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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憩庐的路上,蒋纬国想了很多。
在后世大多数中国人的感觉里,导致抗日战争正式爆发的“七七事变”是一根导火索,彻底引爆了中日全面战争这个火药桶,而“七七事变”之前的九一八事变、淞沪抗战、华北事变、长城抗战等诸多的中日军事冲突,都是让中日关系高压锅走向爆炸临界点的加温,“七七事变”爆发后,中日两国立刻全力以赴地大打出手,拼个你死我活。实际上,真实的历史并不是这样的,“七七事变”其实也是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历史上的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军方高层在如何处理这场事变上分成两派,以石原莞尔为首的一派主张不扩大,以陆军大臣杉山元大将为首的一派主张趁机全面开战,总体而言,日军高层决策机构在七七事变爆发后并没有打算全面侵华,是否全面侵华还处于摇摆不定的态度,并且石原莞尔的“不扩大”主张占了一定上风。在这个时候,如果国民政府再次委曲求全,七七事变很有可能会被当成一件“小事”,以地方冲突的名义被解决,中日继续原先各怀鬼胎的非敌非友的关系。如果要把事情说得更清楚的话,七七事变后的中日局势是这样发展的: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在卢沟桥爆发。事变爆发后,中日双方高层都没把这件事当成全面开战的一个信号,日方高层争执不休,中方高层也争执不休。当时负责保卫河北省的是宋哲元,河北省境内的国军是宋哲元的第29军。历史上,宋哲元在河北省(包括北平和天津)打得虎头蛇尾,把北平天津都不战而弃,为什么他会这么做?为什么他又敢这么做?宋哲元的做法看似临阵脱逃,其实不是的,因为国民政府并未下令让他全力死战,而是向他指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毕竟当时没人知道七七事变会引发中日全面战争。是战是和?国民政府根本就没有决定,举棋不定、犹豫不决,既然上级并未发话“全力开战”,宋哲元自然不会全力战斗,再加上他的私心(宋哲元是西北军成员,想把河北省变成他的军阀地盘),所以宋哲元打得心不在焉,最后全面撤退。如果全面抗战真的因为七七事变而完全地爆发了,宋哲元居然丢弃北平、天津以及半个河北省,他肯定是要被枪毙杀头的,但就是因为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还没决定究竟打不打,加上宋哲元私心作祟,所以他三心二意,不知道该怎么办。宋哲元丢弃平津和河北省时,中日两国还不算是战争状态。
首先,七七事变是日军“华北驻屯军”擅自搞出来的,并不是东京方面下达的命令或指示,虽然后来得到日本军方很多高层的支持,但始终不是日本军方决策机构的本意,直到淞沪会战爆发,日本军方决策机构才铁了心地决定全面侵华;其次,七七事变爆发后,中日高层都感到措手不及,一时间都没考虑好是打是和;第三,中方前线指挥官宋哲元当时十分茫然,他个人不怎么愿意打,因为他担心自己真打了,会把自己的部队、自己的老本给打光;第四,蒋介石也没要求宋哲元必须打,他担心真打了,会让这件本可以大事化小的事变彻底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从而适得其反、因小失大。蒋介石要求宋哲元“不打,也不退”,但是,宋哲元自作主张地退了,导致平津沦陷。
七七事变爆发后,宋哲元心不在焉地抵抗了几场,然后带着部队放弃平津地区,退到河北省中部的保定地区,宋哲元这么做,一是幻想七七事变能和平解决,自己还能再回平津;二是为了保存实力,不愿意去跟日本人死拼,但在日军得寸进尺的追击下,局势彻底失控了,中国军队失去抵抗的先机和条件,丢掉了整个河北省。宋哲元在撤离平津时,委任张自忠为天津市市长,负责跟日本人进行周旋,使得张自忠背上了汉奸骂名。问题关键是:七七事变已经爆发,张自忠为什么还能以天津市市长身份跟日本人进行周旋?因为七七事变并非中日正式宣战,就连开战都算不上,就是一起“地方武装冲突事件”,所以七七事变后,中日还能继续谈判,而北平和天津的沦陷都不算是“在战争中被敌军攻克的城市”,而是宋哲元为和平解决此事、为保存实力而“让出去的城市”。中国高层争论不休,日本高层也争论不休,中国军队前线部队茫然不知所措,日军前线部队违抗上级命令,欲壑难填地不断进攻,北平、天津、河北省,就是这样被中国军队稀里糊涂地丢掉的。需要重点说明的是,宋哲元在平津向日本人示好以及带部队撤退的行为都没有得到蒋介石的同意,蒋介石为此而严加怒斥宋哲元。蒋介石已倾向于跟日本人开战,华北战场的未战先败,让他愤怒震惊不已。蒋介石在七七事变后虽然也幻想能和平解决,虽然没有决定是否开战,但没打算靠割地求和来解决事变。七七事变发生于7月7日,十天后的7月17日,蒋介石就发表了庐山讲话,表明抗战决心。
值得一提的是,宋哲元在西安事变里明确表态支持蒋介石,多次呼吁和平解决,确保蒋介石性命安全,所以很得蒋介石的好感,因此尽管他在华北一再失策,丢了平津和河北省,蒋介石念在他在关键时候没有对自己落井下石,以前长城抗战也有功劳,所以也没有太追究。而作为对比,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丢了山东省,并且他在西安事变中表态支持张学良和杨虎城,并且在抗战初期还密谋联合四川省主席刘湘一起倒蒋,蒋介石肯定忌恨他,所以他掉了脑袋。
七七事变在华北爆发了,由于蒋介石的举棋不定和宋哲元的三心二意,所以中国军队在华北很仓促很迷茫地打了几场仗后就不战而退,日军立刻得陇望蜀,席卷平津和河北省(日军席卷河北省并非日军统帅部的命令,还是前线部队的擅自做主),这极大地刺激了蒋介石。此时,因为各方面的原因,蒋介石认为中日已经全面开战(这个“认为”是不是误判,确实不好说),所以决定把日军进攻重点引诱到华东地区,引诱到上海(这个战争国策是蒋百里、陈诚等人极力支持的,蒋介石也担心日本由北向南全面推进),接下来,1937年8月13日,张治中指挥精锐部队第9集团军攻打上海的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但是打了六天六夜也没打下来,8月19日,日军正式增援上海,战争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中日战争真正开始。
日本这方面,一开始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高层陷入激烈争执,还没有决定全面侵华,甚至也打算大事化小,但是,中国军队居然在上海“主动进攻”日军,同时,中国军队又在华北一溃千里(宋哲元带部队撤退),并且中国军队在上海以十打一也久攻不下,这三件事立刻刺激了日本人,日本人一是恼羞成怒,因为中国军队居然主动开战(日本人不认为七七事变是开战,只以为是地方冲突),二是中国军队战斗力低下在实战中暴露无遗,三是华北地区的日军一下子掠地千里,获得丰厚战果,日本人不可能再吐出来。顿时,主战派声音一下子压倒了主和派。因为中国军队在上海主动攻打日军,石原莞尔等主和派被迫辞职,日本军界高层彻底没了和谈念头,清一色地决定全面侵华,这才使得中日全面战争真正地爆发了。
理清前因后果,可以明白:七七事变爆发时,中日还可以“化干戈为玉帛”的(肯定是在中国让步的前提下),但八一三事变爆发后,中日只能全面开战。七七事变是日军挑衅,八一三事变是中国军队先下手为强,前者是后者的诱因。即便七七事变爆发,中日还是可以和谈的,国民政府是可以继续拖的,使得战争再次被推迟爆发,从而赢得更多的时间。如果蒋介石真是一个“投降派”,他肯定不会真开战,而是再次让步地进行和谈,并且七七事变以和谈方式解决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但蒋介石最终还是选择开战,一是蒋介石本身并不是真的“投降派”,二是蒋介石“误判”局势,日本人毕竟“欺人太甚”,蒋介石并不知道日本高层的真实企图(以和谈方式解决七七事变),即便他知道了,也不太会相信。实际情况是:日本人打算用和谈方式解决七七事变,但日本人前科累累、劣迹斑斑,蒋介石已不敢再相信日本人的“诚意”,一个经常撒谎的人突然说真话也没人会相信,所以,虽然国民政府本可利用这次谈判与日本进行周旋,尽量赢得更多时间,但在蒋介石看来,与其被动挨打,不如主动出击。
石原莞尔,这个人在“七七事变”前后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蒋纬国是知道石原莞尔的,此人非常不简单,号称“日本第一兵学家”,并且名至实归,确实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战略家,不幸的是,他生对了时代,但生错了国家,二战期间的日本举国疯狂,整个国家就是一个精神病院,七千万日本人99.99%都是疯子,就他一个人保持清醒,那他反而就是不正常的人了。石原积极策划和实施了“九一八事变”,但在日本成功吞并掉中国东北后,他却全力以赴地谋求“中日亲善”,坚决反对进一步地侵占中国,看似立场奇怪,实际上是出于非常深刻、非常冷静、非常理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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