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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唐朝武功全盛之时，居住于西北的大量游牧民族或被迫归附、或主动请归。唐政府不断地将这些归顺的异族集中迁入内地，同时又维持这些异族的习俗和和信仰。这种异域文化必然对周边的华夏民族产生影响。
从世界各文明的历史进程看，要想实施永久的统治，政权的建立只是开始，文化的建设才是根本。要想使异族永久地归属，文化上的同化才是民族融合的根本手段（如同我们汉族的形成，血缘不是主要的，文化认同才是根本的）。
唐代对异族文化与传统的保存和尊重，对这些民族而言，可能是幸运的，但对华夏民族而言，是绝对不幸的，因为我们没有在实力具备绝对优势的时期对西北地区建立完全有效的统治，使这一地区因为文化同源而成为华夏文明的永久屏障。从中国历史进程看，这一地区历来是华夏文明主要危险的源泉。不幸的是，西北地区“胡化”的同时，存在着“汉化”的逆过程。这种“汉化”使得这些游牧民族不再是当年的吴下阿蒙，有机会近距离地见识中原王朝先进的制度和文化，促使这些异族迅速地摆脱愚昧，进入文明时代。这种不是同化的“汉化”，使这些民族在学习先进文明的同时，保存了自己民族的主体。
唐代适逢南北朝这样的历史大混乱之后，传统的华夏文化与道德伦理遭遇三百年的侵蚀和破坏，已经变质和衰败，迫切需要复兴与发展。然而唐代过度的开放，异族文化与宗教的进入，反而反客为主，成为学术研究的主流和学术成果的代表。最终思想开放变成全民思想混乱，边境开放变成异族步步为营；儒学冷落造成全民道德伦理的崩溃。试问唐代有何文治武功？
有唐289年，它给百姓135年的生平生活，却有150多年的战乱；有唐一代，中断了丝绸之路，丢失了西域，丧失了河南、河东之地。唐代的民族政策和开放的文化造成了宋代立国的艰难。从唐末的藩镇割据到五季乱极，中国经历了大约150多年的****年代（如果从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算起，则有200多年的乱世。在有明确记载的中国历史上，因连续战乱而引发全社会动荡超过10文字0年的时期并不多，从春秋算起也只有春秋时期294年、战国时期255年、汉桓灵三国时期120年、南北朝时期260年、唐末五代时期、太平天国民国时期98年）。钱穆穆先生曾言：“世有盛衰治乱。中国历史，盛世治世，人物活动少，表现亦少。
乱世衰世，人物活动多，表现亦多，其影响转深而大。此为中国历史一特征，亦即为中国文化一特征”。从春秋战国，到汉末三国，到南北朝，无不验证这一规律。然而唐末五代却是一个平庸的乱世，没有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文学家、大学问家、大道德家。有人可能讲这个时间与春秋战国相比太短，那么自汉桓灵二帝到三分归晋也不过120年，三国时期中国出现那么多杰出人物。太平天国至共和国建立，不过100年，这一时期中国也是人才辈出，群星璀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