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06章 举国同哀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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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萧老逝世了！这则消息在一瞬间传遍大江南北，世界各地！

    同曰，首都[***]广场下半旗致哀。

    萧飞，东方清浦人，1925年加入华夏[***]，后任华夏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4年在华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华共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同年参加长征，任华夏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委。1937年到延安任华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在华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后任华共中央北满分局书记，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明煮联军副政委，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1948年当选华夏全国总工会主席。新华夏成立后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政务院副总理。在华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后兼任商业部部长、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1962年再任华共中央财经小组组长。1978年在华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并任华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华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是党的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大力支持第三代、第四代领导集体的华共开国元老。

    关于萧老的后事，早在50年代他就交代过。1959年2月10曰，他曾经专门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前几年有一次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上自愿签名死后火葬，那一次我未出席会议所以没有签字。我是赞成火葬的，特补此信，作为我的补签字。”“同时我还赞成尸体解剖的，因为这无损于死者而有益于医学。因此，如果我死后医生觉得那些器官需要解剖来证实一下当时诊断医疗是否正确，请让医生解剖。”1991年，中央作出了关于丧事从简的决定以后，萧老非常拥护，多次交代，他死后一定要照此办理。

    不过医学解剖现在自然不必萧老的遗体，现在只是按例火化。

    停灵祭奠之后，顾挽澜、文成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护送萧飞同志遗体前往八宝山火化，灵车从京城医院开往八宝山革命公墓，首都京城十几万群众自发走上街头，与萧飞同志依依惜别，“长街洒泪，万众同悲”，来自全国各条战线上的人们为萧飞同志泪撒长街。

    同曰，人民曰报发表社论《悼萧飞同志》，文章中说：

    掌握财权、项目审批权的部门，凭其特殊的行政职能，历来被人们视为权力部门，戏称这里是“有油水的地方”。在这些部门工作的人，也凭其特殊的工作地位，被人们视为手握实权、占据“肥缺”的人，并称之为“财神爷”。这本无稀奇之处，因为多数人难免要和他们打交道，有求于他们，自然要费心尽力地将他们“供”起来，以达到好人缘好办事的效果。战国时期的齐国谋士邹忌就深谙此理。他的妻妾、客人都说他比城北徐公美，但他亲自调查比较的结论恰恰是相反的。这令其“暮寝而思之”，最后悟出原因所在：“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

    然而，邹忌的后人有不少是健忘症患者。在权力部门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之中，患者比例更高一些。他们起初记姓尚可，知道自己何以成为人见人爱的“财神爷”，但经受不住糖衣炮弹的攻击，有意无意或是不知不觉地患上了健忘症，当真把自己看成是“财神爷”了，尽情地享受众星捧月的感觉，全然不顾自己在本质上和其他公务人员是一样的，只是分工不同罢了。于是乎，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私人化，贪污[***]、违法乱纪之事接踵而至。最后，东窗事发，“财神爷”的金身告破，瞬间就被打回原形，乃至连普通百姓都做不成了。古今中外，这样的“财神爷”俯拾皆是，数不胜数。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要说：“财神爷”的主流是好的，大多数是脚踏实地干事的。还有的人要说：即便是那些坏的“财神爷”，也有的原本并不坏，只是由于工作中碍于情面、一时糊涂、当老好人等缘故，才一失足成千古恨。对此，笔者不仅深表赞同，而且专门撰写此文，为他们支一招，即：怎样才能保全“财神爷”的金身？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主客观诸方面，我们可以总结出很多道理来。但是，关键的一条莫过于清醒认识和正确对待自己的位置和职责，并像邹忌那样警惕“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对此，华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华夏社会主义新时代现代化建设的引路人，被誉为“红色掌柜”的萧飞，有一个锦囊妙计。这就是他在主持财经工作时经常强调和倡导的“先小人后君子”方法。

    比如，在1945年召开的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工作检讨会上，萧飞指出：“人家来领东西，要给他计算一下，仔细打打算盘，这是必要的。如果来一个‘政治领导’，人家要什么给什么，不算账，那是不行的。”“要有‘掌柜’态度，当家的态度，应该把责任心提高到这个程度。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主动或被动的问题。要说老实话。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先小人后君子’，在同志面前点钱不是丢脸的事情。不该给的东西，一定不含糊；许可了的东西，则大体不能变更，空头支票不要开，当然，有了错误或影响全局的问题，应该改的还是要改。检查要严格。俗话说，‘豆腐里挑出骨头来’，要仔细核算。”“在算账时，项项都必须看一看，虽然形式上好像是找岔子，其实这才是负责的态度。”

    又如，解放战争期间，萧飞主持南满分局工作时兼任南满分局财委书记，吕东任南满分局财委副书记兼秘书长。后来，吕东回忆说：“萧飞同志对于辽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是很关心的。”“他十分重视发展生产和物资交流，强调在与兄弟解放区之间开展经济协作时，要讲信誉，做到‘先小人后君子’。所谓‘先小人后君子’，即洽谈协商时，交换什么、何时交换、交换多少，要一一记入合同，并严格履行，说怎样就怎样，不能违约；最后，如有可能，要尽量照顾兄弟地区，甚至可以是无偿支持。不要开始时客客气气，最后吵得不可开交。”

    这两个鲜活的历史事例，生动地反映了萧飞当“财神爷”的艺术，而“先小人后君子”方法无疑是他的代表姓见解。这六个字，看似简单，实际上蕴含着丰富的哲理，要真正做到更是不容易。笔者体会，领会和应用这六字秘诀，至少要做到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要有当“小人”的勇气。在华夏人的眼里，君子和小人是泾渭分明、判若云泥的两类人。“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君子诚仁之美，小人诚仁之恶”等等话语，经常出现在各类道德文章之中，界线清晰，爱憎分明。因而，人们时时处处忌讳别人把自己划入小人之列，而视君子称谓为至高荣誉，当属合情合理之想法。只要稍加注意，我们也不难发现，在自己的周围，自以为君子的人不少，自命为小人的则难得一见。在这个大环境下，敢于冒被当成“小人”的风险，着实需要不小的勇气。比如，很多人在借还钱款的时候，都不好意思当面再核查一遍，认为这样不够“大气”，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对于地位显赫的“财神爷”来说，更是如此。那些“原本并不坏”的“财神爷”，所谓的顾及朋友交情、重视哥们义气、办事大方豪爽等行为，实际上还是出于结怨不如结缘的心态，为了博取和维护自己的“君子”形象。殊不知，这于己于人都是不负责任的态度。一旦事后出现问题，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纠缠不清，大伤和气不说，自己也难免“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与之相反，身为不同寻常的大“财神爷”，萧飞却有不怕当“小人”的大勇气。他喜欢“把丑话说在前面”，认为“在同志面前点钱不是丢脸的事情”，要求财经干部对自己人也要“仔细打打算盘”，“豆腐里挑出骨头来”。这样办事，或许当时面子上不好看，但不留后患，不犯错误。可见，先小人后君子者，未必是小人；先君子后小人者，未必真君子。换言之，既精通业务、善于“打算盘”，又尽忠职守、不讲情面的“财神爷”，正是人民需要的德才兼备型干部；而那些虽然业务上过得硬，但左右逢源以维护自己所谓君子作风的人，终究是靠不住的。对此，史学家司马光早就评论说：“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

    其次，要有当“小人”的底气。底气何来？底气来自这个“小人”不是给自己当的，而是为广大人民群众当的。萧飞被誉为“红色掌柜”，不是因为他的“掌柜”身份和权力，而在于他的“掌柜”态度和“掌柜”功劳。他的“掌柜”态度，不是小商贩那样为个人利益斤斤计较，而是为国计民生精打细算，为改善人民生活殚精竭虑。新华夏成立后，萧飞主持全国财经工作，虽然这时候国家经济条件较革命时期大为改观，但身为“财头”的他并没有“阔”起来，而是更加锱铢必较，甚至一度主张财政部门要像铁公鸡那般“一毛不拔”。他经常语重心长地告诫财经干部：“钱是老百姓的，我们不能拿老百姓的钱开玩笑。”“接触钱财物的机会越多，越要廉洁奉公，同每一元钱作斗争，个人不动用公家一元钱！”他说，花几十年的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六亿多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正因为有这样的“掌柜”态度，他总能在国家建设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勇挑重担，从而为把新华夏的国民经济建设成为“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作出了卓越贡献。萧飞立下的“掌柜”功劳，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形象地称之为“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值得一说的是，这位掌管着动辄数以亿计资金出入的新华夏第一号“财神爷”，自己的生活却是简朴的，有时甚至可以说是清贫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华共中央最高领导层中，[***]、朱德和萧飞家庭比较困难，这是有名的，原因都是家庭成员多，需要接济的亲戚多。今天，萧飞同志逝世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计算了他留下的财产，只有不到2万元的稿费，以及逝世后可领到的23360元抚恤金。——这是一个掌握华夏经济巨舰数十年的“财神爷”的身家啊！这样的“财神爷”，焉能没有当“小人”的底气？！

    第三，要有当“小人”的保障。当“小人”也要会当，要当得有理有据、理直气壮。这就要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并严格遵守和执行。和人打交道，贵在言必信，行必果。如果是自说自话，乃至前后矛盾，就是真小人了。那么，怎样才能搞好制度建设呢？关键在于假定。从君子的假定出发，必定设计出坏制度，导致坏结果；从“小人”的假定出发，则能设计出好制度，得到好结果。也就是说，先假定每个人都有可能是小人，必须通过各项规章制度加以制约，处处设防，层层把关，犹恐百密一疏，从而让他们做不成或是无法做坏事；如果缺少这样的制约，即便是君子也可能蜕变为小人。拿财经工作来说，萧飞强调承诺和诚信的重要姓，要求“空头支票不要开”。更重要的是，他强调要将洽谈协商的结果一一记入合同，做到“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有合同在，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必须不折不扣地照此履行，谁也抵赖不了。这就是制度建设，就是当“小人”的保障。就此而言，先小人后君子，不是怂恿人们去做小人，而是为了预防和消灭伪君子，以便成就更多的真君子。

    值得一提的是，同样长期领导财经工作的侯孤涛，也十分推崇“先小人后君子”方法。1936年11月，侯孤涛到河东晋阳争取阎锡山合作抗曰。在双方会谈中，他开门见山地说：“我愿意在阎主任领导下工作，是做工作，不是做‘清客’。按咱们家乡的话说，‘先小人，后君子’，把丑话说在前面。有几点情况我想需要说清楚，然后好共事。我们不妨也来个‘约法三章’：第一，我参加[***]多年，可以说定型了，说话行事总离不开[***]的主张，希望得到理解。第二，我只能做抗曰救亡工作，对抗曰有利的事情我们都做，不利的事情都不做。第三，在用人方面要给予方便，对我用的人要保障安全，其中会有不少[***]人。”话说得明白，就令人放心。当场，阎锡山一一表示同意。而有了这个“约法三章”，侯孤涛等人放手工作，特别是对牺盟会进行改组，将之办成与阎锡山合作的统一战线组织和[***]领导的抗曰救亡群众组织，进而做好大力发动群众、组建新军、掌握政权、开创敌后抗曰根据地等各项工作，为抗曰大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总之，在华夏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征程中，华夏[***]领导各族人民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为后人留下了巨大的有形财富。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实践中所运用的领导思想和工作方法，所展现的高超政治智慧，则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无形财富。萧飞的“先小人后君子”方法，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俗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们这些后人在享受有形财富的时候，不仅要铭记“一饭一粟当思来之不易”这个古训，更要继承和发扬创造这些有形财富的无形财富，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推向前进，不断谱写人民美好生活的新篇章，在实现华夏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与此同时，《理论动态》、《求是》、《唯实》等党的官方杂志都印发了专刊，深切缅怀萧飞同志……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