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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南京军老兵，因为在战争中残疾了一条腿，走路没问题，但难以奔跑，所以退伍并转入文明纠察队里，孔令伟的拔枪速度自然大不如他。“你敢拿枪指着我？”孔令伟惊怒至极，同时也感到了害怕，她这是这辈子第一次被人拿枪指着，近在咫尺的死亡威胁让她露出了色厉内荏的本性，她拿枪的手不敢动了，嘴里则发狠地骂道，“我告诉你，你算是死定了！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你了！”
纠察队长满脸轻蔑表情地夺走孔令伟的手枪，然后打开车门，将其拉了出来。
这件事立刻成了爆炸性大新闻，蒋纬国发动的这场“文明严打”自开始后就引起全国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其反响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也有之，配合者有之抵制者也有之，赞美者有之抨击者也有之，在文艺界、思想界、传媒界等领域内更是引起了一场场地震，大呼痛快者以洋洋洒洒、连篇累牍的文字进行讴歌，高喊不可者也以洋洋洒洒、连篇累牍的文字进行驳斥，甚至有人把状告到蒋介石面前，声泪俱下地请求“委员长好好地管管蒋纬国”“别让蒋纬国如此胡闹了”“蒋纬国这么做如何如何摧残法制如何如何打压人性如何如何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带来的危害是如何如何的严重、深远”等等，社会各界因为蒋纬国此举而一片“乌烟瘴气、鸡飞狗跳”，意见相左、各执己见的众多文艺思想界的大家名师随之在报纸上、公共场合里、私下里展开一场又一场火星四溅的唇争舌战，你旁征博引，我摘经据典，你滔滔不绝，我振振有词，你舌战群儒，我众醉独醒，堪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有人由此感慨“自鲁迅先生去世后，好久没看到文艺思想界如此热闹了”。客观上讲，蒋纬国此举确实具有极大的争议性，有人说他“揠苗助长只会适得其反”，有人说他“沉疴猛药必然脱胎换骨”，让他始终在风口浪尖上，孔令伟此事被曝光后立刻举国瞩目，部分“看热闹不嫌事达”的媒体趁机添油加醋、添枝加叶地进行各种惹人眼球的报道甚至还在报道中进行煽风点火。对此，蒋纬国态度明确，在孔令伟被纠察队逮捕后，他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宋美龄、宋霭龄、孔祥熙等人同时也急急忙忙地找到他“求情”，蒋纬国从容不迫地宣布道：
“令伟，你超速驾驶、闯红灯、武力拘捕甚至试图谋杀，性质很恶劣啊，你现在只有三个选择，一是挨鞭子，二是拘留后再坐牢，三是罚款以及交保释金，你自己选个吧！本来，还有第四个处罚选项，就是成为宣传队或纠察队的临时协助人员，但你行为严重，没有资格选择这个选项。另外我再提醒你，如果再犯，就没有第三个选项了，直接是挨完鞭子后坐牢。”
孔令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二表哥，你脑子糊涂了？我是你表妹啊！”
宋美龄说道：“纬国，你适可而止吧！这种事做给外人看看，意思意思就算了，你怎么这么死脑筋？还跟家里人较起真来了？你要拿鞭子打你表妹还是要让你表妹坐牢？你让她交钱不就是让你姨父姨妈交钱吗？你是晚辈，罚长辈的款，这像话吗？行了！差不多就得了！”
宋霭龄说道：“纬国，令伟是你表妹啊！你这个二表哥不心疼表妹就算了，怎么能这样对待表妹？这不是让自家人出丑、让外人看笑话吗？姨妈很少请你，这次，就算姨妈请你了，行不行？”
孔祥熙说道：“纬国，在外人面前，我要称呼你二公子，但在自家人面前，我就称呼你名字了。这事，我承认，是令伟不对，我这个姨父代她向你道歉了，我向你保证，这事之后，我一定好好地管教她、约束她，绝不让她再胡来了，行不行？”
蒋纬国有条不紊地说道：“令伟，我知道你是我表妹，但你违反了我的法令，法令如山，懂不懂？你自己犯的错，你自己承担，我也是爱莫能助。母亲，你知道你以前搞的‘新生活运动’为什么开始时轰轰烈烈，到最后却虎头蛇尾吗？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你心肠太软，并且耳根子夜软，做不到一碗水端平，难以服众，现在，你必须和我一起吸取以前的教训，只有这样，这项运动才能真正地取得效果。姨妈，我当然心疼我表妹，但心疼不等于宠溺，溺子如杀子啊，正是因为你的宠溺，才把她惯得如今飞扬跋扈、不知天高地厚，我绝不是在整她，恰恰相反，我是在救她。姨父，你就算了吧！你都管教她多少次、约束她多少次了，有用吗？既然你不行，就由我来吧！你管教不了她、约束不了她，我来管教、我来约束，好，就这样。”
因为蒋纬国坚持立场和原则，孔令伟最后还是遭到了处罚，孔祥熙和宋霭龄自然选了第三个选项，交纳罚款和保释金，破财消灾，足足交了十万元法币。蒋纬国随后又向宣传队、纠察队公开表彰了逮捕孔令伟的那几名纠察队员，要求所有人都向他们学习，另外，蒋纬国为了保护那几名纠察队员，用孔家交的罚金给他们作为安家费，把他们和他们的家人都安排前去北亚西部某地并且改变了身份、籍贯、老家地址等信息，防止他们遭到孔令伟的报复{孔令伟肯定不敢当着蒋纬国的面对蒋纬国的人下手，但她在背后搞小动作就让蒋纬国防不胜防了，比如收买枪手对那几个纠察队员打黑枪什么的，因此最好的保护办法还是安排他们全家远走高飞}。顿时，全体宣传队员和纠察队员都人心大定，他们知道，蒋纬国是言而有信的，不管他们“得罪”什么人，蒋纬国都是他们的坚固后盾，真的出什么事，蒋纬国也会用重金把他们全家都安置妥当，让他们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此事后，全体宣传队员和纠察队员都以更加坚定的信念和更加饱满的精神投入这场“文明严打”。
此事对社会各界起到了类似于“立木取信”的良好效果，反对“文明严打”的人仍然有很多，但怀疑“文明严打”的人大大地减少了，所有人都信了，蒋纬国是一言九鼎、说一不二的，根据他的规定，随地吐痰是要挨鞭子的，那么，随地吐痰的人不管是升斗小民还是皇亲国戚，都会挨鞭子{或者交纳高额罚款或者拘留很长的时间}。
蒋纬国创建的“文明宣传队”和“文明纠察队”其成员大部分是蒋经国的三青团团员，其法律地位其实类似于后世的“城管”，所以蒋纬国双管齐下，努力地推动法律改进，因为他的全力支持，加上十兄弟里老五孙治平和老七孙治强的鼎力协助，立法院院长孙科{就是孙治平和孙治强的父亲}也被他们说服了，经过数月活动，正式把“鞭刑”引进眼下法律里。根据新订的相关法律条文，“存有主观恶意或性质严重或影响恶劣的犯罪行为的实施者将会被实施鞭刑惩戒”，直白地说，就以“盗窃罪”举例，情况是这样的：
由于饥寒交迫、没钱看病等原因而犯下盗窃罪的犯人，只会坐牢，不会被实施鞭刑{因为这种盗窃犯是“被动犯罪”的}；
由于好逸恶劳、贪图享乐等原因而犯下盗窃罪的犯人，除了坐牢，还会被实施鞭刑{因为这种盗窃犯是“主动犯罪”的}；
由于在医院里盗窃患者或患者家属携带的“救命钱”而犯下盗窃罪的犯人，除了坐牢，还会被实施鞭刑{因为这种盗窃犯的行为在性质上是恶劣的}。
蒋纬国跟后世绝大部分人一样深恶痛绝那些严重违反法律、践踏人类良知和文明底线、禽兽不如的犯罪行为，比如杀人取乐、杀害未成年人、＂＂未成年少女甚至＂＂幼女、手段极度残忍狠辣的虐杀、动机卑劣恶毒的谋杀、心理变态扭曲的连环谋杀等等，因此他才如此不遗余力地把后世新加坡的鞭刑引进此时的中国，使得那些禽兽不如的罪犯从此在被枪毙或锒铛入狱前都会先被鞭子打得血肉模糊、死去活来、生不如死。只有这样，法律才会真正地发挥它的根本性作用：惩恶扬善。法律进步了，自然就可以推动全体国民的道德水平的提升。
中日战争结束后，中国本土已经不再遭到战火荼毒，特别是眼下，中国可谓四境太平，但中国境内各地还是枪声不断，那不是打内战，而是蒋纬国发动的剿匪。
中国此时的匪患是非常猖獗的，到处都是土匪、强盗、流寇，多如牛毛并且遍地开花，原先历史上新中国成立后，先后足足出动了150多万军队，前后剿了三年，消灭了260多万匪徒，无疑，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当然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国民党军队的残部}，如此众多的土匪，严重地影响社会稳定，破坏社会秩序，阻碍劳动生产，威胁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进行全国性的剿匪，一来可以消除匪患，二来可以练兵，一举两得，参加剿匪的大多数都是预备役部队的民兵，他们是正规军的补充力量，参加剿匪可以让他们见见血，自然是有利的。得到蒋介石的批准后，蒋纬国发动了这场全国性的剿匪，为了坚定参战官兵的意志，他特地召集参战部队中高层军官进行训话。蒋纬国是这样说的：
“很多地方都流传着所谓的‘义匪’‘侠盗’之类的传闻，从而把那些土匪强盗的形象给大大地美化了，在此，我要郑重地告诫你们，端正心态！明辨是非！黑就是黑，白就是白！贼就是贼！打家劫舍、杀人越货，干这种罪恶勾当的人，有何‘义’可谈？有何‘侠’可谈？有人说，匪盗里有很多人是因为活不下去了，不得不揭竿而起、啸聚山林，是，我对此承认，所以，你们在剿匪前要先进行通牒，限定匪盗们投降，投降的匪盗要进行调查甄别，罪小者可以酌情从轻发落、宽大处理，罪大恶极者不得姑息、严惩不贷！以前，咱们国家动荡不安、内忧外患，很多老百姓确实活不下去，只好落草为寇，但现在，国家已经一片太平，当贼的那些人，如果当贼是为了活命而当的，那么现在，他们应该主动从良了，如果到现在还没有主动从良、继续当贼的，只有两个原因，一是天生的贼种，二是当贼已经当上瘾了！第一种匪盗，他们看到世道大乱，觉得浑水摸鱼的时候来了，所以趁势趁机当土匪强盗、当山大王，如果他们真有心，就应该主动安顿下来，好好地过日子，但他们又是怎么做的呢？最典型的就是刘桂堂{刘黑七}，这个流窜华北七省的巨贼被政府招降过好几次，但他每次被招降后都出尔反尔、再度当贼，什么原因呢？因为他是天生的贼种，永远都是贼性不改、贼心不死，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贫寒的时候，讨媳妇时连个粗手大脚的农村丫头都讨不到，当了贼后，无论是千金小姐还是黄花闺女，什么样的女人没有？以前她们正眼瞧都不瞧我一下，但现在，她们却要跪在地上求着我、顺着我，像母狗一样伺候我，这样快活似神仙的日子，用皇帝换我都不想换’，这也是第二种匪盗的内心想法，因为做贼快活得像神仙，所以就不想做一个老实本分的老百姓了。你是老百姓，耕地种田、辛苦一年，也就赚个一百来块钱，但我只要把枪顶在你脑袋上、把刀架在你脖子上，你一年辛苦收入在一分钟之内就归我了，我一分钟就得到了你一年的辛苦收入，多么快捷！多么快活！种田那么辛苦，做贼又这么爽快，如此，既然能做贼，为什么要从良呢？所以，这两种匪盗都是不可救药的！都是死有余辜的！并且，匪盗们大多数还是狡猾的骗子，他们吹嘘他们是‘替天行道、劫富济贫’‘只抢富人、不抢穷人’，有脑子的人都知道他们说的是鬼话，劫富，他们确实是干，济贫，他们真的干过吗？至于‘只抢富人、不抢穷人’，更是废话，穷人穷得叮当响，能抢到什么？富人有钱，肯定抢富人了！我现在命令你们，不要同情那些罪该万死、不可救药的匪盗！用铁石心肠和霹雳手段把他们消灭得干干净净！还老百姓一个可以安居乐业的朗朗乾坤！”
“是！”聆听蒋纬国训话的军官们都气血上涌、群情激奋。
短短半年内，中国境内大大小小的匪患便被扫荡一空，原因很简单，一是国家太平了，人心思定，并且局势不再动荡，土匪们的滋长土壤和生存环境都不存在了，政府可以全力地调动军队剿匪，不会再受制于外敌或军阀；二是土匪在本质上是色厉内荏的乌合之众，欺压良善时勇不可当，跟军队交手后立刻暴露出不堪一击的虚弱实力，遭到军队打击的土匪几乎都是一触即溃、土崩瓦解。
除了整肃文明风气、剿匪以及准备着手的反贪腐，蒋纬国在这段休战时期内忙的大事还有推动工业化建设、完善社会福利体系、提高民众生活水平、扶贫等，每一件都让他呕心沥血，每一件都让他花钱如流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