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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畅然给江仁书打了个招呼,说是先翻一翻,马上坐在床边看起来。
华国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国门重新打开,有一个朝西化冲刺的过程,注重对传统文化的尖锐批判,到80年代末,遇到的阻力越来越大,到90年代中期,传统文化明显回潮,可谓城头变幻大王旗。
值得一提的是,传统文化回潮,燕京大学的几个老教授成为推手,报刊媒体不断刊登他们的访谈文章,宣扬传统文化的优点和合理性。
孙隆基这本书就是在此背景下,批判传统文化的一本专著,它不是为批判而批判,而是从学理角度剖析传统文化,火力不那么猛,但言之有理,入木三分,尤显价值。
书厚了点,而且文字不简洁,重复叙述的地方比较多,不过,除开这些问题,还是能看到不少有价值的说法,其中主要的是对“二人”关系的分析。
孙隆基对体现华国传统文化精华的“仁”字有另一番解释,人字旁一个二字,即是说华国人是相对于他人才存在的,只有在“二人”的对应关系中,才能对任何一方下定义。换言之,华国人的个体只有在群体中才能体现价值,而孤零零的个体是没有价值的。所谓“做人”,就是把自己变成“他人”,也就是群体所需要和期望的样子。
比如在华国,一个人哪怕已经三十几岁,只要没结婚,就会被当作不成熟的个体来对待,因为他缺乏“夫妻”、“父子”这些基本的二人关系。没有具备“二人关系”的个人,都被认为是一种可怜、失败、不能自理的状态。大家在生活中寻求“在一起”的感觉,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积极的一面是维护社会稳定,缓和人际关系。
但这种文化特点消极的一面不容忽视,它带来个性的萎缩与扼杀,在近现代社会,创造性和超越性往往是少数人所表现的,但华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下,少数个性突出的人不仅会被边缘化,甚至会遭到阻击、围剿和扼杀的命运。
所以,华国人欣赏的不是有个性的人,而是那些八面玲珑,很快融入社会秩序,并能利用既有秩序为自己牟利的人。华国人对小孩的基本要求也是“乖”,即要老实、听话,不要有什么个性,在这种教育下,小孩子也很快没了童心,加入“老成持重”的行列。
孙隆基的这些观点,肯定会受到国内一些人的质疑,说他研究方法不对,观点太偏颇等,徐畅然却认为有价值,认为他的观点很多方面和鲁迅想通,比如鲁迅的狂人,反映扼杀个性及至“吃人”的社会现实,只不过一个是文学形象,一个是学理分析。
这种“二人”关系形成的一系列社会准则,对男人的影响似乎更大,形成一种源远流长的“奴性文化”,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太监文化”。
这种文化在现实和网络都有相当明显的表现,大家都围绕“阉割”、“自宫”这些词语讲故事、开玩笑,熙熙攘攘,络绎不绝。在人的潜意识中,觉得只有阉割和自宫才是一条生路,其他的都是死路,“如果做太监能活得更久一点,那我们为什么不做?”
这本书看了两天,囫囵吞枣一番,还给了江仁书,心情上既有得到新知带来的欣喜,也有面对如晦的现实引发的沉重在华国,要做一个创造者和自我实现者,风险高阻力大,有时近乎拼命。
但是,如果要在文字写作这条路走下去,又不得不激发自己的创造性和个性,不然写出来的就是不痛不痒的垃圾,那还有什么意思?如何在生活与写作上找到一个平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徐畅然在自己的博客上也记录了这些思考,不过,他没有把书名写出来,而是直接写出自己的思考和感想,因为寝室里的几个人知道他这两天看过这本书,如果他们看到博客,再对照一下时间,有可能会猜出是徐畅然的博客,虽然这是概率极小的情况,但也不能泄露蛛丝马迹。
因为他打算用这个博客来说“部分的真话”,说“全部的真话”是不可能的,采用隐晦的方式说部分的真话,有可能不会被注意到,所以,必须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一旦被人知道,写作恐难以为继,还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
“隔壁房间有,我去拿。”孟兰说道。
徐畅然按住她,“我去拿吧,放在什么地方?”
“那个桌子抽屉里。”
徐畅然来到隔壁房间,里面陈设简单,有一个衣柜,一个办公桌和一把椅子,桌面上放着一部合上盖子的笔记本电脑,拉开桌子中间的抽屉,里面有一些文具和一些医疗用品。
徐畅然找到一盒安全套,正要离开,看见抽屉里面位置有一个笔记本,下面似乎压着一个相片纸袋,好奇心一下子上来了,他知道自己的行为不够“慎独”,但实在很想看到孟兰的其他照片。
徐畅然犹豫了一下,没有抵制住诱惑,动作快速地把纸袋抽出来,薄薄的,里面没有几张照片,用两根手指伸进去,把照片全部取出来。
只有五、六张照片,其中好几张都有不少人,似乎是一个什么活动,像是车展,还有两张算是单人照片,手法不够专业,不是特别清晰,抓拍的时机没有处理好。
徐畅然仔细看着两张单人照片,屏住呼吸,呆住了,他已经认出照片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