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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不了,不过该出的钱,杨记会替他们出。从明年开始,我会安排人来付钱,如果谁敢抗税,尽管以王法对待。”
李承功笑着摇头道:“缇帅,不必如此。如今这不交赋税的,不是你一个,有的人不过是个举人,也有着几千亩田地,保着自己一族人不负徭役。这种事官府不是不知道,而是管不了,与他们比起来,缇帅反倒是真的不用承担赋税,这交钱的事,也大可不必。”
“李方伯说的这种事,下官也听说过,一些举人仗着有功名,就敢带头抗租。也正因为有此积弊,苏松才欠税粮数百万石,是可忍,孰不可忍?下官身上担的差事里没有催收课税的事,也就不好越俎代庖,但是下官名下的产业,却必须带头交税,这个规矩,别人可以坏,我不可以。您只管收好,过了年,我派人来交钱。还有杨记在城内的所有生意,谁要是敢不交税,方伯只管下令捉人。”
在他离开布政衙门不久,这番发言和行动,就在南直隶范围内传播开来。东南地面,聪明人还是有不少的,这些话和行为,被人一分析,就有人猜出来,他这一番举动
,很可能是要对赋税这一部分下手。
东南的大族豪强,历来有着抗税的优良传统,元朝实行的包税制,让这些名门大多成为包税者。通过这一身份,为家族聚敛了海量的财富,大笔的产业,交不出税的平民,就得把自己的田地卖给这些地主富绅。另一个时空里所谓明朝资本主义萌芽,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农人失去土地,只能进城想办法,然后就出现了雇佣工人等事。
那些大家族倒也不是想把人逼的造反,他们会给这些人一条活路,给他们一口饭吃,他们要的只是田地,毕竟对他们而言,不管金银财宝还是古董奇珍,都不如田地来的可靠。
大明建立之后,他们的生活并没受太大影响,由于浙直是科举大省,朝廷官员里,有一大半是南方人。他们要么是出身名门望族,要么也与这些大家族有关,在朝廷里向来为这些大族说话。朝廷需要增收钱粮赋税时,这些大多会出来替家乡鸣冤,诉说着家乡的艰辛,希望皇帝减免家乡赋税。
当这样出来的大员够多,形成了舆论上的压力,就算是天子,也得考虑一下人心,最后只能不了了之。即使硬要推行,也往往被下面的人挡回去,并不容易收钱。
对于东南的豪门来说,他们已经习惯了不交税,或者少交税。像是杨承祖做海贸,如果是损害了其中一部分人利益的话,如果他真要收税,那差不多就是侵害所有人的利益了。
这件事如果真的做了,刚刚平静下来的南方,可能还会出新乱子,但是杨承祖并没有着手去做,最多还是在一种猜测的状态。单纯因为一个猜测,就跟某人不死不休,未免太不成熟。如果这个人还是天子宠臣的话,就更要谨慎处置。谢家的血还没干,没人愿意冒失的一脚踩进必杀陷阱里送死。
经过一番简单的磋商之后,几位东南的头面人物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惹不起躲的起,不能跟他动硬的。既然不希望他在东南搞风搞雨,还是好说好讲,把人送出东南,让他早日离境。另外一方面,就是把手伸到了他的内宅,用传统但有效的手段,开始在他的内宅里制造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