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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对付带有这种意味的行为。使用空印会给贪污大开方便之门。 [
发生“空印”事件后,史载,朱元璋的反应是“盛怒”,认为这是欺罔行径,丞相、御史都不敢谏言 [4]。下令,主印官员处死,副手以下杖一百充军。
同年有星变,朱元璋下诏求言,有浙江宁海人郑士利上书朱元璋。郑士利兄,乃湖广按察使佥事郑士元,受空印案连累坐牢,为避免被认为是“有假公言私者”,等到郑士元出狱后,郑士利这封上书才上交到朱元璋手上。郑士利上书数千言,言数事,其中空印事尤详。
郑士利认为,陛下欲治罪这些空印的官员,是唯恐奸吏得到空印纸,弄虚作假危害老百姓,但这是不可能的,并提出了四个观点 :其一,空印账册盖的是骑缝印,具体到每张纸上印迹并不完整,与一纸一印不同,即使流散出去,也办不成什么事,何况这盖了章的白纸也是轻易拿不到的。其二,钱粮这些账目数字,府必合省,省必合部,出入对错,最后户部说了算。而部省间距离,远则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一旦有错,一次往返差不多要一年时间。先印而后书,这是权宜之计,且由来已久。其三,国家立法,必须要有明确的法律,而后根据法律惩处违法者。但是,立国并没有针对空印的法律,大家一直是这么做的,并不知道有罪。如今一旦治罪,不能服人。其四,国家培养一个合格的官员很难,能位至郡守的官员,都是数十年培养所成,这些官员并非草菅可割而复生。 [1]
朱元璋看罢郑士利的上书后,大怒,命令丞相御史追查幕后主使者。郑士利笑道 :“顾吾书足用否耳。吾业为国家言事,自分必死,谁为我谋?”最终没查出幕后主使,郑士利被流放。而且不但空印案中的官员没有因此被赦免,就连已经释放的郑士元也受此连累被抓起来流放了。 [
随着朱元璋的清洗行动展开,他不仅对淮西集团推荐的文官进行了清除,还一并除去了刘伯温生前所建立的浙东文官体系。这一举动标志着朝廷内部权力结构的重大调整,也为新的势力进入核心层铺平了道路。
这一变革中,朱标作为即将接班的太子,也展现出了他的政治手腕。他选择了一个既能维护朝廷权威,又能体现仁慈之心的策略:对于首要罪犯,他主张严惩不贷;而对于其他从犯及其家眷,则采取了流放的措施。这一决策不仅彰显了朱标的果断与智慧,也赢得了朝野上下的广泛认同。
邸报传至北平后,朱棣在阅读了相关内容后心生欢喜。他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变革对自己未来的政治布局有着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朝廷清洗文官体系为他日后执政时培养新的行政官僚腾出了空间;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这批流放者中蕴含的巨大潜力。
朱棣深知北方边疆的人口稀少、文教落后是制约地区发展的瓶颈。因此,他立即上书朝廷,建议将这些流放至北方的罪官家眷作为人口补充,同时利用他们的文化素养来推动当地的文化教育。这一提案既响应了朝廷的政策,也巧妙地利用了这批人的价值,为北方的长远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朱标在接到朱棣的上书后,经过短暂考虑,决定批准这一请求。他明白这不仅是对北方边疆的一次有益的人口补充,也是对朝廷政策的有力执行。于是,朱笔一挥,批准了朱棣的提案。
随着这一决策的落实,北方的人口结构得到了改善,文教事业也逐渐兴起。而朱棣的这一巧妙策略,不仅巩固了他在北方的势力,也为明朝的未来发展埋下了伏笔。
朱棣在上书并得到朱标的批准后,迅速行动起来,利用这一政策为北方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首先,他积极接收并安置这些流放的罪官家眷。朱棣深知这批人虽然犯了错,但其中不乏有才华、有学识之人。因此,他命令北平地方政府妥善安置他们,并给予他们适当的生活保障,以确保他们能够在北方安定下来。
接着,朱棣利用这批人的知识和才能,推动北方的发展。他鼓励这些流放者参与北方的建设,特别是在文化教育方面。通过设立学校、书馆等教育机构,朱棣不仅为北方引入了新的教育资源,也提升了当地的文化氛围。这些流放者的参与,使得北方的文教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
此外,朱棣还注重从这批流放者中发掘人才。他设立了专门的选拔机制,对于那些有才能、有抱负的流放者,给予重用和提拔。这些人在朱棣的领导下,逐渐成为了北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中坚力量。
朱棣还通过这一政策加强了与北方的联系和沟通。他鼓励这些流放者与当地居民交流、融合,促进了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这种交流与融合不仅增强了北方的凝聚力,也为明朝的统一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总的来说,朱棣巧妙地利用了这一政策,不仅为北方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自己在北方的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政策的实施,不仅体现了朱棣的远见卓识和领导才能,也为明朝的未来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