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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平定了桂川康滇四省(广西不算被平定,但在川滇康三省被蒋介石平定时没有“捣乱”,并且从此走上了一条安乐死的道路,也可被视为是蒋的胜利),蒋纬国是当之无愧的头号功臣,按道理,授他青天白日勋章并把他晋为中将都是绰绰有余的,但蒋介石对他还是“一毛不拔”,毕竟蒋纬国实在太年轻,功劳再大,勋章也不能拿得太多,军衔也不能窜得太快,所以蒋纬国再次做了“无名英雄”,但他无所谓,反正他也没受委屈,六省一市的地盘和“华北王”的宝座给他了,南京军这支庞大兵团也给他了,蒋介石的绝对信任同样给他了,比起这些,勋章、军衔之类的东西根本就是浮云。实惠的东西里,除了钱,蒋介石能给蒋纬国的都给了(因为蒋介石自己也穷巴巴的,没钱给蒋纬国),蒋纬国很知足。
西南四省被平定后,蒋介石忙得不可开交,他要彻底消化这四个省(蒋介石对川滇康三省的“消化”和对广西的“消化”是两码事),主要就是军队和人事,除桂军还保持原状,川军(包括西康省军队)和滇军开始被他大刀阔斧地肢解、分解、溶解,毕竟军队最为重要,没了军队,军阀势力自然就不存在了;其次就是人事安排,川康滇三省的军政高层肯定遭到大幅度的调动、变迁、撤换。广西省主席自然还是桂系三杰之一的黄绍竑,至于川滇康三省,为安抚三省旧军阀势力,蒋介石任命在四川很有威望并且比较爱民、做事诚信公道的邓锡侯担任四川省政府新主席(肯定不会给军队给邓锡侯,邓锡侯完全转入政界,彻底地脱离政界,副主席是蒋介石的亲信张群),任命龙云继续担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并兼任第九军区副司令长官(跟邓锡侯一样,都没有军权,两个职务都是挂名的,云南省政府副主席也是蒋介石的心腹人员),任命王陵基为西康省政府新主席(无军权),任命潘文华为重庆市的新市长(无军权)。一时间,川康滇三省“皆大欢喜”。除了刘文辉,基本上所有人都得到“稳妥安置”。
军队编遣方面,根据蒋介石和李宗仁的协议,桂军以后继续保持2个集团军的编制(第11、第21集团军),每个集团军下辖3个军,每个军下辖3个师,这样,桂军正规军总计18个师(三团制,一个师一万余兵力),规模不小,总兵力20余万,另外,李宗仁会继续维持广西的民团制度,使得桂军拥有10万余预备役兵员,对此,蒋介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川军有4个集团军,西康省部队有1个军,滇军有2个军,对于这些部队,蒋介石肯定统统裁撤掉,毕竟都是地方军,继续存在让他不放心。不过,几十万军队,裁撤起来是很麻烦的,也是很复杂的,关系到太多人的饭碗,一下子都砸了,既是重大的负担,也会产生很多乱子。在这件大事上,蒋纬国启动他的“超时代智慧”,给蒋介石出谋划策,采取了很稳妥的方案,对于川军(包括西康部队)和滇军原先的几十万军人,蒋纬国拿出的编遣安置方案是这样的:
第一,进行检查,年龄太大或太小、身体瘦弱或有伤病的、家中独子的都强制性退伍,不愿意继续当兵的都进行遣散退伍;对于这批退役军人,每人分发一年军饷(中央军的档次)作为退伍费,同时提供后续的福利补贴,比如,选择回家务农的,家中如果田地不够,可在接下来土改运动中分到土地,选择做工人的,中央政府会开办技工学校,教导学习工匠技术,还可以在退伍后通过考试加入警察部队等,毕竟,太多的军人除了打仗根本就不会别的谋生之术,强迫他们离开军队,等于让他们丢了饭碗、没了活路,肯定要让他们学会一门手艺的;
第二,经过第一步的遣散,剩下的都是愿意继续当兵并且身体比较精壮的军人(其中很多都是拥有实战经验的老兵),全部打散,补入中央军部队里,从而完成中央军地方军的全面融合(蒋纬国在此过程中以权谋私地捞到几万“质量最好”的精壮老兵补入他的南京军);
第三,经过第一步和第二步的遣散,还剩下十来万“质量不高”但“质量合格”并且想继续当兵的军人,蒋纬国创造了“劳动旅”这种新部队用以安置这些军人。所谓“劳动旅”就是军事化管理的、属于军队的“工农部队”,分为农业旅、工业旅、交通旅等,一边接受军事化训练,一边参加生产劳动,比如种植农田、建筑工程、修路等,这些军人一方面拿到军饷,一方面还能拿到工资,虽然较苦较累,但报酬也比较丰厚(相当于把这些冗余的军人当成军事化民工进行安置使用,实际上,这些“劳动旅”也充当了正规军预备役部队的作用;之所以是“旅”而不是“师”或“团”,因为师太大,容易再度滋生地方军势力,团又偏小。)。
蒋纬国的以上这些对策,都是非常人性化的,也是十分温和的,相当于一套专业制度,让那些军人们逐步地退出军界,又给了他们一条活路,阻力自然比一裁了之轻的多,实际上,蒋纬国的这套编遣方案拿出来后是大受欢迎的,大批川军滇军交口夸赞“二公子真是仁厚”。
以上这些对策是针对川军滇军的广大基层官兵,对于中高层军官和将领,蒋纬国同样拿出了十分稳妥的方案,比如,发退伍费退伍,跟基层官兵一样回家务农或进技工学校学习,经过政治培训后转入政界,申请创业费,办企业、开工厂,转入商界,进入军校培训,继续在正规军部队里服役,调入劳动旅工作...等等,多种多样化,争取把每个人都安顿好,并且,把他们安顿好也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社会的好事,如果直接撵出军队,肯定产生各种后患。原先川军滇军里的优秀将领,自然可以继续在**里指挥部队,当然了,不再是老家的部队。
这场对川军(包括西康省部队)、滇军的大编遣活动持续了三个多月,涉及人员超过七十万,最后,约一半退伍,还有三十五万多继续留在**里,其中十几万被打散进**(中央军),还有二十来万被改编为30个劳动旅(四川20个,云南8个,西康2个)。实际上,这场川军滇军的大编遣是**同期展开着的“陆军大整顿”的一部分,被涉及的不只是川军、滇军,还有原先宋哲元军队的残部、韩复榘军队的残部、阎锡山军队的残部、陈济棠军队的残部等众多先后被消除的地方军阀的部队(桂军算是接受了半整顿),基本上扫荡了国统区内部还残留的地方军派系势力,蒋纬国设立的“劳动旅”其实共有50个,还有20个在别地。
经过这场大编遣、大整顿,严格意义上的“川军”和“滇军”已经不存在了,原先的川军滇军余脉部队都得到了稳妥的安顿,或退伍,或分散打入中央军,或被改编为劳动部队,完全地融化掉了,在此之后,四川、西康、云南的中**队就是中央军,并且为杜绝再产生地方军势力,中央军部队里的兵员都是混杂的,每个师、每个旅甚至每个团、每个营的兵员都来自天南海北不同省份不同地区。中央军当然会从四川、西康、云南招兵,但都进行混编,不会出现一支部队的官兵成员都来自同一个地方的情况(包括南京军)。
原先历史上,在1947年5月5日(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初),南京曾发生著名的“中山陵哭陵事件”,**400多名高级军官(很多是将军)集体到中山陵前向孙中山先生在天之灵进行哭诉,哭诉他们为国家出生入死后却被国家抛弃、无人问津、饥寒交迫的凄惨现状。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因为抗战结束时,**共有800多万人,战争结束后,蒋介石进行大规模裁军(很多人说蒋介石此举是重大错误,因为国共内战快爆发了,**居然还要裁军,实际上蒋介石也是迫于无奈,因为八年抗战把国家打得一贫如洗,国民政府养不起这么多的军人),导致大批军人被强制性退伍,他们中大部分者除了打仗,没有别的特长,加上国府财政吃紧,没有给他们太多的退伍费,没有稳妥地安排好他们,使得他们在离开军队后基本陷入贫困交加中,尤其是伤残军人,更是生计艰难,所以他们深感不公和委屈,因此向国父进行哭诉,并且很多人因此而产生了怨恨心理,流传开一句话:“此路走不通,去投毛xx,此处无人要,延安去报到。”毋庸置疑,蒋纬国此时遇到的问题跟蒋介石在原先历史上抗战结束后遇到的是一样的,不可轻视更不可忽视。
除了安顿好川军滇军的现役军人,蒋纬国也没有忘了那些为保家卫国而贡献出生命的、伤残的川军滇军官兵们。在蒋纬国的努力实施下,川军(包括西康省部队)、滇军以及桂军都跟南京军以及整个中央军、整个中**队一样,修建忠烈陵园、忠烈纪念碑、忠烈纪念馆、忠烈祠,全力地寻找阵亡了的川军、滇军、桂军的遗体,稳妥地安葬,优厚抚恤其亲属家人,为伤残军人开办职业技校,教导其谋生技能,为忠烈的孩子们开办忠烈学校提供免费教育等。
蒋介石没有处理好这件事,蒋纬国则处理得很好,倒不是因为蒋介石没有蒋纬国聪明,而是因为蒋纬国有一样东西是蒋介石没有了:钱。蒋介石也不是不想处理好这件大事,但他财政极度紧张,想处理好也没办法,蒋纬国则不同,他虽然同样资金吃紧,但他是有财源的,编遣川军滇军和安顿川军滇军桂军的阵亡官兵、伤残官兵、忠烈家属亲人让蒋纬国前前后后再次放血,足足花了七千多万美元,但他不心痛,因为他是怀着虔诚恭敬的心态去做这事的,因为他知道,这是那些为国捐躯的、为国伤残的地方军官兵们应得的,他们在战场上对得起国家,国家也必须对得起他们,不能让他们寒心,不能让他们死不瞑目,不能让他们流血后又流泪。值得一提的是,发钱这事,蒋纬国没有直接给地方军的长官们,而是专门派人挨家挨户地送上门的,一来可确保不会遭到贪污克扣,二来可收买地方人心,确立国府的恩德(逻辑是现成的:比如桂军,蒋纬国把抚恤桂军的钱给李宗仁,再由李宗仁去发钱,桂军官兵们肯定是感激李宗仁而不是蒋纬国,蒋纬国的钱就被李宗仁拿去做顺水人情了,肯定不划算。)。
蒋纬国在西南不止花了七千多万美元,累计是两个七千多万美元,因为他还要投资“西南大开发”。西南的川康滇黔桂五省(广西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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