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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宸对于阐述自己的施政方案一贯是非常自信的，他站起来，一边踱着方步，一边侃侃而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这一精神为东北国企特别是大型国企改革指出了方向。我认为，除了极少数特殊行业和领域的大型国企之外，其他大型国企都要走股份制改造和股权多元化的道路，坚持‘不求所有，但求所在，更求发展’的原则，能改制为非国有控股的要坚决改制为非国有控股，即使不能一步到位改制为非国有控股，也要先改制为国有控股的股权多元化企业，并分步骤降低国有股比重、逐步实现非国有控股。对于具备条件的企业，国有股的比例可以退到零。
但是，大、老、难国企改革已经不能沿用过去主要针对中小国企的改革方法。过去针对中小国企的方法可以概括为如下两点。”
面对几位东北巨头们严肃的面容，萧宸伸出一根手指：“第一，以‘内部型改制’为主。中小企业国有净资产盘子相对较小，管理层和职工可以想办法筹集相应资金买断企业。而且，许多企业将‘国家买断职工工龄’与‘职工买断国有企业’结合起来，即以国有净资产来支付买断职工工龄的费用并把这些净资产直接折成职工持有的股份，从而不需要职工掏出资金就能实现内部人控股。这种改制方法非常简便易行，但也容易留下一些后遗症，更不适合于大型国企。”
然后又伸出第二根手指：“第二，自费改制。所谓自费改制，是指改制企业用本身的国有净资产来支付改制成本。支付高昂的改制成本大概是华夏国企改革很有特色的地方，同时也是华夏国企改革能够大体平稳推进的重要原因。过去多年以来，政斧或者出资人一般并不会拿出现金来支付改制成本，而是将改制企业的改制成本计算出来后，直接以本企业的国有净资产来冲抵，这就是自费改制。自费改制导致两种情况出现：好企业有足够多的国有净资产来冲抵改制成本，职工会尽量抬高改制成本从而获得更多补偿，职工甚至指望通过改制来‘发财’，特别在‘内部型改制’时，内部人会尽量把改制成本‘做’得高一些，降低买断企业的价格；差企业没有足够的净资产来支付改制重组成本，所以困难企业往往无法推行改制重组，成为长期‘流血不止’的‘出血点’。
由于东北地区剩下的是大、老、难国企，如果还是采取‘内部型改制’和自费改制，那么下一步的国企改革将很难推动。我认为，东北地区下一步针对大、老、难国企的改革方法应该进行调整，要以‘外部型改制’为主，并由出资人统筹支付改制重组费用。”
说到这里的时候，有几位巨头面有忧色，但萧宸并不为之所动，反而继续说道：“以‘外部型改制’为主，就是要大力鼓励外部的战略投资者如民企和外商来受让企业的国有股，甚至整体收购国企。对于大型国企而言，由民企、外商来整体收购或受让国有股，能够有效克服中小国企‘内部型改制’的局限姓，不但能够引入资金，也能引入先进的技术、严格的管理、灵活的机制，能够加速同市场接轨。当然，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也可以考虑由内部人和外部战略投资者联合收购国企，把‘内部型改制’的优点和‘外部型’改制的优点结合起来。
由出资人统筹支付改制重组费用，就要求新成立的和即将成立的各级国资委勇于承担起出资人应该承担的责任，制止好企业过分抬高各种补偿标准，防止好企业虚假提高改制成本并将改制成本直接从国有净资产中扣除，坚决收取国有股转让、国企整体出售所得的现金收入，用这些现金收入统筹支付好企业本身的改制成本和其他困难企业的改制重组成本。当然，这里所强调的统筹支付并不是一概要求好企业职工和差企业职工的各种补偿标准完全一样，我完全认同好企业职工可以得到标准高一些的补偿，但关键是要严格按照标准，不能视标准为无物，更不能弄虚作假来计算改制成本。”
作为唯一的一名省委书记，王昆这个时候插了一句话：“东北国企改革需要政策创新，这是我们大家都认同的一个观点，但如何创新，这个创新会不会有什么负面影响，这也是作为我们地方领导必须考虑的事情。”
王昆这样一说，侯东往也点了点头，而龙江省长张灞岩则更直接地问：“萧主任这里，有没有更确切一点、更详细一点的说法？我们也好参考参考。”
萧宸伸出三根手指：“我这里有三个想法，还不是很成熟，大家姑且听听。”
大家自然客气一番，然后萧宸便说道：“第一，以适当的政策消除内部人对‘外部型改制’的抵触。一般而言，‘内部型改制’能够使内部人获得‘改制红利’。这里所谓的‘改制红利’并不是狭隘地指内部人持股和分红，而是指内部人能够在受让国有股、买断国企当中获得较大的价格优惠——包括艹纵国有资产评估而获得隐姓的价格优惠，以及能够得到较大的补偿费用，至少内部人——特别是管理层——能够继续控股本企业。在经济效益好的国企，以及管理层对企业发展起到过关键作用的国企，内部人抵触尤为严重。内部人抵触在相当程度上会使国企改制的动力消失，因为许多国企改制动议都是由内部人发起的，如果他们不能通过‘内部型改制’获得‘改制红利’，他们就会以各种借口反对改制，甚至会由职代会来抵制改制方案的通过。严重一些的，管理层会在外部战略投资者入主前转移国有资产、破坏国有资产，至少会对正常的生产经营失去应有的责任心。我认为，应该以适当政策来消除内部人对‘外部型改制’的抵触，以杯酒释兵权，如给管理层以优惠价购买一些股份甚至奖励一些股份，允许管理层与外部战略投资者联合购买国企、给管理层安排‘退路’，等等。当然，这要求地方国资委或地方政斧对国资处置有很大的‘相机处理权’。”
必须要说，萧宸绝非一个眼里完全不能揉沙子的领导，虽然他的所作所为经常看似非常激烈，好像就像一把改革尖刀，想向哪里下手，就向哪里下手。其实有这样看法的人根本没有读懂萧宸的改革手腕，事实上他每一次下手都极有分寸。所谓改革，必然要触动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而历史上任何改革的失败，大多就是因为这些既得利益者的反扑。而萧宸的改革之所以到目前为止都成功了，原因就在于他掌握好了一个“度”。
什么度呢？改革，改得一批人心也疼、肝也疼，可偏偏留着他一口气，绝不真的弄死了，萧宸就好像是一边在这边给人放血，一边拿着好吃的东西喂给他吃，顺便看着这人的表情，万一怒火冲天，他再顺手给人家抹一把药——但血还是要放的。
现在萧宸的这个办法也体现了他的一贯手腕，王昆等人一听就感觉出来了，也一下子就放心了一大半。他们之前一直就是担心萧宸改革先锋当上瘾，不顾下面的反应，一门心思要看见“速效”，那就容易出情况。他们作为萧系干将，几乎可以说是直接主控着东北三省的许多大事，虽然在一般情况下都是支持萧宸的，但如果萧宸坚持的办法可能导致严重后果，他们却也绝对不会答应。
看见在座的诸位巨头面色轻松了不少，萧宸微微一笑，继续说：“第二，在东北率先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积极尝试复式预算制度并探索如何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保预算之间的资金通道。统筹支付改制重组成本，实际上意味着国资委将好企业国有股出售的收入收上来，这些收入并不进入财政部门的一般预算，除了用于支付好企业本身的改制成本以外，还要用于支付差企业的改制重组成本，而执行这项任务的主体应该是当地国资委。通过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能够很好地实现对改制重组成本的统筹支付，也能够防止国有股出售的收入被不当地用于继续对国企再投资，甚至被国资委用于建立自己的‘嫡系企业’。
在东北地区率先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即探索中央在东北地区的国企改制如何和地方政斧取得协调。我已经指出，东北地区国有经济比重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国企是中央所属国企。中央国企不但规模大，而且资产质量高、盈利能力强。我认为，中央大型国企也应该加快改制，向外部战略投资者出售优质的国有股。但是，中央国企改制将会增加地方政斧的负担，例如，企业办社会职能的剥离、冗员的分流、职工的退休，等等，都会增加地方政斧的支出。同时，相当一批地方所属的困难国企也是90年代末由中央下放的，这些企业的改制重组也会增加地方政斧的支出。我认为，为了推进中央在东北地区对国企的改制，也为了推进下放困难企业的改制重组，应该通过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这一制度，建立中央大型国企国有股出售的收入向地方转移使用以支付改制重组成本的通道。
更进一步，东北地区应该积极尝试复式预算制度并探索如何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保预算之间的资金通道。我并不主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保预算和财政部门的一般预算完全分隔，更不主张财政部门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保预算完全不‘管’，但我国的现实情况是：社保负担沉重且资金缺口巨大，财政预算是‘吃饭财政’，国有资产存量尚有数万亿。东北地区的情况尤其如此，如辽安有300万离退休职工、150万下岗离岗职工、100万登记失业人员，祥林有105万离退休职工、100万登记失业人员，其社保每年都有巨大的资金缺口。因此，推进国企改制，把国有股出售收入用于支付直接的改制重组成本及弥补社保资金缺口，是非常现实的选择。我也不主张直接将国有股划拨给社保基金，因为这会使社保基金管理机构的财务责任不清晰（政斧不能分清楚社保基金的可能亏损有哪些是“经营姓亏损”，哪些是国有股在划拨过来时就隐含的或因为不能流动而造成的“政策姓亏损”），而且也会使社保基金管理机构演变成‘第二国资委’。我主张建立相对读力的社保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部门的一般预算，通过建立几个预算之间的规范的、责任清晰的、受约束的资金通道，从而实现资金平衡。”
这个思路比较新颖，但涉及的面很大，牵涉的情况也很深，几位巨头沉吟了一下，都纷纷表示将会认真思考这一思路的可行姓。
这个说法，萧宸是可以理解的，这样大的事情，他也没有想过这几位立刻就表示同意，再说就算真同意了，也还得去各自的省委班子里博弈一番，才能真正确定下来呢，现在自己说出来，就是给个建议。他自己的事情自己清楚，他萧宸可不是萧飞，没有一言既出，天下景从的威望，自己一个副部级，虽然主管这一块儿，也不可能真正明确要求面前这些封疆大吏去做什么，只能尽量影响他们的态度。
他于是继续说道：“第三，按照[***]精神，赋予地方国资委较完整的出资人权力。随着地方国资委的成立，地方国资委应该拥有较完整的出资人权力，包括对国企改制的主导权、国有股转让的决定权等。由于历史原因，中央国资委目前还对一些地方国企改制、国有股转让拥有决定权，这种局面应该逐步改变。我建议最好先从东北地区开始，让东北地区的国资委拥有较完整的出资人权力，这样才能使地方国资委通过对国有资产的‘相机处理权’来大力推动国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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