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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京师里颇不平静。
当然，指的不是学子闹事，学子们还没有那么大胆子敢在天子脚下聚众闹事，他们的声援手段也是所有省份里最低级的，诗会文会的时候畅谈一番，叹息一声，有人领头了，就向顺天府尹发一封联名信，表明西南地方有妖孽。
这已经是十分了不得的了。
毕竟，京师乃是官员们的地盘儿，要闹事儿，也只能年轻的官员们起来闹，有明一季，学子读书人尽可在其他地方叱咤风云，唯独在京师，只能噤若寒蝉。
《菜根谭》、《浣花洗剑录》接连出世，掀起轩然大波，舆论沸腾，京师官场，下到七品郎中，上到内阁大佬，几乎人手两册，官场上的气氛也越发的紧张起来。
一开始还只是局限于私底下，各种议论、诅咒甚至谩骂不绝于耳，钟毓的祖宗十八代算是倒了血霉，被问候到了灵魂深处。
局势陡然加剧的根源，是地方士绅官僚第一时间发出的私信摇摇晃晃到了京师。作为大明朝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士绅官僚与中枢官员的信函往来，非常重要，有些时候，中央正式下发的邸报，地方正经上报的奏疏，都未必敌得过这些私人信件的效用。
中央官员大多依据这些更可靠的私信来判断地方上的人心向背和舆情是非，以此决定自己的行止，代为民心喉舌，就是这么来的。
私信里自然是一片火辣辣的沸腾，地方士子群情激愤，无所不用其极，某地府衙被纵火焚烧，某地衙役被殴打致死，局势几近糜烂不可收拾等等。
当然，京师的下层官吏依赖地方上的特定关系户稳定送信，朝堂上的大佬，自然就不受此拘束，挨边儿不挨边儿的，都要写封信请安问好，由此，信函的多寡也成了一个显著的信号。
据闻，浣花溪事件，张总宪的爱徒遇刺后，张府的私人信函一麻袋一麻袋的装，来送信的差人能从街头排到巷尾，口音天南海北，蔚为壮观，而另一边儿嘛，寥寥无几。
于是乎，谨慎的官员们顿时了然，行事也就越发放浪。
有才学的青年官员们，免不了读书人长歌当哭的习性，喝醉了花酒，写诗、写词往来唱和，为林卓击节，为******宣扬，为浣花溪事件张目。
江南和西南两地的青年官员们，不满足于这种隔靴搔痒的快感，一个个热血上头，面对高拱的门生属官，都敢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摆脸色，不仅无人指斥，反倒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同情和支持。
大明的腹心之地，一股庞大的力量在缓缓凝结，只等待一颗火星。
火星很快就出现了，这当头一炮来自于督察院右佥都御史，黔中巡抚赵锦，赵锦的奏疏不是密折，也没有请人代奏，按照流程走得规规矩矩，一个环节都不落下，过奏事处，走通政司，备份内官监，送内阁，这样规规矩矩的后果，就是奏疏的内容在顷刻间就传遍了京师朝野。
赵锦的这封奏折，与骈四俪六的公文习惯迥异，十分不文雅，众人几乎看到一个愤怒的老头儿在跳脚大骂，奏折前半部分主要针对的是钟毓，“此人豺狼之行，小肚鸡肠，嫉贤妒能，无容人之量，行事刻薄阴狠，不择手段，罔顾大局，非人臣之相”，奏折里还捎带上了蜀中士子的呼声，“锦官城中，贩夫走卒之辈，亦振臂高呼，钟毓不死，蜀难未已，其民愤如此，士林内外，僧人道士之徒，亦同感悲愤，何物西南，焚书坑儒，其风评如此。”
奏折的后半部分篇幅很小，但是矛头却直接指向高拱，“当道草率决策，殊为不妥，书院育人，但其持守正宗，公与私何异之有？经学玄远，与时势同消长，不砥砺岂能至善？”
奏疏送入宫中，不待日落，内阁的意见就出炉了，“锦无长才，危言耸听，失人臣体，贬官发落”
短短十六个字，充满了傲慢与偏见，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高拱的手笔。
火星迸射，青年官员朋友们也不是吃素的，出身山阴，跟赵固当面辩论过学术的王家屏，带头儿扯起了大旗，他是隆庆二年二甲第二名，年纪不过三十岁，但却素来敢作敢为，在同年进士当中很有威望，吆喝间就聚齐了二百余人。
他们在正西坊汇合，沿着正阳门大街一路前行，王家屏特意安排了个大嗓门儿，同年中最为耿介的王用汲，在前方大声疾呼，“守文人尊严，还士林公道”、“内阁不公，屈枉轻纵”，旁边操持各样生计的小老百姓们看到这些年轻官老爷一副求告无门的苦逼样，觉得很新奇，原来你们也有今天呐，遂关门闭户，在街道两边沿街跟随，看得乐颠颠儿的。
学子们就不一样了，他们很同仇很敌忾啊，早就想玩儿这招儿，可惜不够格儿，现在有带头大哥了，果断吆喝着混进队列中，壮大声势，也有很多官员闻讯前来共襄盛举，队伍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穿过正阳门、大明门，就到了官府衙署密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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