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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他俩。随即堆满了笑脸道:“黎少爷好。我们大少爷正在球场上候着呢。”
他们俩人也就不再多说什么,微微向福妈一颔首,结伴而去了。我兀自望着他的背影,那样的高大挺拔
“小姐,小姐?”福妈晃了晃我的手臂,看看这才回神的我,叹了口气,扶着我进屋梳洗去了。
老实说,我并不是个容易动情地女孩儿。儿时模模糊糊的喜欢有栎斌陪着的感觉,但对一个6,7岁的孩子而言,谈动情那实在言之过早了。从小学到中学,这也不算短的时间里,也收过不少男孩子的小纸条,可一点感觉都没有。连小我三岁的蕴晴都跟小男孩牵小手牵的不亦乐乎。我却始终不为所动。直到刚才在花园里的那一面,我才隐约尝到了了几份情的味道。
那一个下午,我的心就一直无法安静下来。坐在书桌前看书,半晌连一页都翻不过去,倒是手边的白纸上写满了庄恒的名字;跑到琴房去练琴,指尖一动,那奏出来的曲子怎么听怎么像婚礼进行曲;索性躺到床上睡觉,可那小绵羊都数到第一千八百只了,人却越数越来神。无奈中,我自嘲的一笑,暗暗想,施蕴茹啊施蕴茹,你平时自以为傲的定力都哪里去了。看你以后还说不说自己是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
好容易熬到了晚上。因为是周末,照例晚餐是要开在主屋里那古色古香的饭厅里的。施家的规矩,所谓的一周一聚。正而八经的八菜一汤,全盘中式。凡举姓施的最好全都老老实实的出席,聆听施道林-----我父亲的教诲。
父亲绝对是个老派人,极重视中国的传统。讲究个济济一堂,家和万事兴。对此,我心中还是小小的腹诽了一下的。底下都斗成了什么样子了,还和什么和啊。估计我们小一辈的都有如此想法,只不过大家都不说罢了。反正左右不过是一周一顿饭,在哪里吃不是吃啊。不过,照父亲抵制洋化的程度来看,要不是因为太怪异,他老人家可能会要求我们这些儿女们,男的清一色穿着长袍马褂,女的则一袭的大红挂裙出现在他面前。
在施家,逢初一十五敬拜祖先,大年初一跪地敬茶的规矩我们是恪守着的。我倒不别扭,我看最别扭的应该是容姨。因为她也要在每个这样的大日子的早上,恭恭敬敬的跪下来给我的父母磕头敬茶。也就只在那样的时候,我才会觉出我母亲元配夫人的身分来。
说到父亲看重中国传统文化,从他对我们的教育来看就可见一斑了。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从小就请着专门的中文老师,任凭我们在外面把洋文讲的多溜多溜的,回到家里还是得乖乖的捧着唐诗宋词,古典名著细细诵读是正经。
我至今都记得给我讲红楼的那个老头,老神在在,把他厚厚的讲义往书桌上磕一磕,点上一支烟,闭着眼,操着一口湖南普通话,摇头晃脑的讲述起来。烟雾缭绕中,他讲的畅意,我听得神往。有一回,他正讲“滴翠庭杨妃戏彩蝶?埋香冢飞燕泣残血”,喃喃的念着那段传世的葬花词;“花谢花飞霜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游丝软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未若锦囊收艳骨,一钵净土掩风流。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沟渠。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笑人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然后他忽的向我道:“这宝钗戏蝶乃是占春之举;黛玉葬花却是伤春之痛。各有各的风情,各有各的味道,也各有各的缘法。蕴茹,钗与黛你选做哪个啊?”我一时愣了,随即朗朗答道,“先生,这宝钗黛玉的官司怕是纷纷绕绕了几百年了,绕是如此,仍是没有定论,我又如何选择呢。”其实在我心里,纵然不喜宝钗过于城府森严,心机细密,可也实在没办法打心眼里爱上那个感春悲秋,自怜神伤的黛玉。只能庆幸,我并非那宝哥哥,不必夹在其中无法自处。更庆幸我脱离了那个时代,我可以有我别样的风采和自由。
在当时那个到处都插着米字旗,挂着英文标示的香港,有多少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洋洋自得的以大不列颠帝国英女皇的子民自居,又有多少流着炎黄子孙汩汩鲜血的中国人期盼着香港永远臣属于大英帝国永远不必回归中国。然而,就在这样的时候,父亲还能有这样的一番坚持和执着,我是敬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