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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压力。而我,也只好让他们明白,我能像一个正常的孩子一样上下学,嬉闹玩耍,开开心心的度过自己的童年,再也不让他们操心。
其实,我很小就已经知道了答案。
也许是因为我天生记忆力就很好,也有可能是比别的孩子早熟,五岁那年发高烧的事母亲只在几年前念叨过一两次,虽然后来她明显意识到我渐渐长大,之后就闭口再也没提过,但那些事情,因为早已深刻在我的心里,加上小时候那些琐碎极其难忘的记忆碎片,让我找到了答案。
全家之所以搬到大城市,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我的眼睛可以看到某些让正常人害怕的东西!
很小的时候我家还在广西很偏远的一个小村子里住,这里民风淳朴,衣食无忧,人们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
那年,我刚过五岁生日,之后,随着爷爷老逝、奶奶病去、姥爷也走了,家里正蒙蔽着一阵雾霾,就这样,好不容易度过了三个月的哀伤,我的突如其来的一场大病让父母再次揪心起来!
记得村里有个体貌粗狂,叫做‘铃铛’的贩子,人很好,每周他都会拉着马车来我家门口一次,然后吆喝着:“胖大婶,我去镇上买东西,有没有需要给你家娃崽捎带的东西?”
母亲每次都会大声嚷嚷着回应,然后给他列个家里需要购置的清单。
因为母亲步入中年才有的我,算是老来得子,在农村看来是极不易的事情。但因此我母亲年近四十时显得比同龄人更老,加上个子高身材胖,村里人就都喜欢叫她胖大婶。
“胖大婶,你家娃崽咋样了?”铃铛对我一直都挺关心的,记得他曾送过我一块白玉,我至今还留着,他叮嘱我说这玩意儿要随身带,久了就会有灵性,最关键的是它能帮我抵挡阴气。
娃崽是‘你家孩子’的意思。
母亲说过,五岁那年我连续发了七天高烧,就是铃铛替我张罗着,还带着父亲为我到处寻医。
村头的‘大郎中’、山里有名的‘坡脚医’、还有镇上的医生都替我诊过,可就是没甚办法,烧虽然退了,可后遗症久治不愈。
药方子倒是抓了不少,各种当地土计也都用了,到后来我都快成了药罐子,却依然不见效果。每天只要一过晚上十二点,保准会持续低烧,还会梦呓,说些乱七八糟的话。
父亲母亲因为担惊受怕,几乎没睡过一天好觉,生怕我一蹶不醒。
镇上有名的医生说这娃就算好了,估计脑袋也会糊涂的!意思就是,我要是不死,那至少也是个神经病。
母亲为了我的事没少偷偷哭泣,年过四十就已经银发满布,像个婆婆一样,父亲更是一闲下来就开始抽烟解愁。
直到有天,铃铛兴奋的跑到我家来,拉着我父亲远远的躲着我和母亲小声说话。父亲的脸色变了又变,最后无奈的点头。
铃铛走到我的身边,微笑着摸着我脑袋说:“小康,跟哥去趟山上的道观,哥给你买好吃的!”
不懂世事的我,听到有好吃的,自然欣喜,根本没注意到母亲难看的表情,和父亲古怪的眼神,一个劲的点头说好。
我并不知道,父亲一直以来都不信奉鬼神,母亲更是对那种事向来恐惧,虽然在我们那个农村,广有传言、事迹,但其实真正发生的案例还是鲜有的,大多数都是以讹传讹,较为真实的估计也就是不小心碰到丧事变故、夜里猫鸣狗吠、坟摊鬼影……最多只是鬼打墙。所以当铃铛把将我送到山上先生那里的时候,父亲是强烈反对的,虽然不知道铃铛是怎么说服父亲的,但我晓得父亲应该也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选择相信他的。
村子依附一座鸡头山,山上的道观是清朝咸丰年间筑造的,但随着建国、文革以及改革开放的冲击,道观几乎无人问津,到二十一世纪,那所道观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先生,一个是道童,听母亲说那个道童还是先生在河湾捡来的孤儿。工作之后,常有同事说广西民间鬼事多么频繁、怪异,我都是附和的笑笑,真正去过广西的能有几个,大多数都是在网上听的谣言,而且故事梗概不知被人串改了多少遍,原本平淡无奇的事情在接二连三的转述早已变了味道。
这里介绍下这个先生吧,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没有他,也许就没有现在的我,至于那个道童,更是我如今最好的兄弟。
道观很冷清,我一边嚼着糖一边拽着铃铛的衣角进门,刚踏进去观堂一步,我就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一边叫,一边捶打着铃铛闹回家。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观堂上供奉的三座神位,乍一看极恐怕,特别是中间的那人,仿佛能洞穿一切,令人浑身发凉。
“小康,不要怕,这是神,是道家的三位祖师,人称三茅真君,快跪下磕头,他们能帮你治病的!”铃铛按着我的肩膀,让我跪在蒲团上,朝三个神像拜祭。
磕完头,我一个劲的求铃铛带我回家,铃铛哄了我几句,看样子似乎还在等人。
突然,观堂外猫着一个瘦小的身影,我心里一骇,铃铛已经拔腿冲了过去!