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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十天的整编修整之后，刘宇以郭嘉、田丰为军师，许褚、张辽为副将，管亥、严颜为偏将，加上随军出战的孙琳，率领六万大军直扑犍为郡，寻找马相叛军主力决战。马相的行动路线，刘宇其实是心知肚明的。在这个月底，马相就要由由犍为暗渡沱江，趁巴郡太守不备偷袭巴郡城了。所以这时往犍为郡去，只怕是连马相叛军的影子都看不到。既然知道了敌人的后着是什么，那将计就计一举击杀马相也就不是什么难事。但刘宇依然不动声色的带着大部队前往犍为，没有通知巴郡戒备。原因很简单，刘宇重视的是后汉书中记载的一句话“马相聚众至十余万人，遣兵破巴郡，杀郡守赵部。”
两川世族势力一直是刘宇的心头之患。自东汉立国以来，东汉历代皇帝就对地方豪强地主的强势感到头痛不已，但考虑到天下的稳定，东汉各代君主也只好对地方势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是太出格，也就由他们去了。在政府的半放纵态度下，东汉地主豪强势力历经百年而不衰。等到黄巾之乱时，在中央政策的支持下，各地地主武装的力量更是迅速膨胀，甚至发展到地方政府难以控制的境地。刘宇这次在成都演了一出戏，一顿酒席收走了五万私兵，但只要这些世家还在，就仍将是刘宇治下益州的毒瘤。追本溯源，世家到今天形成这样尾大不掉之势，除了在民间的势力之外，在官场上的势力也是他们家族的家运经久不衰的保障，就比如说益州赵家的官方势力就是巴郡太守赵部，任家的官方势力则是犍为太守任岐。对于这样已经在官方混出一片天地的世家势力，刘宇根本就不可能明目张胆的剿除他们，而且也不能采用像汉中那样的暗中手段，因为没有不透风的墙，西川世族势力盘根错节，稍有疏漏就会授人以柄，并引起益州世家与土著势力的反扑。所以刘宇只得借着马相这把刀的破坏力铲除掉这两个大毒瘤。虽然也许会对不起巴郡、犍为两郡的百姓，但也只好委屈他们了。
果然如历史记载，当刘宇带领大队来到犍为郡时，马相等人带领的十余万叛匪已经不见了踪影。犍为太守任岐携带粮饷亲至大营请罪劳军。刘宇宽言安抚了一下，便派出四路人马，每路一万人，前往犍为各处剿除马相势力。刘宇知道马相不在犍为，但他在犍为起事，根基都在于此，所以派出的这四路人马中，其中三路的确是去搜剿马相在犍为的势力，而孙琳和许褚带领的一万兵马却....
放下刘宇在犍为的剿匪行动不说，单说这震动整个益州北方诸郡马相现在在干什么。
马相，益州绵竹人，中平元年时，马相与临近各县数千人被益州刺史郗虑下令征为苦役，修筑蜀中道路。本来修路也是件有利于益州整体发展的好事，可问题是此时的益州政府根本就不能充分的保障这些民工的权力，连最基本的生存权，也不能保证。在他们的眼中，这些征夫的性命和猪狗的性命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长时间高强度的劳役使马相等人疲敝不堪，每天都有人死去，有累死的，有饿死的，还有不小心摔下山涧的。即便是他们像狗一样的苟且偷生，但换来的待遇却连狗都不如，监工的士兵官吏动不动就用沾了水的皮鞭抽打他们，有时只是因为他们自己心情不痛快，就会把怒气全部发泄到这些征夫身上。
应该说，中国的老百姓是最具忍耐力的，在国家强权的统治下，就算是过着如此悲哀的生活，他们也只是在默默的咬牙承受，就算心中是多么的痛恨当权政府，却没有一丝勇气站出来对抗国家暴力。马相他们就是这样，看着身边的同伴一个个死去，他们的精神都已经麻木了，有时甚至在想，也许死掉会更好，那不就解脱了。
这种没有任何前途的生活就这样持续着，直到中平二年二月，一群豫州人来到这里。这群人就是当时豫州黄巾二当家彭脱的残兵。皇甫嵩击败彭脱后，毫不犹豫的杀掉了几万降卒，这让豫州南部的其他黄巾残部吓破了胆，不敢再向朝廷归降，但又打不过官军，无奈之下只好千里迢迢跑到山川四塞的益州来避难。也许是天意，在前往绵竹的路上，这群黄巾残兵遇到了马相所在的这支征夫队伍。双方无意间的攀谈使马相听到了以前没有听过，甚至没敢想过的事情，也好像一阵狂风吹散了萦绕在他眼前的悲观绝望的愁云惨雾。为什么我们就一定要过这种猪狗不如的生活，那些城里的肥猪般的官老爷又比我高贵在哪里？为什么他们能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说什么天命，中原的那些地方官吏还不是被天公将军的部队，那些由像自己一样的贫苦人组成的部队砍下了脑袋吗？“王侯将相岂有种乎？”四百年前陈胜吴广的口号到了今天对于马相来说依然是那样的振聋发聩。不能再任由那些畜生欺侮！马相的目光坚定起来，他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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