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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5月底抗日同盟军宣告成立以来，冯玉祥等人就组织部队在察哈尔境内进行战前训练。而时任察哈尔省主席的宋哲元，虽然对冯玉祥在察哈尔搞的一系列活动不满，可也不愿与老上司兵戎相见，为了避免夹在冯玉祥和当局中间为难，在长城停战后宋哲元干脆称病，去了西山休养。
只是，当《塘沽协定》签署后，平津一带的形势已开始稳定下来，当局已可腾出手来解决抗日同盟军的问题。到现在，冯玉祥部接受苏联人援助的端倪已被当局所洞察，而抗日同盟军中有中共势力在活动也被南京、北平方面所掌握。这除了有不少人认识宣侠父的原因外，还和冯玉祥等人为了振奋人心，容许中共几百人掌握同盟军的宣传有关。而宣侠父、柯庆施等人为了实现该党上海中央将同盟军“赤化” 的意图，更是没少在部队中宣扬苏联大批援助即将到来的消息。
6月17日，南京政府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正式成立，并举行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要解决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问题。也就在同日，莫斯科的《消息报》刊登声明，否认苏联援助冯玉祥。不过，苏联的这则声明却分明让人感到一种“此地无银”的味道。
或许冯玉祥从某些渠道得知了北平方面要着手解决察哈尔问题，或许是他知道同盟军在察哈尔呆了近一个月已经让各界怀疑其居心，反正，在6月20日，冯玉祥及同盟军将领方振武、孙良诚、佟麟阁、吉鸿昌等人发布起兵通电，声称“重整义旗，收复失地，纵内外夹攻，亦非所惧”。
对于冯玉祥等人抗日同盟军的结局，赵振中已经心中有数。
《塘沽协定》签署不久，抗日同盟军此时行动，势必会遭到南京当局和日军的共同反对，这一大前提注定了其外部生存空间极其有限。
而同盟军内部成分复杂，各部心思不一，又注定了这支队伍无法持久。冯玉祥把中共势力拉进来，是想借此拉苏联的虎皮做大旗；而中共借用冯玉祥这块招牌，同样抱着“借鸡下蛋”，在同盟军里经营发展自己自留地的目的。实际上，察哈尔的中共前委曾接到上海临时中央、河北省委的明确指示，要将在中共影响下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发展成为红军”，带到河北、山西两省交界界地我建立新的根据地，实行土地**。
外有当局和日军的反对，内部又各自算计，抗日同盟军能走得远了，那反而倒是咄咄怪事了。
而赵振中对抗日同盟军保持关注，除了有提防冯部再次劫车、威胁到物资运输的原因外，还担心因同盟军的动作，将停战后云集在平、津、冀、察、晋、绥一带几十万大军给招引到察哈尔及平绥线一带。如果发展到那个地步，老蒋再有动用大军围剿西北“民匪”的念头，那根据地的压力可就太大了。
不过，看眼下局势，冯玉祥打的“抗日”大旗，至少使老蒋心有顾虑，一时还不会对察哈尔或西北根据地用兵。赵振中便将注意力投到西北根据地的建设上来。
西北根据地从开辟至今，已经有两年多时间了。甘肃、宁夏等开辟早的地方已经稳固，河西走廊西部以及青海等开辟晚的地方，也正在加紧进行各项建设。整个西北根据地现在虽还说不上翻天覆地，但其变化也是日新月异。
农业方面，整个根据地里除了清算身负血债的地主恶霸、土豪劣绅，并按照人口并结合实际情况分配土地外，还在这两年左右时间里因地制宜的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为根据地粮食丰产、丰收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这其中，水利建设效果最显著的要数张明瑞一纵所在的宁夏。
虽有贺兰山做屏障，可地处西北的宁夏，气候同样干燥，其农耕用水全赖渠道引黄河流水灌溉。宁夏平原原本曾有10大干渠，但因连年战乱失修，渠床外高淤塞，渠岸残缺，水量流失，不堪使用。在人民军进占宁夏之后，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张明瑞便在秋冬季节组织军民一起整修这10条干渠。到32年春耕时，不但原本的10条干渠投入正常使用，还新建了一条长达120公里的总渠。
分到了土地，人民军又减免了两年的田赋，此前一年又尝到了兴修水利甜头的宁夏民众，在32年秋冬兴修水利时迸发出了极大的建设热情。经过半年左右的劳作，到33年春耕时，不但已投入使用的11条干渠得到进一步加深、加固，还另外疏通、新建了8条中渠、1200多条支渠、3000多条子渠，合计全长近1500公里，可灌溉农田180多万亩。
180多万亩灌溉情况良好的田地，加上人民军又大力推广冬小麦、玉米、黄豆套种，丰收之后足可保证300多万人口的吃食无忧。也就是说，仅宁夏平原出产的粮食，就可满足西北根据地过半人口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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