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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献出的呢？”
话说到这里，德玲便郑重保证，一定完成任务。祁大姐满意地笑了。
那个机关在租界一个僻静的弄堂里。一个长满葡萄藤的小院子，立着一所红砖小房子，三间房，门窗的式样都是哥特式的，屋顶是尖的。
安排了四个人在这院子里，一个厨子，一个保姆，德玲和那位领导。领导的公开身份是归国华侨。那时候在租界，有很多来历不明，说不清道不白的人住着。
一个身材不高，眼睛不大，相貌平平的男子站在德玲面前。
这人大约三十多，穿一套米黄色的凡尔丁西装，脚蹬黑皮鞋，一看就是外国回来的。一开口，听得出很浓厚的南腔北调味道，说明此人去的地方之多。
“是苏佳同志吧？”走进房间，他对德玲点点头，架起腿在一张椅子上坐下。
男子自我介绍，叫陈鑫瑞。他没有介绍其他，德玲也不问。对于敌人的秘密，知道得越多越好，对于自己内部的秘密，知道得越少越好，这是肖老师告诫她的。
陈鑫瑞说了这一句，马上到桌子前写东西，德玲退了出来。
大约半小时后，陈鑫瑞叫德玲进去。这么短的时间，他已经写了好几张稿纸了，上面密密麻麻，改得很厉害，他叫德玲赶快用正楷字誊写出来，一会他要出去。德玲赶快找出纸和笔，伏在另一张桌子上埋头誊写。这人的草稿很难认，纸面上除了字，还有各种符号，箭头，好在德玲是记者出身，这些难不住她。她很快就交了誊写稿。
陈鑫瑞微微吃惊，拿起德玲誊写的稿纸，仔细看起来，看了两遍，一声不吭放进自己口袋里，不做任何评价。
有天晚上，陈鑫瑞很晚才回，身上略略有酒气，德玲刚想问，他却径直走到大床前，仰面倒了下去，就像他和德玲真的是夫妻，男人应酬晚了，回家就睡。
德玲本能地想去给他盖上被子，但不知道为什么把手缩了回来。关上门，将一个大沙发拖开，在上面铺上被褥，自己睡上去。
说实话，她对陈鑫瑞印象不好，总觉得差点什么。组织内的同志，德玲也见过不少，肖老师，石大姐，祁大姐，他们都有一种对同志的亲切，说起话来，一听，就觉得有一种共同的东西。可是眼前这位领导，给人一种摸不透的感觉。地下工作，话语少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是他的少似乎是有意识的，是冷漠。
幸亏不是真夫妻！德玲暗想。
天亮了。德玲走到外面，厨师已经在厨房里做早餐了，厨师是个四十多岁的男子，瘦瘦的，高颧骨，眼睛里透着鹰一样的机警。不用说，这是真正的警卫。保姆也在院子里扫着地，保姆是当地人，也有四十多，晚上回家去住。德玲没有和保姆多说话，但她知道，能进这院子的，肯定不一般。
作为主妇，德玲走到院子里，嘱咐保姆等主人起床后再去收拾屋子。又到厨房，问厨师今天该买些什么菜？厨师一一回答了，德玲按照他说的给了钱。
还有些什么要做呢？德玲四下看了看，厨师挎篮子去买菜，保姆拿一只水壶去浇花，一边看着大门，忽然想起，自己该去看看“丈夫”了。
陈鑫瑞还在睡，看来他昨晚是真的喝酒过量了。德玲静静地在一边坐着，等着他醒来。
“糟糕！”陈鑫瑞在床上叫了一声，跟着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跃下来，一边去拿西装，一边说：“睡过头了！不能耽误事。”他匆匆嗽洗完毕，马上在桌子边坐下，拿出纸笔，对德玲说：“今天我一边写，你一边誊！”德玲应了一声，就坐在他旁边。好在那桌子很大，一人坐一方还很宽。
陈鑫瑞写文章真的很拿手，那支笔在他手里就没有停过。唰唰唰，一会就是一张。德玲紧张地誊着，几乎都跟不上了。等厨师在门外叫，说早饭好了，这边的一篇论文也完工了。
陈鑫瑞扔下笔，满意地伸了伸懒腰，对德玲说：“我们一起去吃早餐吧！”德玲说你去吃吧，我把这最后一张誊完再去。
也就几分钟，德玲誊完了，把所有的稿纸理顺，又看了看自己的誊写稿，忽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这文章的题目是“加快向敌人进攻的步伐”，情绪高昂，辞彩华丽，字词之间节奏也协调，足见作者的文字功底。但是……德玲从头再看一遍，他说的什么呀？
文章似乎太空了点。
一篇鼓动群众去罢工、罢课、游行的文章，里面没有一点方法步骤，没有一点可行性的策略，从头到尾都是口号，都是“必须，勇敢，”德玲知道这文章是要登在地下刊物上的，这样的东西发到基层，对实际斗争有什么帮助呢？德玲心里深深存疑。
陈鑫瑞大约对自己文章很满意，早餐吃了一碗粉条，另加两个馒头。他对德玲说了声：“晚饭不等我了！”兴冲冲地出了门。
德玲在这机关里住了三个月。
一男一女，同在一个房里朝夕相处，久了，容易发生普通人会发生的事，这大约也是有人希望的吧？德玲却非常不愿意那样。陈鑫瑞根本不是德玲喜欢的那种人。德玲喜欢宽厚、坚韧又通情达理的男子，肖老师就是那样的。而陈鑫瑞浑身傲气，成天理论出理论进，说话都像是照着书本在说，于人情世故一窍不通，动不动，就生气。这样的男子在德玲眼里，无非一个大孩子。
幸好陈鑫瑞也不大在意德玲，这叫德玲很感激他。两人规规矩矩坐在一间屋子里，规规矩矩谈些文章上的事情。
“苏佳啊，把这个拿去抄抄！”德玲马上走过来，拿起笔就誊写。
“苏佳啊，我要睡觉了。”德玲便去给他铺好床，然后听见他很快发出鼾声。
这样一种奇妙的相处，真是一种体验，人是适应性的动物，久了，都习惯了。
有一天，来了一个客人。高个子，大礼帽，目若朗星，对德玲点点头，在沙发上坐下。看来和陈鑫瑞很熟悉。两人没谈几句，就争执起来。德玲仔细听，原来两人为地下党目前主要任务，产生了不同看法。那人的意见，敌人现在十分猖狂，地下党牺牲太大，现在要收缩力量，尽量不搞大规模群众游行，以避免牺牲，积蓄力量，等待革命**。而陈鑫瑞认为，革命从来就没有低潮！敌人越是猖狂，越是说明他们将要崩溃。至于牺牲，总是不可避免的，这个牺牲是光荣的！两人先是一句去一句来，后来激动了，同时开腔，近乎争吵。
一会那人拿起礼帽出去。陈鑫瑞兀自气呼呼的，对德玲说：“你听见了，完全是失败主义情绪！”德玲脱口而出：“我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保存力量，也是为将来着想吧？”陈鑫瑞一愣，梢停，沉稳地说：“哦，你也是这么想的？很好，有想法，就该说出来。”顾自去躺下，眼睛看着天花板，思考着。
那天，祁大姐来了，看着德玲一笑：“你在这里生活怎么样，过得惯吗？和老陈关系怎么样？他是不是对你发脾气啊？”
德玲说：“我到这里是组织安排，没有我个人因素。我会把工作做好的！”
祁大姐又笑笑说：“如果调你离开，怎么想？”德玲一愣，马上回答，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好！祁大姐收起笑容说，工作需要，调德玲离开这里，去基层印刷所。有人来接她。
说动就动。祁大姐叫德玲马上准备，明天早上就走。
许多年后，德玲知道，是陈鑫瑞提出调她走的。
德玲就要离开这里了。
厨师特意为德玲做了烧公鸡，烧得烂烂的，那天晚上，保姆也没回家，三个人一起，喝了点酒。
谁也没问德玲将去哪里，只是劝酒劝菜，三个人谈着天气啊，菜价啊，城市交通啊，各人既不谈过去，也不谈将来。这样的谈话是很憋闷的，但是各人心里有数，透过这看似无奈的交谈，彼此能体会到同志的关心。
饭很快就吃完了。沉默了一阵，厨师忽然略带伤感地说：“等到将来，有那么一天，我要把今天的同志们都请到黄浦江边，我要亲手做八大碗带来，我们要放开量喝酒，放开声音大声唱歌，想谈什么就谈什么，要闹他个一天一夜！”
保姆笑着说：“算我一个，要是我还在的话！”
德玲说：“我们一定会有那一天的！那天我做东，大哥大姐带上你们的儿子孙子，我们要尽情地说，尽情地笑！”
三双手紧紧握到了一起。
天刚亮，一个戴鸭舌帽的小伙子进了院子。
这小伙子大约二十七八光景，高个，宽肩膀，高鼻梁，细长的眼睛闪着机智。他四下打量着，站在院子中央，吹着口哨，等着保姆去叫德玲。
“啊，是苏佳吧，我是祁大姐叫来的！”厨师认识他，在他背上擂了一拳：“你这张飞，还活着啊！”
小伙子愉快地回答：“我不活着，那些包打听不是没有事情干了！”
德玲早把行李收拾好了。她把所有的高档衣服都留下，自己仍然穿着那身蓝色的粗布褂，这样她就只有一个手提袋了。
小伙子骑来一辆自行车，德玲跟了两步，拉着小伙子的后腰带，一跃而起，轻松地跳到后座上。
车沿着黄浦江走，进了一片低矮的贫民住宅区。
“下来吧！”小伙子叉腿站在地上，德玲跳下车，迎面一个黑漆大门。门上有两只大大的铜环，足见房子的古老。
小伙子把铜环摇了三下。
大门沉重地磨开了，一个老人柱着拐站在门里，几缕白胡子飘在下巴上，虽然瘦，却很刚劲，眼角边那些密密的鱼尾纹，写着沧桑。
看见德玲，老人笑了。
“苏佳呀，我们正等你哩！你的口福好，你姆妈今天买了肉，是煨汤是红烧，由你！”
一个小天井，周遭几间房，房间里静静的，走进一间房，里面堆满了纸盒子，一个老妈妈，一个十几岁的姑娘，两人低着头，聚精会神地在案板上糊纸盒子，看见德玲进来，两人抬起头。
“是苏佳来了？今天吃肉！”老妈妈和蔼地笑着。那姑娘也望着德玲笑了笑，低头又去做活。
院子还有个后门。打开，坡下是一条河汊，也就几十米宽，这河通着黄浦江，河里有一些小船摇来摇去，听见船民们大声吆喝着。
从后门可以下到河里，斜坡上排着几十级石板台阶，石板踩得光溜溜的，看来这是一条常用的通道。
这院子里有一间房，门紧紧地锁着，这就是印刷的地方。
小伙子引德玲进去，房间里堆满了纸张，桌子上，放着一台手动油印机，油墨散发着浓烈的气味。另有一张桌子，桌上有台灯，一块钢板平放在桌子上，旁边堆着一筒筒的蜡纸。
德玲今后的工作，就是刻钢板。
这是一个以家庭为掩护的地下印刷所。
中午真的吃了红烧肉。老妈妈很会烧菜，肉的味道很好，小伙子和那姑娘抢着吃，一边互相说对方吃多了！老汉嘿嘿笑着对德玲说：“你莫管他们啊，他们是总吃不够的！”老妈妈也不断的往德玲碗里夹着菜。
刚来，就有家的感觉。德玲心里很舒坦。
晚上，德玲和那姑娘一个房，床是高低床，姑娘让德玲睡下铺，自己爬上高铺。
第一天，德玲睡不着，那姑娘也有些兴奋，她告诉德玲许多这个印刷所的故事。
这是一个由异姓组成的家庭。老汉姓刘，老伴姓李，两人是湖南乡下人，老汉是个篾匠，那年，革命军到了湖南，农会兴起，打土豪时候，老汉一马当先，做了村农会主席。后来失败，土豪们带着人，把老汉吊起来拷打，那条腿就是被棍子打折的。本来还要把他送县里砍头的，那天夜里，老妈妈带着两个侄儿，挖开土墙，把老汉背了出来。两人连夜逃走，逃到上海投奔亲戚，亲戚也是共产党，那时候印刷所刚刚建立，两老就住在所里，守机关。小伙子姓张，外号张飞，是上海人，孤儿，流浪街头，被锄奸队收留，表现极为勇敢，是锄奸队台柱。印刷所原来不在这里，在市区中心，一年前，印刷所负责对外联络的同志被捕，组织通知印刷所连夜转移到这里，把张飞也调了来，担任保卫职责。对外，说是老两口的儿子。
你呢？德玲问。
“我嘛，”姑娘调皮地说：“我当然是张飞的妹妹了！”停会她又说：“你就叫我春花，我本来喜欢花草！现在我们都姓刘！”
看来这姑娘也是有一番经历的。
德玲勤奋地工作。刻钢板，推印，清理打捆，这些活都是很累人的，只要有任务，她从不兴停下来休息哪怕片刻。
春花是她的帮手。这个十几岁的少女，原来已经做过很多种工作了，十分伶俐，两人配合默契，一叠高高的白纸，眨眼之间，就变成了散发着油墨香的文件传单。
张飞只要有空，也过来帮忙，他主要做稍重的活，搬搬运运。老刘负责屋子安全，他睁着警惕的眼睛，在院子里走来走去，那拐杖“咚，咚，”有节奏地敲击着地面，使人安心。
小小印刷所，有条不紊地工作着，日复一日向外界输送着组织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