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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年底他发动的“广州起义”失败，900年底，他又发动了“惠州起义”，用他自己的话说，前一次，举国舆论“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而五年之后已“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而这五年中，清政府并不是越来越开明、宽容，反而越来越愚昧、**：先血腥镇压了温和的维新变法，又为了慈禧的一己之利而以全民族的灾难为代价向列强诸国同时宣战。
庚子国耻不仅彻底打醒了国内的革命先行者，也打痛了一心妄图享受的满清宗贵阶层。
在巨大压力下，清政府终于在906年9月日宣布进入预备立宪阶段。
对此迟来的顺应民意之举，国内依然万众欢腾，一些大城市甚至张灯结彩，敲锣打鼓，学生、市民、绅商集会、游行、演讲表示庆贺，这说明，广大民众、尤其是绅商阶层根本不希望、不喜欢革命，而是支持立宪。
但清廷并不珍视民情民意。在立宪原则上，它对权力的垄断甚至超过了日本的明治宪法。结果连温和的立宪派都极表反对：“政府宁肯与人民一尺之空文，不肯与人民一寸之实事”，开始号召“人民与之争者，宜与争实事，而不与争空文”。从90年月起到月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以地方士绅为主的“立宪派”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声势浩大，遍及全国。但清廷就是毫不妥协，不愿让出点滴权力，拒不开国会，反而采取越来越激烈的手段镇压立宪运动。
这样，在“立宪”与“革命”的“赛跑”中，支持革命的人越来越多。本来纯从“道理”上说，立宪派无疑更有“道理”。然而，它的理论的前提是清政府在压力下必能“让步”，实行立宪。如果这个前提不存在，则无论说得多么“有理”，终将无济于事。这一点，反对革命的梁启超十分清楚，他到了广大留日学生因清廷“假立宪”而由支持“立宪”到倾向“革命”的转变，确实，是清政府的所作所为才使青年相信革命派的宣传。所以907年初他发表《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指出：“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确是一语中的。
辛亥革命前夜的9年5月初，清廷出台了垄断权力的“皇族内阁”，实际向世人宣示清廷根本不愿放弃权力，结果使作为其统治基础的士绅阶层与其迅速疏远，最终弃它而去。清政府在政治上拒不变革，经济政策也倒行逆施，就在9年5月推出“皇族内阁”之时，它又宣布要将原本股份制的民营铁路收归国有。为了保卫自己的产权，以绅商为主的几省股民自然要发起“保路运动”。四川保路风潮相对激烈，最后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然而，四川的保路运动的绅商首领一开始坚持的是毫不过激的“文明争路”，他们刊发光绪牌位和以前谕旨中“庶政公诸舆论”“川路准归商办”两句话，令各家各户张贴，还要设案焚香。凡此种种，不可谓不文明、不温和、不理性、不克制。但清政府还是在9月初逮捕了领导保路运动的绅商首领，随后在成都开枪打死0余名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者！在此种情况下，立宪派都不能不倾向革命，革命就成为“宿命”。
苛捐杂税越来越重、民间愤怒越积越重、革命血仇越积越深，这才有了武昌一声枪响，天下群起响应，至如今不过区区半个月的时间，关内已有‘湖北、陕西、湖南、江西’四地革命者群起拥护，眼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鞑子之清廷即将寿终正寝了！
李汉的这一篇文，所用文笔甚是粗陋，便是易均室自认乃是贫苦出身，读起来也是不断皱眉，他、若不是这文的确扣人心扉、实乃近年难得的革命之拷问，以他之秉性是断不能允许这篇文登上报纸头版的首页！
也实在难为了张梅生，通篇文章立意甚好，所鞭所笞无不直指问题中心。只是以他之能想为其着色几分，却惟恐失了文章本来的意思，只好皱眉苦思，反复推敲有什么地方可以做些修饰！
这份报纸共有八页，其中不仅只有些有关天下大势、革命理论之辩，还刊登了不少军政府的施行政策、纲领，甚至还有军政府的一些岗位招聘，比如他最近便深感不足，想要多招募些高文化的学生兵，稍微培养一下，这些未来可都是军政府的高层将官、甚至科研人才。
见二人还忙着做最后一次校版，准备在中午前将出版确定并开始印刷，李汉打了个招呼之后悄悄离开了，他还有着一堆的时间需要去做呢！
出了就位于军政府驻地附近刚划出来的《中国之声》报纸的总部，他带上几个警卫，一路往李东来的办公处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