和“萧宸们”叫好打气——这几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改革。
萧宸这一次跟何仇也是有过短暂的交谈的，虽然实际上谈得并不深入，但何仇的一句话让萧宸知道了何仇的施政手段，他说：“华夏要在五十年内干好西方国家三百年才干出来的事，什么都去跟老百姓解释，那除了解释就不用干别的事了。”
有人说，这是以“人治”代替“法治”。萧宸作为一个坚持法治的政治人物，他也同意这个看法，但他并不因此完全否认何仇的说法不正确。华夏和印度的差距可以看出，没有权威，只谈明煮，这样的明煮是办不成事的。同样在市里修一个天桥，华夏的人如果政斧决定搞了，考察论证一星期月，审批一个月，半年修好，天桥投入使用，全市人民都受益了。而在印度，政斧想修，论证一个月，然后问周边居民，一部分居民不同意，于是搁浅一年，第二年政斧又想起这个事了，继续论证一个月，然后问周边居民，还是有人不同意，于是再搁浅……结果八年后，天桥的规划还是一个规划，交通拥堵、车祸频繁依旧。
可见有时候，一定程度的集权是需要的，但是萧宸担心的是，这个集权也得有个度。在他看来，如何仇这般，强行扣下全县公务员的工资的百分之多少用来满足行政改革，即便他完全理解何仇的苦心，也依然觉得是错误的。
萧宸历来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政斧该做的事情由政斧来做，绝不能由群众来买单。老百姓是交了税、守着法的，在这个基础上，甭管是政治改革还是经济改革，都该是政斧干的事情，凭什么让老百姓再掏一次钱？这就好比一个人去饭店吃饭，他已经付了饭钱，结果你饭店装修、请大师傅甚至买菜的钱还来找他收，那自然怎么都是说不过去的。
而在对待国有企业改革上，萧宸和何仇两人的方式更加不同。何仇很彻底，就是一竿子卖到底，所有的国企都不要了，全卖掉，卖干净拉倒，全体走私营的道路。
而萧宸则是坚持能救的救，不能救的改。用什么办法救呢？制度，改掉行政干涉企业的制度，你能领导这个企业赚钱，你来做；你不能领导这个企业赚钱，你下台。做得好，赚了钱，你也分红；做得差，亏了钱，你也蚀本。这就是萧宸的原则的一个简单说法。虽然同样是借鉴外国的经理人制度，但萧宸也同时借鉴了外国的国企经理人制度，萧宸现在要干的，也是最有难度的，实际上就是让政企合理分离而已。而何仇不知是没这个功夫干这事，还是觉得这根本不可能办到——亦或者别的什么理由，他选择了直接卖光。
萧宸掐灭烟头，微微一笑：“江东省委要是能说通中组部，我反正是服从组织安排的。”
游靖的笑容顿时浮了出来。
萧宸也笑了。
就让我们再花几年甚至几十年时间，看看究竟哪条路更好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