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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的不可开交，甚至“皇位”易主，也都是老刘家的后代，不会便宜外姓人。
但久而久之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出现了。
刘邦在世时，这些人都和刘邦很亲近，可是世各三代后，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虽然“爷爷”、“叔叔”、“哥哥”、“弟弟”称呼的很亲切，但心里想的却不是一回事。我的就是我的，无论你是谁，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别想动我的东西。如果一旦动了，我就和你没完。
然而，还是有人会在他们身上打主意——皇帝。这种局面，“皇帝”是不愿意看到的，毕竟自己是无可争议的老大，为了确保自己合法地位，自然而然地要在他们身上做文章。如此一来，这些人会不谋而合地得出一个结论：皇帝不老实，相处需谨慎。
有了这个结论后，“很严重的问题”就出现了：皇帝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这对“皇帝”来说是危险的。虽然这些亲戚们平时表现的很规矩，但无时无刻不想着如何壮大实力，确保得利益，捎带提高安全系数。而越是如此，纠纷就愈严重，在相互拉锯的过程中，“兄弟相煎”就理所当然地发生了。
这大出刘邦的初衷。没办法，这也是“分封制”的副作用。当然后世我们所称呼的“军阀”，也存在相似的问题。
这个“副作用”，是很多皇帝们所头疼的事情。汉文帝刘恒头疼，汉景帝刘启也头疼。汉文帝虽然很头疼，但没敢轻易去捅这个马蜂窝，虽然也不动声色地做了一些工作，比如先后将齐国、淮南国各一分为三，不过总的来说，没在这方面搞出更多过火的事情。
但刘启却大不一样了，早在当太子时，晁错就在耳边宣扬“诸侯坐大”的危害性和“削藩”的必要性，其心里深处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这件大事。虽然老娘窦漪房建议他“不要操之过急”，但强烈的“责任心”，让他有些坐不住。
因此，晁错这份削藩策呈上来后，刘启把公卿、列侯、宗室等文武大臣召集一起商议。而这一次，朝廷上却出奇的平静，几乎没什么人反对。当然也有个例外，窦婴是唯一一个唱反调的人。
大家不反对也是无可奈何之举。申屠嘉强争了一把，死了；袁盎反对了一下，走了。混个一官半职不容易，没必要拿着身家性命和晁错死磕。既然皇帝你听他的要削藩，那你就削吧。
在“一团和气”的氛围中，晁错讲出了“削藩”的具体办法：觅诸侯之罪。也就是说，在去刘启亲戚身上挑毛病，按个罪名抓起来，趁势躲了他的地盘。
这真是一个简单便捷的好办法，也是一个不知所谓的办法。这种办法，只有晁错这种个不懂世事、不通人情的狠角色敢提出来。
而有趣的是，33岁的刘启却点了点头，认为这个办法不错。年轻，还是太年轻了。
晁错提出了办事方略，找到了解决办法，可他漏掉了一条：保障机制。
用他的话来说，“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可如果人家真要反了的话又该如何应对，却没能提出来。这对他来说是危险的。
应该说，他还是个没经世事的书生，只有谋划大略的智商，却没有付诸实施的手腕。一根筋似的往下捅，捅不死别人，就会捅死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