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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唐朝zheng fu念念不忘的还是十姓可汗阿史那氏子孙，遭到了苏禄的反对，相比乌质勒及娑葛，更有政治眼光和谋略的苏禄吸取了前两者足够的教训，于开元五年勾引大食、吐蕃，谋攻取四镇，围钵换城和大石城，迫使唐于次年封苏禄为忠顺可汗，并对突骑施占据碎叶的事实予以承认，以焉耆代替碎叶为四镇之一。唐朝如此行动明显是出于无奈，而苏禄也并不是惟唐朝之命是从，而是开展多边外交，保持与吐蕃、**之间的关系，故《新唐书·突厥传》评价其“诡异，不纯于唐，天子羁縻之”[19]，两者关系微妙。但对突骑施的册封和让步，也使突骑施起到了该起的作用，迫使吐蕃绕道西北，打通由唐朝势力比较薄弱的葱岭地区进入西域的道路，无法大规模的发动对唐作战，被牢牢“钳制”在高原内，715年的拔汗那之战，扼制了吐蕃军队由北而南进入楚河流域的势头，吐蕃势力退入葱岭以南地区，同时，又通过针对葱岭一带的外交活动，使唐朝在这一地区的影响ri益增长，722年援救小勃律，大破吐蕃，由小勃律王率领本**队为唐朝镇守西门，于塔什库尔设立被称为“安西极边之戍”的葱岭守捉，[20]使吐蕃“累岁不敢犯边”，[21]这些活动与突骑施的作用是分不开的，同时，利用突骑施，不仅可以支援中亚诸国，而且可以在唐与新兴的大食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区，具有遏止大食中亚扩张的作用，而苏禄的活动也真正的成为唐王朝重要的边境保障，大食不敢轻易东扩。
但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唐朝奉行的册立阿史那氏的过时政策与别种苏禄的身份是唐朝所不能容忍的，唐王朝一开始就对苏禄抱有很大戒心，恐其与吐蕃联手，突破“钳形”扼制，加上后突厥汗国、新罗诸国，再一次形成强大的北边弧形包围线。开元二十二年（734）的绢马贸易冲突最终酿成兵灾，唐朝联合大食合力进攻突骑施，苏禄东败于唐，西败于大食，最终覆亡。突骑施的覆亡亦影响了唐军在西域的战略布局，冲突发生后，苏禄遣使请和时也提到了“以防大食之下，以镇杂虏之心”的请和理由，[22]但更重要、更现实的是734年吐蕃发兵攻破大、小勃律，“西北二十余国皆为吐蕃所制，贡献不通”，[23]重新突破“钳形”，对安西四镇构成直接威胁，并阻隔了唐朝与葱岭以西中亚各国的交往，唐朝在确立攻灭突骑施的决策的同时，已埋下了ri后怛罗斯之战的种子，也使得西域再度动荡不宁。
四、大食东侵打乱了唐的战略布局，唐的穷兵黩武最终导致“钳形”政策的彻底失败
唐与吐蕃针对“钳形”中间及外围地区的长年争夺，在很多程度上破坏了西域诸国的生产，这一地区地多沙卤，户口甚少，且累遭兵燹，唐军与吐蕃军队的拉锯战以及突厥各部之间的内乱，人口锐减是必然的，同时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生产、生活具有很强的流动xing，且受自然灾害的影响亦很大，后突厥汗国建立伊始，便遭受连续大旱的沉重打击，九姓地区“野皆赤地，少有生草，以此羊马死耗，十至仈jiu”，突厥人不得不“掘野草，食草根”，甚至人自相食，“自有九姓来，未曾见此饥饿之甚”，[24]无常的天灾又使得游牧民族采取武力掠夺的方式，不断南下袭扰水草丰美地区，致使战争不断，生产生活水平愈加下降。
另一方面，唐朝采取“以夷制夷”的方针利用蕃兵作战，让部落间互相残杀。而少数民族部落出兵协助作战，并非出于自愿，但又不得不服从唐朝的调遣，这种惨痛的经历在《阙特勤碑》碑文中被称之为“血的贡赋”：“你们所得到的只是血流成河，骨积如山。原会成为老爷的男子变成了奴仆，原会成为太太的女子变成女婢”。[25]这段历史在突厥历史学家眼中被认为是“一个可耻、堕落和蒙羞的时代”。[26]唐朝对少数民族的军事征发，加剧了唐与游牧民族以及游牧民族之间的矛盾，致使在很长的时间内西域处于时战时和的局面，给吐蕃可乘之机。同时，羁縻府州也存在缺陷，即贡赋没有明确的数目规定，这正好给边州都督可乘之机，重敛苛剥，掠夺少数民族百姓，过度驱使羁縻部众承担重役，又引起羁縻府州的动乱，被有心之人利用，引发民族冲突。开元四年，后突厥的暾yu谷积极招降九姓部落，“突厥降户处河曲者，闻毗伽立，多复叛归之”，[27]民族离心力的增强使唐朝开始在西域处于一个极其不利的局面。
在唐朝攻灭突骑施时，吐蕃乘机攻破大、小勃律，并将本国公主嫁与小勃律王为妻，小勃律的失守对唐军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故在击败突骑施后，唐朝竭尽全力开展了收复大、小勃律的活动，以期重新完成“钳形”包围。其中以高仙芝的西征最为著名。
天宝六年，唐朝以安西副都护高仙芝为行营节度使，率兵伐勃律。这次军事行动成功地诱斩亲吐蕃的小勃律首领五六人，并招降小勃律王苏失利之和他的妻子吐蕃公主，平定了小勃律，确保了唐朝的西门，吐蕃寻求突破“钳形”的企图再次破产。但此时的玄宗好大喜功，“天子有吞四夷之志”，[28]穷兵黩武成为唐玄宗后期的对外政策，不断的对外用兵，特别是天宝九年的石国事件，“安西四镇节度使伪与石国约和，引兵袭之，虏其王及部众以归，悉杀其他老弱”，[29]石国王子逃入“诸胡”，诉说高仙芝的贪暴欺诈行为，这次导火索事件引起诸国的集体愤怒，可以视为诸国对唐朝长期高压统治政策的总爆发，各国潜引大食，yu共攻四镇。高仙芝先发制人，深入700余里，与大食军队会于怛罗斯城，此时追随唐军参战的只有葛逻禄和拔汗那的军队，据薛宗正考证，不仅乌浒河水域诸国早附大食，而且河中粟特诸国也几乎全都改臣于大食，其中包括康、安、米、史、曹、何、火寻、石汗那以及黑姓突骑施。[30]显然，“诸胡”多处于观望或偏向大食的态度，而新附部落葛逻禄的临阵背叛，使得唐军大败，“士卒死亡略尽，所余才数千人”。[31]这次战役虽没有使唐朝在西域的力量受到太大削弱，大食的军队也没有乘胜东进，但唐朝在西域的绝对统治地位受到极大冲击，名义上，西域乃至中亚仍是唐朝的军事保护区，一些小国也寻求唐的保护，如天宝十三年东曹国王、安国副王以及诸胡九国王共同上表，请求与唐朝共同出击黑衣大食，但就我个人认为，这只是说明朝贡贸易对其具有极大的经济诱惑而已，对少数民族而言，贡品大多是本地的特产，以后突厥为例，仅仅727年一年，唐朝送给毗伽可汗一万匹绢作为“礼物”，而只得到了象征xing的30匹马作为“贡赋”，这种不对等的朝贡贸易对于少数民族来说，经济上没有多大负担，但从朝廷zhong yang获得了不少回赐，回赐物品大多是实用的器物和珍贵的缣帛，经济上有利于朝贡者一方，在政治上却不一定出自真心，故唐朝心知肚明地拒绝了，“帝方务以怀柔，皆劳赐，慰喻遣之，以安西域”。[32]
关于引发怛罗斯之战的石国事件，史书多归罪于高仙芝，“仙芝xing贪，获石国大块瑟瑟十余石，真金五六馲驼，名马宝玉称是”，[33]关于这一点是值得商榷的，败仗之后，高仙芝并没有受到贬职，不久以后便不降反升，这个被当代人称为“东方汉尼拔”的一代名将最后是死于安史之乱而非怛罗斯之战的失败，史书如此记录，只因“高仙芝，本高丽人也”，[34]后人将战败的责任推卸到这位一代名将身上的不恰当的。慎思之，怛罗斯之战是唐对吐蕃长期在地理上钳形扼制发展的必然结果，该政策是唐朝为保护河西、陇右、西域以防止新的北边弧形包围线的有力措施，它基本上限制了吐蕃的向外发展，“钳形”政策拖垮了吐蕃王朝，面对大食、回鹘、葛逻禄、南诏以及唐朝的打击，吐蕃王朝无力进一步向中原扩张，保证了一个盛唐的出现，是值得肯定的。但正如前面指出的，长时间的消耗以及统治者的穷兵黩武最终导致“钳形”政策的失败，长时期的与吐蕃的对抗也极大地消耗了唐帝国，怛罗斯之战后仅四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朝将河陇大量军队东调，西域、河西空虚，吐蕃乘机突破“钳形”的包围，将其势力发展到极致的同时又盛极而衰，到安史之乱后，唐朝已无力重新实现“钳形”包围，最终在贞元九年采取丞相李沘的建议，放弃原来的穷兵黩武的方针，北和回鹘、南通大理、西接大食、天竺，改善与周边各国关系，使得吐蕃疲于奔命，实力进一步被削弱，最终无力向中原进一步扩张，保证了中晚唐在边疆地区的基本安定。
[1]参阅金宝祥：《隋史新探》，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2]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第1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3]司马光：《资治通鉴》（第184卷），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5742页。
[4]刘昫：《旧唐书》（第194卷），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153页。
[5]王寿南：《唐代的和亲政策》，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年版第330页。
[6]欧阳修：《新唐书》（第216卷），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073页。
[7]欧阳修：《新唐书》（第216卷），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073页。
[8]司马光：《资治通鉴》（第201卷），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333页。
[9]欧阳修：《新唐书》（第216卷），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076页。
[10]薛宗正：《安西与北庭——唐代西陲边政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48页。
[11]欧阳修：《新唐书》（第215卷），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042页。
[12]司马光：《资治通鉴》（第202卷），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319页。
[13]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39——140页。
[14]董诰：《全唐文》（第219卷）崔融《拔四镇议》，转引自荣杰《怛罗斯战役辨析》，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15]司马光：《资治通鉴》（第205卷），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488页。
[16]刘昫：《旧唐书》（第97卷），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046——3047页。
[17]欧阳修：《新唐书》（第215卷），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066页。
[18]司马光：《资治通鉴》（第208卷），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608页。
[19]欧阳修：《新唐书》（第215卷），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067页。
[20]欧阳修：《新唐书》（第43卷），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50页。
[21]司马光：《资治通鉴》（第212卷），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752页。
[22]董诰：《全唐文》（第284卷）《敕瀚海军使盖嘉运书》，转引自余太山《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87页。
[23]刘昫：《旧唐书》（第104卷），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203页。
[24]陈子昂：《为乔补阙论突厥表》，见《陈拾遗集》（第4卷），转引自（《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编写组，《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6页。
[25]见《阙特勤碑》东第24行。
[26]李特文斯基：《中亚文明史》（第3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283页。
[27]司马光：《资治通鉴》（第211卷），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720页。
[28]司马光：《资治通鉴》（第216卷），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889页。
[29]司马光：《资治通鉴》（第216卷），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901页。
[30]薛宗正：《论高仙芝伐石国与怛罗斯之战》，xin jiang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31]司马光：《资治通鉴》（第216卷），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908页。
[32]王钦若：《册府元龟》（第973卷），中华书局，2003年版。
[33]刘昫：《旧唐书》（第104卷），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206页。
[34]刘昫：《旧唐书》（第104卷），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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