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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电两局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北洋的控制，这几年产生的利润大多被盛宣怀挪做私用。
袁世凯自从接手北洋，就盯上了这两块肥肉，一直在等待机会夺回这两家原属于北洋的产业。
机会很快就出现了，1902年10月，盛宣怀的父亲盛康病逝，按照惯例，盛宣怀得辞去所兼各项官职，为其父“守制”三年。盛宣怀不想放弃他手中所控制的企业，但又不能违背“开缺守制”的规定，只得上书朝廷准予开缺他所兼各差，另一方面却致电袁世凯请他帮忙希望能保留轮、电两局职务。
清廷此时由于财政紧张，也想将轮、电两局收归户部，于是下旨除仍然着盛宣怀保留铁路的督办一职外，其他所兼各差均准予开缺，另外还准备派张翼出任轮、电两局督办，以便“归入户部筹饷”之用。为了对付朝廷，盛宣怀很想争取到袁世凯的支持，于是就轮、电两局归属和人事任命等问题，电请袁世凯来沪相商，不料却是正中袁世凯的下怀。
袁世凯当天下午就到了上海，上海道袁树勋带着上海的一众官员到江南制造局码头上迎接这位北洋大臣的到来，当晚，袁世凯住在江南制造局。
第二天，袁世凯在袁树勋等人陪同下前往盛府拜祭盛康，随后便与盛宣怀谈起轮、电二局的管理及人事安排。
“杏荪啊，你现在因为守制，不能兼管轮、电二局，现在许多人都在打这方面的主意，其实你应该清楚，一旦让这些人得手，将来再想拿回来便十分困难了。你给我的电报我仔细想过了，还是先将两局收归北洋比较妥当。一来轮、电二局本就是北洋的产业，现在交回，名正言顺。二来你本是北洋的老人，现在这样安排也是暂时的，等今后复起，仍可继续督管北洋的各项洋务。”袁世凯一开始就表现得志在必得，表面上表现的象是很关心，实际上是劝盛宣怀老老实实地交出手上的权力。…。
盛宣怀心中极不情愿，推脱说招商局现在有一半是商股，关于人事安排需要召开董事会才能决定。
袁世凯早就胸有成竹，于是淡淡地说了一句：“那好啊，原来招商局会办朱宝奎正在北洋商务局做总办，我让他回来与你商量怎么召开董事会的事情。”
盛宣怀一听，浑身冷汗都被吓了出来，这朱宝奎是盛宣怀的常州同乡，与唐绍仪等是同一批留美幼童，后来被盛宣怀网罗到手下，极得盛宣怀信任。朱宝奎跟随盛宣怀经营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多年，对盛宣怀利用办理洋务的机会聚敛钱财、中饱私事囊之事十分清楚。现在袁世凯特意提起这个名字，是在警告盛宣怀你有小辫子在我手里，我是不想整你，否则轻易就能将你弄得家破人亡。
盛宣怀在老袁的逼迫下，只能乖乖地将手中的轮电二局交给了袁世凯。老袁轻易地就将轮、电二局弄到了手上，遂不再纠缠盛氏贪污轮、电两局公款之事，省得让朝廷清楚轮、电二局每年究竟能赚到多少钱，他也没了从中上下其手的机会。
老袁心满意足地乘船北去，不久即任命杨士琦出任帮办电报大臣兼招商局总办，这一趟江南之行算是满载而归，只有那盛宣怀恨得咬牙切齿，但也只能暂且忍耐，徐图报复。
林铄此时因到了年前，遂返回厦门与母亲团聚。
时有闽清人黄乃棠在召集乡民在南洋垦荒，林铄听说此事后即上门拜访。
黄乃裳是光绪二十年举人，在当时读书人中算是比较另类，因为他是个教民，就读于闽清教会学校，这样一个从小接受西方教育的读书人能够在朝廷的八股文考试中得中举人，也算是奇人。
黄乃裳由于从小就和教会接触，接受西方式的思想和科学知识，思想上本就属于新派人物。光绪二十三年，黄乃裳到北京参加会试不中，加之其三弟黄乃模在致远号上任二副，于黄海海战中壮烈牺牲，甲午战争的失败和黄乃模的牺牲激起他积极寻求政治革新、富民强国的热情，参加入维新派的政治活动中。
戊戌变法失败后，黄乃裳受到朝廷的通缉，逃回福建，其后为躲避追捕而去了南洋。黄乃裳在南洋见到很多地方地广人稀，土地肥沃，即动了从国内召集失去土地的流民在南洋垦殖荒地的念头。
光绪二十六年，黄乃裳与沙捞越王正式签订垦约，以“港主”的身份，承包了诗巫的垦殖权，并把这块地方命名为“新福州”，同时成立新福州开垦公司。他一面筹办公司，一面又亲自回国，招募以农民为主的各种人去南洋进行垦殖。
黄乃裳此时遇到的最大困扰是资金问题。
黄家本就出身寒微，后来由于兄弟几人做了官才略有积蓄，但终归财力有限。林铄见到黄乃裳后表示愿意向新福州公司进行投资，这无异于雪中送炭。最终双方商定，由林铄投资二十万银元成为新福州公司的东家，而黄乃裳则作为大掌柜在公司拥有两成的身股。
林铄与黄乃裳合作迈出在南洋进行屯垦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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