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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太多动力冒险。
在这一次改选中，参议院的六十个席位，复兴党获得了三十席，社会党获得了十二席，〖自〗由党和公民党选情也有所提升，总共获得了五席，宪政党五席，统一党四席，农民党四席，连遭打击的炎黄党空手而回。在众议院，改选的二百个席位中，复兴党获得了九十四个，而社会党获得了三十六席，〖自〗由党和公民党十二席，宪政党和统一党一共只获得了二十六席，炎黄党获得了六席，农民党十五席，独立参选人十一席。
不过，令复兴党头疼的是，选举后不久华夏农民党就宣布支持社会党的农村政策，并宣布与社会党全面合作，组建“公平同盟“社会党声威大震。
原本的国会里已经有不少复兴党员改换了门庭，选举之后，复兴党的优势被进一步压缩。
眼看社会党已经成为最主要的反对党，习惯于“代表全体国民“的复兴党还是决定按照郑鹰时代的惯例组建联合内阁，以弥合党争。
对于复兴党的联合组阁要求，社会党内部爆发了前所未有的争论。以激进派中执委，六年前宣布脱离华夏〖民〗主党的胡汉民为首，强烈反对加入复兴党内阁，认为“〖中〗国目前最需要的就是在野党而非执政党的附庸“。而秘书长兼代〖主〗席的周明根和大部分中执委则认为“加入内阁更有利于实践我们的主张“而且“复兴党在劳工方面的政策和我们现阶段的要求差距并不大“。因宣传工作得力晋升中执委的汪铭汉等中间派则努力调和，最终胡汉民等人被劝服，中执委投票决定加入联合内阁，但提出更多内阁席位。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复兴党不得不作出让步。除了劳资部长周明根外，农业部长李清文主动去职，转而受聘出任中华农业大学校长，把部长职位让与了华夏〖民〗主党的农民问题专家林子航。
林子航本人属于华夏〖民〗主党温和派，主张实际上与复兴党提出的农民政策大同小异。只是更偏向于对农村水利和交通设施的投入，以及信贷优惠这些方面上。
比较出人意料的，社会党中执委之一，前禁卫军少将肖剑正式接手警政部。不过。想一想这人原本曾任御前侍卫，是郑鹰一手提拔的亲信，大家也基本理解了其中的意思。
除此以外，根据国会批准的政府年度编制，内阁将原本隶属于农业部的水利局独立成部，统筹协调全国水利建设，社会党中执委赵铁群出任水利部长，提拔了一批水利专家。开始筹划更大规模的国家水利建设。
经过一番变动之后，复兴党总算是把社会党这个复兴党分裂出去的最危险的竞争对手拉到了联合内阁之内，算是形式上维持了“举国一致“的总体面貌，正准备借着奥运会之后的东风大展拳脚。没想到却迎面挨了一闷棍。
迟迟未到的全球经济危机，还是来了。
这次被拖延和压抑已久的危机，一上来就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了整个欧美经济体。
一开始，已经习惯于经济高速增长，而且也有过上一次危机经验的〖中〗国并没有太当回事。〖中〗国的建设正是如火如荼。出口订单早排到了下一年，各处都是欣欣向荣，反倒是很多企业摩拳擦掌准备和上一次一样，抓住欧美的破产潮再低价进一批机器。
但到了八月。欧美危机并未出现缓解，反倒从投机泡沫破裂演变成了实体经济的危机。并且首先反映在了〖中〗国的对外出口方面。欧美渠道商大幅削减订单，甚至不惜放弃订金乃至支付赔偿。取消了后续订单。尽管〖中〗国方面依靠在欧美直接掌控的一些零售网络，以及美国马歇尔百货等合作机构，还能保住一部分出口，但经济萧条已经不可避免地反映在了原材料价格上，印度，拉美，中东，南洋和北非等原材料产地出口额骤减，也开始削减对〖中〗国商品的进口。
经过“国家工业品牌提升“的一连串动作，文化渗透，和平外交，一步步扭转了国家形象，又借助东亚工业博览会全面展示了〖中〗国工业的成就，〖中〗国商品在欧美迅速打开了缺口。据此，〖中〗国工业界对出口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也据此进行了大规模的扩产，在欧美建立分销渠道乃至终端网络，寻找代理伙伴……
这一列刚开始疾驰的机车，却突然遭遇了断崖式的坠落。
复兴党为主的内阁面对危局，迅速商讨对策。
央行行长，复兴党干将马新宇主张进一步宽松信贷，降低利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同时由国家以财政资金对国有银行注入资本，为经济体输血。
社会党方面，周明根首先提出质疑，认为原本的信贷已经比较宽松，进一步放宽信贷无异于认为制造通货膨胀，而且这种放水是否可以冲销出口下降带来的需求缺口还无法确定。
财政部长，复兴党干将李登云倒是支持马新宇的看法，认为目前的情况和1900年那一次有些相似，应对也可以借鉴那一次的对策。信贷宽松是一方面，还可以紧急提升政府财政支出，包括扩充福利保障开支，追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放开部分城市地方债的额度限制等等。
交通部长詹天佑对此自然是双手赞成：他这边的铁路和公路建设计划，桥梁建设，原本就有五年，十年乃至十五年的长期规划，很多项目提前启动就是了。
唐绍仪本人面对这种情况，其实是偏向按照前次的处理来做。但他也不得不考虑社会党方面的意见：一方面是社会党在国会的席位，以及在各工会组织具备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他也很清楚：一旦通胀飞涨，刚刚有所提升的民生就可能恶化，社会就可能酝酿不稳。
这对于刚刚起飞的国家来说，无疑是非常不利的。
争论来争论去，最终只能作出妥协：首先是救急，国家财政向各国家控股的上市公司紧急注资，由这些上市公司宣布增持股份，稳定证券市场信心。央行停止加息和收紧信贷，同时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向各银行回购债券以释放货币。
然后是提前宣布下一年度的投资规划，并将部分投资项目提前，稳定市场对未来经济成长的信心；
接着又宣布了国家收购储备粮油的计划，稳定农产品价格和农民预期。
尽管动用国家预算外资金的项目还需要国会批准，但这些计划宣布出来就对市场产生了一些影响，勉强稳定住了濒临崩溃的情绪。
但随着欧美危机的深化，越来越多的不利消息见报，国家投入的资金消耗殆尽，而形势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
到了十二月，国内终于发生了近年来第一次大规模的信贷收缩，大批这两年扩张过快，债务杠杆过高的企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下一年的贷款来源断绝，无法借新还旧，而企业的订单也出了问题。
裁员潮，从一开始的零零星星，逐渐开始在一些地方，尤其是出口占比很高的沿海地区变成普遍现象。很多地方的失业经济申领处，登记的失业工人排成长队，一些家庭甚至搬出了公租房，住进了教会提供的免费地下室。
一股前所未有的经济寒流，让多年来一帆风顺的国家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到了这个时候，从内阁到国会，各财阀，乃至民间，每个人都不约而同地期盼着某个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