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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也投瓦岗军去了。
留给窦建德是一个空白的造反市场，他将重新开始，大展拳脚。
窦建德第一个回到的地方是当日高士达跟杨义臣交战的地方。这是曾经发生过他缺席的大战，此时，旧日沙场的上面似乎还弥漫着鲜血的味道。
在这里，掩埋着他的一位战友。虽是人生短暂的交集，虽然相互暗地里视为竞争对手，但窦建德觉得自己必须来到这里，他不能放任高士达的尸体就此暴于荒沟。
高士达的死对窦建德未必不是好事，在这样一个有勇无谋的头头下做事是没有前途的。况且一个平庸的领袖跟一个高超的二把手之间，迟早都会发生火并这样的残剧。
窦建德挣脱了束缚，他可以真正开始自己的霸业了。可他的霸业却又必须借助高士达播下的火种。
火种就在这昔日战场之上。窦建德将在此地接过高士达的旗帜。
窦建德下令找到高士达的尸体。他本人穿上素白的孝服，率领全军为高士达发丧。
消息传来，四下被打散的义兵纷纷聚集过来，这里面不但有窦建德以前的亲信，也有高氏宗族的人。
这便是义的感召力。
接下来，窦建德做了一件事，让自己的部队更加强大，
起义军大多是贫困的农民，落草为寇之后，对曾经欺压他们的隋朝官员以及地主士人们毫不手软，抓住就杀。这也是回应隋朝官员抓住反兵就杀的政策。你杀我，我杀你，礼尚往来是也。
窦建德发现这样是不对的，仇恨只能激起更大的仇恨，杨广的随获斩决并没有消灭反抗，同样，义军的杀戳并不利于部队的发展。
于是，窦建德下令，以后抓到隋朝官员不得随意杀害，如果俘获士人，窦建德亲自接见，发现有才能的人，就引为谋士。
这种策略，后人称为统一战场，是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窦建德的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所到之处，有些隋朝官吏想到在杨广陛下当差风险大于当草寇，干脆向窦建德投了降。
数月之后，窦建德的部队发展了十万人，成为河北地区最强大的义军。但这支部队并非没有弱点。
这是一支败亡余军。
当日杨义臣扫荡河北给义军带来了沉重的心理阴影。
失败带来的阴影就只能用胜利扫除吧。
窦建德等到了重振军心的机会。隋朝的大军又出现在河北地界。
说起来，这支隋军还是李密招来的。
李密的瓦岗十分热闹，八方英雄齐聚而来，大碗喝酒，大枰分金银，何等快哉。但必须要说明一点的是，李密的瓦岗跟宋山的梁山是有区别的，区别之一是李密的瓦岗比较松散，不少人与其说来投山，不如说是来借仓吃饭。当然，吃完饭，他们也会各统自己的部队，奉李密为总舵主，一起干推翻隋朝的大事。
这样的运作模式有点像农村信用合作社，或者更像组团打怪兽刷装备，大boss自然是杨广，但对李密来说，副本却开在杨广不在的东都洛阳。
这个副本不像想像中容易，洛阳宫的杨侗终于展现了不同于他年龄的成熟。
在刘长恭大败而回后，杨侗并没有将刘败将军法处置，而是释免其罪，还把刘长恭叫去做思想工作，令其不要有心理负担，以后将功赎罪就是。
虽然不中用，但这是他仅有的力量。掌握住自己能掌握的力量，这是无奈之下的唯一正确选择。
杨侗用他的宽容大度重新团结起了东都的力量，并布置了紧密的防守，李密虽然频频出击，但收效不大，有一回出击，李密还差点被流箭射中，直接去见了杨玄感。
围绕东都，瓦岗军跟隋军形成了僵局。
僵局是用来被打破的，对李密来说，更大的麻烦要来了。
这个麻烦应该是李密太高调造成的。
在攻下洛口仓后，李密乘胜进军，又拿下了东都附近另一个大仓：回洛仓。一时之间，兵势大振，四方来投，来投奔的除了各地义军之外，还有不少隋朝官员。这里面，有一个叫祖君彦的人。
祖君彦对隋朝官府相当不满，此人虽然才华横溢，但不巧的是，杨广本人也以文人自居，又患有相当严重的文人病：文人相轻，文人相忌。
于是，祖君彦只被安排了一个小小的东都书佐，每天起草点公文。
你不用我，就不要怪我为他人所用了。
在李密找到东都后，祖君彦毅然丢下公务员的铁饭碗，投靠了瓦岗军，他接到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写一篇檄书。
从写作进度来看，祖君彦应该早就打好了腹搞，不一会，洋洋数千，文采飞扬的檄文出现在纸面上。
这是一篇传世的佳作，在檄文中，祖君彦使用了一个对句：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这句话后被提练为罄竹难书，成为形容罪大恶极之人的专用词。
在檄文里，祖君彦充分发泄了对杨广陛下的愤怒，并为杨皇帝列举了十大罪状，罪名从谋杀亲父到穷兵黩武再到公费旅游以及三观不正调戏妇女等等无所不包，更耸人听闻的是，里面竟言之凿凿说杨广搞**（这个，杨陛下绝对可以告对方诽谤），
据说祖君彦平时说话木纳，敢情这狠劲都到笔头去了。
这篇檄文终于把杨广陛下惹急了，愤怒之下，他打出了最后的王牌：江都通守王世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