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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俊生通过施展手段掌控了清平县的工商业，现在又准备插手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权力一旦失去了控制，必然导致极度的腐败。
现在花县长就是处在这样的情形下，全县上下除了歌功颂德，溜须拍马之声，根本听不到任何批评的声音。如果说之前花县长还觉得自己做事有纰漏，现在没有了这样的顾虑。认为自己拥有了改变世界的能力，毁天灭地再造天下的能力。
花县长组织成立丧葬委员会。这个丧葬委员会说白了就是垄断丧葬业，丧葬所要举行的仪式都要按照委员会的流程走。当然这里面阶级划分的十分清楚。比如说豪富之家死了人，最起码治丧要有三个月。这一个月之内要负责自己一甲之内所有人的吃喝，三餐必须有肉。烧车马要四匹马拉的豪车，房子要豪宅，棺木使用上等木材。事无巨细，安排的明明白白。如果严格按照标准办下来至少要花1000大洋，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吃个三年五载都很富裕。很多豪富之家也觉得这确实太浪费了，可是光棍斗不过势力。
二等人家，也就是说像刘福生父亲这样的小地主阶层。还有那些小资产阶级。这些人治丧时间要达到一个月，安排自己街坊四邻的吃喝。可以一日管一餐，但必须有肉。烧的车马是就是普通车马。如果说豪富之家烧的是劳斯莱斯，那么地主阶层烧的就是帕萨特了。棺木使用中等木材。这样算下来地主出一次丧最起码要消耗三年的收成。
最后是普通人家，治丧不得低于七天。安排自己五服以内亲属的吃喝。每日至少管一顿饭。对于烧什么不做规定，规格不能超过地主之家。普通老百姓紧衣缩食也就刚够吃喝，这几天要管这么多人的饭食。一年之中就得有一两个月饿肚子。
这样算下来，去世之后的葬礼对于老百姓而言是一个极重的负担。后来刘福生家在解放后之所以没有评上地主，就是因为1943年的时候家族里接二连三的有人去世，一年十二个月出了十个月的丧。不仅花光了积蓄，还欠了一屁股债。
在那个时候形成了一个专业的团体，专门吃丧。谁家有丧事，他比乌鸦都灵通，听着风就来了，胡吃海喝。这个时候本家大都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不过是多双筷子的事。老百姓辛辛苦苦的种田做工，居然吃不饱饭，还不如一个吃丧人过得舒坦。
所以说做人脸皮厚和心黑但凡占一样就不会混的太差。就怕那种死要面子活受罪，见不得别人受苦的人，自己泥菩萨过江还得顾着别人的感受。
对于农村最大的改变是这样的，往年是对着土地收税，现在对着人收税。
怎么解释这件事呢？比如说从前刘福生老爹有100亩田，这一百亩田如果产一万斤粮食，收取十分之一也就是一千斤。后来政府觉得这样收过分繁琐，因为每年要来核算收成，今年一万斤，明年八千斤的。索性定额收税就把总收成定为9000斤，每年交900斤就行了。如果没有田那就不收税。用现在的说法收的是资产税。这与清朝雍正皇帝时期的摊丁入亩一个意思。就是对着田产收税，不对人头收税。
现在变了，县里组织人口普查，登记造册，有了户口就得纳税。比如说刘福生家里的佃户，因为田产不是自己的只需要交给刘福生田租就行了。现在不仅要交田租，还要给县里交人头税。
其实这样做方便县里财政管理。基本上每年能够收入多少是可预计的。以前的时候人口少荒地多，很多地主就瞒报土地面积。这造成不能足额征税的漏洞。如果对着人征税的话，只要自己的工作人员认真负责就不会出现纰漏。
其实人类历史已经证明，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制度。就比如说收人头税。第一年的时候按照规定来征收。第二年是不是还要做人口普查统计呢？肯定不会。比如说刘福生的佃户，现在负担加重了，因为自己船小好调头。带着老婆孩子卷铺盖卷跑别的地方给人种田去了。但是他的户口并没有销户，还得征税。但是这一家确确实实不在本地了，那就摊派给所在的村集体。
这样一来，县里出逃的百姓不计其数，留下来的人负担进一步增加。进入民不聊生的新阶段。
往年农民都是交粮食，但是花副县长觉得收粮食会增加县财政负担。运输途中的损耗，储存过程中的损耗等等都要县里来承担。索性学习明朝张居正一条鞭法，改收货币。
这可就苦了种田的老百姓了，往年收完粮食交完公粮就算是一年的完结。现在收了粮食还要到县里去卖，只有把粮食换了钱才能交上县里安排下来的税费。但凡一个物件短时间内供大于求，必然导致价格暴跌。再加上无奸不商，那些收粮的商人趁机大幅压价。这就造成往年交一千斤，今年要交一千五百斤甚至是两千三千才能行。
花副县长早就预料到会有这样的后果，提前已经在各大粮商处成了大股东。
花副县长还假惺惺的成立了助农合作社，联合丧葬委员会发放贷款。如果没钱按照标准办理丧事，可以在县里办理贷款。如果没钱足额缴纳田税，助农合作社就给发放助农贷款。这些都是驴打滚的债，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今年不够贷款，明年不够又贷款。老百姓是越来越穷。
范军师活着的时候，种植鸦片必须按照十比一的比例种植。也就是说种十亩粮食作物，种植一亩鸦片。现在花县长取消了这个规定。美其名曰将自主权还给农民，让农民自己决定种植比例。而且花县长还取消了鸦片必须低价卖给县里的制度，自由买卖。
种十亩粮食也比不上种一亩鸦片的收成。加上现在县里征税的负担越来越重。农民是没文化，但是他不傻。这个账就是头驴也能算明白。省城做福寿膏的作坊收购价格比县里高出十倍不止。
这一年老百姓除了留出自己的口粮田，其他的全部种上了鸦片。
这一年老百姓确实过了一个肥年，那些全部种了鸦片的农户更是赚的盆满钵满。农民们觉得花县长简直就是活菩萨，观音下凡到清平县救苦救难的。这一辈子也没有见过这么多钱。
花副县长也是赚的盆满钵满，扩建的福寿膏工厂，今年的产量翻了二十多倍。名义上的范县长更是乐得鼻涕泡都出来了，现在不用参加那些无趣的会议不说，更是美女环伺，山珍海味数不胜数。今年的进项更是比往年高出数倍。殊不知有巨大的危险在后面等着他。
范县长的大公子范大成哪见过这个呀，自己在日本留学这么多年也没见过这么整的。靠着财阀垄断，工业精益求精，工人加班加点拼命才国富民强，现在清平县在花副县长这番折腾之下，居然财政收入暴增数十倍不说，老百姓还实现了财富自由。现在范大公子对花副县长仰慕之情犹如滔滔江水。
穆勒看出了其中的门道，觉得贩卖福寿膏是个好买卖。索性把什么狗屁总参谋的职位也交出去。购买了一大批福寿膏，借着洋人在国内的势力，四处售卖。
刘福生总觉得这么折腾没有什么好结果。但是又找不出具体哪里不对。现在自己真的成了孤家寡人，范大成成了花县长的铁粉。穆勒狠捞了一笔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自己的老丈人现在过上了醉生梦死的帝王生活。自己也借着关系倒腾点福寿膏赚点。
后来刘福生联系上了在天津已经晋升团长的姐夫葛天豹。还是葛天豹解开了他心中的疑惑。葛天豹告诉刘福生，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要开战。为了争夺华北地区的控制权。让刘福生多备点粮食以备万一。葛天豹千叮咛万嘱咐，千万要准备足够的粮食，这仗打起来就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
刘福生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一直觉得有问题的地方是农民不种粮食种鸦片，鸦片不能吃，真要是粮食紧缺了得饿死不少人啊。倒卖完鸦片，顺道去省城粮栈买了全家老小三年的粮食。自己就准备三年的，真要是打仗超过三年啊，再想辙。
自己提前偷摸的回到刘家洼，跟老爹商量找个安全的地方存放起来。不能让村里的老百姓知道，一旦走漏了风声，将来打起仗来，自己家就可能被乡亲们拆了。刘满囤现在已经是风烛残年，一阵风可能就能把他带走。
“我时日不多了。以前咱们佃户住的那个院子现在一直闲着。两个偏房以前就是放粮食的地方。你要是想放啊就放在那里。咱家的粮食啊再吃个两三年不成问题。你爹抠搜了一辈子，总还是防备着挨饿的。”
“可是我买了这么多粮食回来，就不怕乡亲们犯嘀咕吗？”
“你就趁天黑的时候来送，别一次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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