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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远境内，除河套一带外，其他多数地方是沙漠，气候寒燥，加上这个时代的开发建设又严重落后，其可谓民国时代的贫瘠之地。
从1919年开始，绥远就频繁发生水旱灾害，加上兵祸匪患，民众生活极苦。而将绥远民众推上死亡线的却是从1928年开始的连续3年的严重旱灾。
对于1928年绥远旱灾，《民国日报》曾在当年7月8日的报道这样描述自春徂夏，滴雨未泽，二麦无收，秋禾未种，赤地数千里，竟无青草。”而《大公报》在当年7月、9月的报道中则称“固阳、武川、清河以及包西各县，……户口流离过半，绥垣、包头两处饥民鹰集，为数日见增加”，“全绥已处于绝粮之地”。饥饿之下，民众甚至连牛马粪便中的草籽都捡来入腹。
绥远境内受灾17县，粗略统计有汉、蒙人口240多万。在1928年蔓延绥远全境的大旱灾中，就有灾民1498000多人，占统计人口总数的62%以上。
大灾之下，尚有土匪为害。河套及大青山一带的马匪、山匪不但把持包头、黄河口等物资中转之地，以劫掠过往，还聚众围攻五原、临河两县，抢去粮食几万石。由于土匪肆虐，致使粮食无法从外地向灾区周转，灾民的境况也更加凄惨。
佘太、东胜两县，方圆数百里，人烟断绝。远处逃荒灾民途经两县境内时，因无从觅食，多饿死道旁。而男女老幼以绳索腰带勒死，或全家十余人同日自尽者，屡见不鲜。固阳全县二万余人逃散十之七八。萨拉齐、托克托两县向为繁盛区域，但天灾之下粮食难觅，饥饿难耐之下用来做脚力的牛马骆驼也被烹食怠尽。还有灾民因挖食田鼠、猫、犬而身染疫疠者，有因食苜蓿、蒺藜而致病者，有因食树皮草根枯槁而死者不下万余人。逃往甘肃、外蒙者约五六万人。包头为绥西重镇，交通便利，灾民聚集，不少青年妇女卖身求生，由火车载运而出，每日不下数百人，哭声震地，惨不忍言。
继28年严重旱灾之后，29年绥远又连续遭遇了地震、旱灾、山洪、风霜等灾害，灾情之重，居华北各省之首。
1929年1月，归绥西部地区连续发生两次强烈地震，毕克齐、归绥一带损失严重，平绥铁路为之中断。而自28年开始的旱灾却仍在发展。饥饿之下，灾民想尽办法求生。有人挖掘鼠洞，从鼠口中夺粮而食，却因此引发了鼠疫。河套一带的盐碱地上生长的一种草名为傔葱，其籽有毒，人吃了之后会导致面目肿胀，但就是这种有毒的草籽，身价也被饥民们抬高到每斗8角。
旱灾造成的恶果尚未结束，在29年的夏秋之交，绥远又遭受了严重的水灾，仅包头一地就淹没青苗700多顷，淤上等田地近800顷，冲没住房7000余间。此外，萨拉齐县东南各村均为水淹，归绥、托克托、凉城、兴和、武川、陶林等县又均遭水患。
水灾未过，霜灾又至。8月25、26两日，绥远东北各路遭受早霜，致使秋粮损失严重。其中，受灾最重之处为固阳、武川、陶林、兴和、集宁等县。集宁西经旗下营至归绥一线，因兼被水灾、霜冻，损失最为惨重。1929年12月，《时事月报》曾对此次霜灾造成的损失有过大致统计武川、陶林、固阳所种秋禾，完全冻枯，颗粒未收，被灾分数计在十分之六。丰镇、凉城、东胜、大佘太各县田禾，同时强半冻死。被灾分数，计在十分之五。归绥、托克托、萨拉齐、清水河等县受冻，亦在十分之四。集宁则地多山田，被冻情形，尤较他县为重。当此旱灾甫过，水灾未完，而又继之霜灾，不但夏收无望，即秋田所种之荞麦、小糜、小麦，亦复枯萎殆尽。”
对于29年绥远灾情的酷烈，当年11月份的《时事月报》曾刊载过这样的描述该处人民生计，至此已到山穷水尽之境，统计绥省人口约250万，现在灾民已达190万，占百分之八十。……甚至大人食小孩，活人食死尸，至食树皮草根，在绥省不以为奇。前中央派员及各国传教师曾先后调查，认该省灾情之重，实居华北第一。”
连年天灾人祸之下，灾民生存艰难，绥远的人口贩卖之风也日盛一日，致使绥远的人口结构严重失衡。绥远红十字会调查称所有土著灾民，未能远去，不得不茹苦忍痛，卖妻鬻女，以图苟活……约计全省可达十万口之多，为伶为娼者，触目皆是。始以晋北各县正式来娶，尚属正当；嗣后大批为人贩子贩载而去，竟以辗转牟利，甚至有先将已妇卖出，作为资本，携资来贩者。缘内地妇女，年事稍富，即可售得三百元至口百元，灾区所买，不过一百余元足矣。加以有所谓人牙子者，从中架空操纵，而卖人之家所得不过数十元。并买得一妇，附带幼女一、二口，有转卖其女，而自得其妇者；有转卖其妇，而白得其女者。其中十三、四岁之幼女，买到后即行合房，此弱小之女同胞，无辜被摧残污辱，诚天下之最伤心事。现在调查全省人口，男性占十分之九，女性占十分之一，将来人口繁衍上，实受重大之影响也。”
29年灾害的后果尚在延续，30年的灾害又接踵而至。1月9日，《大公报》登载《绥远通信》说，因天气奇寒，绥远17县几日内，“冻馁而死者150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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