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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行那日，老曲在月台拉我的手，说：“小张，‘南疆烈火’等着你回来。时势造英雄，借这场伟大革命的东风，干一番事业吧！”
常欢林、马夏荷、凌凤华也是代表。我和黎平、常欢林是同班同学，夏荷是十八班的，凤华是十五班的，他们也都是高干子女。过去不曾打过招呼，这回同一个大座位，成红卫兵战友了。
夏荷说：“经常在版报上读到你的诗”。我笑笑，没有答她，因为此刻我的心已经飞到北京。
我没有到过北京，但从电影上画报里我对天安门广场已经很熟很熟，闭着眼睛我也能指出哪里是哪里。
我为时代骄傲，为自己自豪。在班上我什么都不当，中学六年写了十二次申请都不得入团。
现在的我一点也不感到遗憾。我已经是名正言顺的主席的红卫兵了。当然我懂得珍惜，我懂今天来之不易。老曲在帮我佩上红卫兵袖章时，语气深长地对我说：“你能参加红卫兵你不要谢我，要谢的话，你谢谭LF好了。”
我不懂谭LF是谁，他说是他母校毕业留校的一位学生，以后你会懂的。我不再多问。
总之，自从八·一八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戴上了红卫兵袖章，红卫兵便洪水猛兽般跃上了社会大舞台，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大破四旧，不久，泱泱大国便拉开了动乱序幕。
在此之前我曾三次申请参加红卫兵，都被拒于千里之外，不仅如此，竟还被打入另册遭排斥歧视；谁会想到是手中的这支笔改写了自己的命运。
而我的笔头硬，追溯起来有一半归功于我那五十年代末被遭驱赶回家的老伯，他被遣送回家劳动时把他十大箱书籍寄放在我家，那时我爸还在路局党委，从此这十大箱各色各样的书籍便影子般伴随着我从小学走进中学……
不知不觉中我蒙络上了对文学的挚爱，手痒痒的，每天都必写点什么才罢，从写长短诗开始了学生时代对于文学的追求。
凤华与我同龄，模样漂亮极了，肤色白皙又温柔得体。她的嫩脸上有几颗雀斑点缀，显得更美。
夏荷刚好相反，性格刚阳的不得了，我给了她一个母夜叉的绰号。没有第三人在场的时候她求我：“你现在完全可以喊我母夜叉，可有别人在场时喊我孙二娘好吗？”
如今，她和凌凤华一道，一左一右坐在我身旁。我发现她俩早已热泪盈眶，殷切地期待最幸福时刻的到来。
说句实在的，当初我对文革抱过欢欣鼓舞，也积极投入破四旧的行动。
可是当形势发展到大街小巷高呼“龙生龙凤生凤”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时，我脑后的反骨便发热冒烟了。
它使我忆起因家庭出身而被拒于团大门之外，曾令我自卑，当时还只知埋怨祖宗；到红卫兵时人们又拿我的出身限制我拒我于红卫兵外，这时我才悟到事情并非简单，而是社会的某种顽症，是对我及与我一样出身的诚实人的最大不公。
鉴于此，我后脑的这块反骨才渐渐地反过来，对一切不公皆极为敏感。而在我心的底层，便也知了此种不公产生的根由。
但我热爱祖国热爱社会热爱党的心永远不变，只是对不公的一面每有反感。这种反感我深蕴于心，丝毫不露。我给自己下定义：我没有罪，我的本质好。谁说我坏，谁才自己坏。基于这样的不服使我有一股倔强傲气，总有无穷无尽的干事业之力量。
这种力量是一种权威，自然而然地吸引一批身手不凡的崇敬者自动集合到我的身边，不管我有意无意或不愿我已别无选择地自然而然地成为他们的精神领袖，具有一种无形的号召力。
我想要是我出生在二十世纪初，我应当是个元帅人物，说不定今天也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