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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一《司马义》云：
义以大元中病笃，谓碧玉曰：“吾死，汝不得别嫁，当杀汝！”曰：“谨奉教。”葬后，其邻家欲娶之。碧玉当去，见义乘马入门，引弓射之，正中其喉。
同书卷一二九《王范妻》又云：
晋富阳县今王范妾桃英，殊有姿色，遂与阁下丁丰、史华期二人奸通。范当出行不还，帐内督孙元弼闻丁丰户中有环佩声。
这里的 “当”皆作“正要”解。“当去”犹言“正要离家”，“当出”亦同。郭诗中的“当”亦应取此义。
“一拔何亏大圣毛”的“何亏”，人们皆解作“何损”，这也是错误的。 “何”可表感叹，可解为“多麽”。《乐府诗集·相和歌辞十六·白头吟》“竹竿何袅袅，鱼尾何离蓰！”李白《古风》之三：“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这里的“何”皆当解为“多麽”。韩愈《孟生诗》：“顾我多慷慨。”即顾我何慷慨。杜甫《光禄坂行》：“安得更似开元中？道路即今多拥隔。”“多”一本作“何”，“何”、“多”义近，故可代用。“亏”，侥幸之辞，表示藉以免除困难。《西游记》第十四回：”当年大反天宫，甚是亏他。”《儒林外史》第三十回：“如今亏我留神打听，打听得这位姑娘，在花牌楼住，家里开着机房，姓王。”李渔《奈何天·敕诓》：
“亏得你度量宽宏能受；我设身处地，委实难留。”“何亏” 即“多亏” 、“幸亏”，表示由于别人的帮助或某种有利因素，避免了不幸或得到了好处。
由此，我们可知，郭诗所谓“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就是说唐僧正要遭受妖怪们千刀剐肉之厄时，多亏孙大圣不计前嫌，施展神威拯救了他。只要我们将这一解释放到诗中，结合上下文来理解，便可验证其是否正确。
诗的第一联“人妖颠倒是非淆，封敌慈悲对友刁”是说唐僧的糊涂态度。第二联“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是税唐僧的糊涂行为深深地伤害了孙大圣，致使白骨精三次脱逃。唐僧伤害了朋友放跑了敌人，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第三联告诉我们，尽管他“对敌慈悲”、 “精逃白骨累三遭”，但妖精并没有放过他，反而使他面临千刀剐肉之厄；而孙大圣并没有因为唐僧“对友刁”，及“咒念金箍闻万遍”而弃其危而不顾，反而在唐僧将被“千刀”剐肉之时，大展神威拯救了他。道一联上句写出了唐僧 “人妖颠倒是非淆，封敌慈悲封友刁”的恶果，下句突出了孙大圣救唐僧于灭顶之时的深明大义，并进一步反衬出唐憎的糊涂。第四联两句直接对上三联的叙述进行评论，所谓“教育”是对今天的观众而言，也是对唐僧本人而言。如果第三联上句真的是认为唐僧“值得千刀寓剐”，那么这里还谈什么对“愚曹”“教育及时”呢？所以，从诗的上下文来看，我们的解释更符合诗的原意，传统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毛泽东月17日的和诗云 “僧是愚氓犹可训”，说唐僧虽是愚蠢之人但还可以批评教育，这显然是针对郭沫若诗“千刀当剐唐僧肉”一句而来。毛泽东将唐僧正要被妖精千刀剐肉当成唐僧真值得千刀万剐，因而批评郭氏的态度过于偏激，把“犹可训”的“愚氓”当成“必成灾”的妖精、鬼域。然而，根据上文对郭诗的分析，毛泽东的这一和诗实际是误解了郭诗之意而引出的。
如果毛泽东只是一般的人，当郭沫若读到其和诗后，大可做些解释以说明自己的本意。但毛泽东实非一般人，60年代初期毛泽东与郭沫若的关系也实非一般人之间的平等关系，
而毛泽东的和诗也并非用正常方式直接寄给郭沫若，却是在广州由康生抄示的。在这种情况下读到毛泽东的和诗，郭沫若又怎能为自己辩解，说主席理解错了呢？因此，他只有将错就
错，顺着“僧是愚氓犹可训”说“僧受折磨知悔恨”，借唐僧这一角色向毛泽东作检讨。毛泽东看到康生送来郭氏的和诗后，自是非常满意，回答说 “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云云，直接点出了“僧是愚氓犹可训”的本意。以政治智慧高屋建瓴地折服学术权威，是毛泽东一贯引以为豪的。
说毛泽东误解了郭沫苦诗的本意，最大的反证是郭沫若在其《“玉宇澄清万里埃”——读毛主席有关〈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一首诗》一文中的现身说法。郭沫若明明说“看到舞台上的唐僧形象实在使人憎恨，觉得他真是值得千刀万剐。这种感情，我是如实地写在诗里面了”，“主席的和诗，事实上改正了我的对于唐僧的偏激的看法”，这怎么解释呢？笔者认为，郭沫若的这些话很有可能是言不由衷的。为了维护毛泽东一贯的权威，为了突出领袖的英明，郭沫若在当时的情势上，说一些违心的话，是完全可能的。为了“革命”的需要，毛泽东的许多同志，就是连刘少奇、周恩来在内，也都认过许多违心的错。而在”四人帮」被打倒后，临死还留下遗嘱，要将骨灰撒在大寨虎头山上的郭沫若，其对毛泽东的驯服，是不亚于任何人的。因此，他不辩释毛泽东误解他的诗作而自认有错，这其实是在那个特定时代里的一种必然态度。经过“文革”之厄的人，对此都是深有体会的。
假如郭沫若当时有日记留下；假如郭沫若在当时的环境下敢于在自己的日记里写真话；又假如这种日记日后会公诸于世，那么，笔者的这一分析也许会有可能得到验证。但是，就
是没有这些，我们从郭沫若的原诗里也还是能看出隐情来的。
如果笔者的分析是可倍的话，毛泽东和郭沫若关于《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唱和诗作就确实在诗坛上留下一段“佳话”。弄清了这一段诗中的隐情，我们便更能体会在那个特定时代中特定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对毛泽东、郭沫若这两个著名人物的认识也就更深。
注：最先提出对“千刀当剐唐僧肉”应作别解的是吾友李申博士，本文系受他的启示而作。特志于此，以示不敢掠美。
[1] 见郭沫若：《“玉宇澄清万里埃”——读毛主席有关〈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一首七律》，《人民日报》， 1964年5月30日，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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